“打工博物馆”的特殊表达:第一件展品是暂住证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打工群体，不断打破自身的沉默。据说这是第一个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打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对自身的一种特殊表达

　　文/周丽娜

　　村外的马路边有一块蓝色招牌，拐弯箭头旁写着“格拉斯小镇”。“工友之家”全职工作人员王德志拍摄的纪录片《皮村》，曾提到过这个别墅区。他配的画外音说：“打工的朋友们，好好干吧，省吃俭用只要八年，让你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平米欧洲别墅。”

　　“厂房，展厅，博物馆！”

　　2007年5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孙恒，吃过晚饭，走出“工友之家”在皮村办的同心互惠商店，到村子里随便走走，为商店寻找库房。

　　他头顶上不时有飞机的声音——这个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村子，正在飞机航线下。

　　从皮村到北京市中心是40多公里。坐车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50多分钟。如果没有要办的事，孙恒和同事很少进城，和本村的1000多常住人、5000多外来人生活在一起。

　　他走过13元的火锅、18元的皮鞋、19元特卖场、生意不断的露天台球桌、熙熙攘攘的电话亭……这里为村里5000多名外来人提供廉价的吃穿用住，而这样的商业街，几乎在北京每一个城乡结合部都能找到。

　　孙恒一边回味着昨晚与同事王德志、许国健、姜国良关于“记录打工群体历史文化”的讨论，一边往前走。右拐，走入居民区，和几个熟人打招呼。往西走，到了皮村的厂区。这里的私人小工厂，为本村的外来人口提供部分就业机会。

　　“出租”，路边锈迹斑斑的铁门上挂的一块破木板，引起孙恒的注意。他趴在铁门外，往里看，院里一排闲置的厂房。“厂房，展厅，博物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电光石火间，几个跃进的词语“呼”一下点燃他和同事们多年以来的梦想。

　　孙恒马上掏出手机，按照木板上留的手机号打过去。住在附近的房东，正为荒废已久的厂房租不出去而犯愁，接到电话，很快过来开门。

　　这里曾经是一家琉璃厂，院子里稀稀拉拉地种着高粱，地面凹凸不平，中间还有一个大坑。厂房里没有设备，空荡荡的，裸露着未经粉刷的水泥墙面，角落里还可以找到被随意丢弃的琉璃砖瓦。

　　第一件展品是暂住证

　　孙恒奔回办公室，将这个消息告诉王德志和许国健。

　　“办博物馆啊，那我得把那几个留着给孙子辈看的暂住证捐出来。”王德志半开玩笑地说。因为想上春节晚会说相声，1995年就来北京闯荡的他，说起暂住证，有一肚子的故事。

　　1999年国庆期间，派出所不给外地人办暂住证。十一将近，留京的打工者疯狂地办暂住证。很多人凌晨两三点钟就到丰台区岳各庄派出所门口排队，但排到第二天下午也可能办不成。他去办证那天看到，为了防止排队秩序混乱，先来的人还主动给大家发号，排了好几百个。派出所一开门就全乱了，办公室门里门外全挤满了人。办事人员说：“不排好队就不给办！”双方僵持了一个小时。

　　王德志跟大家讲理，安排大家排队，但自己还是没办成。当时办暂住证需要身份证、房屋租赁许可证、正式工作单位证明等很多证件，租赁许可证就很难拿到，大多数人找不齐。

　　没有暂住证，王德志只好天天躲警察。最怕的就是五一、十一。警察一来检查，房东就让他出去，或者把他锁在屋里面。

　　因为暂住证，他还被逮过两次。1999年，一个联防队员在菜户营地区街上截住他：“暂住证！”“那时候我有暂住证，但我老不服，(他们)不拿我们当人看。”王德志说。因为顶撞联防队员，他被关了两个小时，最后服软说了好话，才被放出来。

　　还有一次，他在西四环租房子住，理发出来就被警察查暂住证。没有随身携带，马上被警察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腰，一下子拉上吉普车，拖进村子大院，和好多人一起蹲在地上。王德志相声师傅的儿子就在这个村，跟警察套瓷才被放走。

　　王德志还把攒了多年的《首都公安报》副刊《打工者周刊》捐给打工博物馆。刚来北京，他期期都买。副刊停刊，他还盯了好长时间，看他们确实不办了，才不得不放弃。今年8月份他完成纪录片《皮村》，这也将收入博物馆。

　　3个年轻人搜集了大量的工友信件，暂住证、健康证、工作证、被老板拖欠的工资单、用过的工具、穿过的服装、口述访谈录音等。

　　博物馆要为打工者NGO设立一个展厅，还要在博物馆兴建民众小剧场，举办演出、展览等活动，创造打工群体新的生活方式。

　　孙恒拿电话向马小朵、打工诗人许强征询意见。电话中马小朵不断地说：“我付出了二十多年的青春。”

　　1982年，高中毕业的马小朵离开江苏农村老家，到北京当保姆。从16岁到22岁，这六年中，她读英语夜校，上民族大学自费大学中文专业。但她没有城市户口，又不是正式文凭，回家乡也当不了老师，又回到北京，在一个出版社干临时工。在那里，遇到她的爱人。

　　1990年1月1日，别人都在家过节的时候，马小朵坐上冰冷的列车，身上带着仅有的600块钱，来到一个人也不认识的深圳。1992年，中秋节前，她和爱人结婚。因为身体的虚弱及“准生证”的困境带来的两地奔波，1993年，她失去第一个孩子。

　　怕深圳的户口出问题，她又回深圳上班。每天下班后蹲在屋里用电饭煲熬中药，喝了整整三年。1997年生下女儿，她觉得自己人生的任务终于完成。

　　她仍然被打工妹群体所深深吸引。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中国妇女报》搞打工妹集体婚礼的消息，她多次辗转打电话找到办活动的“打工妹之家”，成了那里的会员和志愿者，后来又成为那里的专职工作人员。

　　2005年3月8日，自己创办为打工妹服务的同心希望家园。

　　马小朵告诉孙恒，她愿意把自己早期的照片、暂住证捐给博物馆。孙恒还邀请她在博物馆建成后来做一个演讲，将录像放在博物馆专门的音像展厅播出。

　　 平地起平房

　　许强答应帮助搜集历史资料，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发展委员会的委员。

　　一年四万的租金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问题。但多年的NGO工作经验提供了解决办法，“弄成项目形式，找基金会”！孙恒给香港乐施会项目官员王英瑜打电话，跟他约定第二天就过来看厂房，商谈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项目。

　　王英瑜看完厂房，对他们的想法表示肯定。一个星期后，工友之家上交项目计划书。两个月后，项目得到批复，乐施会提供一年四万元的场地租金和其他运作费用资助。这个批复速度非常快，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乐施会的项目审批至少要半年，通常是一年。

　　7月12日，工作繁忙的孙恒记不住很多细节，但对这个日子能够脱口而出。这一天，租房协议签订。

　　撂下笔，孙恒马上给在开封当音乐老师时认识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把在北京当保安时办的暂住证和在杭州当了两年保安穿的保安服寄过来，放进博物馆。

　　听说要办博物馆，一脸络腮胡、黑框眼镜、穿迷彩服、声音洪亮的山东人程化旭，5月份就辞去打工子弟学校明园学校美术老师的工作，来到这里。

　　他三次高考没考上菏泽师范美术专业。在家乡山东菏泽干过木工、电焊、钢筋工、建筑，开过广告公司。因为不放心被选入武警部队跆拳道队的女儿，他2000年也带着妻子来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上首都师范大学夜校的美术班。加入孙恒的队伍，本来是为了以后有更多的时间专心搞美术，但给他的第一任务却是博物馆建设。

　　要把占地两亩多的废弃工厂改建成博物馆，平地起平房也不是容易的事。程化旭和同心实验学校校工孙斌带着来自济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四十多名大学生奋战了一个暑假。

　　大学生们晚上住在博物馆厨房旁边的上下铺简易宿舍，白天把院子里的杂物埋进坑里，再把坑坑洼洼的地面弄成平整的广场。他们跟着对面涂料厂来帮忙的工友学习粉刷墙壁。充满激情的大学生连腻子粉和水的比例也要认真讨论一番。

　　程化旭还在院门的左边自己砌了一个洗澡间、两间画室。他用切割机、电锯，把学校捐的压合板桌子改成博物架。

　　他在院子的墙根下种了一小片绿油油的菜地。还计划在院子里栽点果树花草，把博物馆弄成农家小院的样子。

　　在这个暑假，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谢英俊的六七个学生，也受邀来到这里，在离画室四五米的地方建成屎尿分流，用后洒上一勺干灰的生态厕所。

　　此时，皮村的同心实验学校内，四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正在参加绘画摄影夏令营。孩子们画自己的梦想，把老师发的12台数码相机带回家拍摄自己的生活。这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国际发展机构“国际计划”和工友之家合办的“流动的心声——北京流动儿童发展教育试点项目”中的两项内容。

　　暑假结束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初显雏型。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他们马上就迎来另一个挑战：把孩子们摄影绘画作品汇集起来，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博物馆的第一次展览。

　　第一个展览是“打工子弟绘画摄影展”

　　“国际计划”的项目官员，原计划在市里找一个文化宫展出这些作品，但孙恒认为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办更有意义。7月，“国际计划”派人来看场地，同意他的建议，把开展时间定为9月20日。

　　通常的展览至少要提前半年准备。在如此紧迫的时间下，“工友之家”只能求助大学生社团。8月份，大学生志愿者开始联系打工子弟学校，发放宣传品和收集作品。他们向一万个打工子弟发出参展邀请，收集到5000多幅画作。

　　从9月10日开始，程化旭带着大学生志愿者开始昼夜不停地挑画、装裱、粉刷墙壁。9月19日，开展前一天，日本帐篷剧团在博物馆的院子里热热闹闹地演出，第二天他们离开，在院子的尽头留下一个类似“鸟巢”的蓝色半球形钢铁支架，成为博物馆的又一景观。

　　9月20日，“流动的心声”首届北京打工子弟绘画摄影戏剧表演作品汇展开展，孩子们的画被分为“情感”“生活”“家乡”“教育”“梦想”等专题，挂满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5个展厅的墙面。

　　“我的老家在四川，我们上学的路很难走，所以我画了一条路，画路的原因是我很希望能早点修成这样的路。”红旗小学的王云(化名)用红色的笔在纸上写下这些句子。句子的中间，是一条黑色的曲折的路。

　　“我们家是种菜的，妈妈爸爸常常在地里，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我希望我们全家能在一起吃顿饭，我虽然画得不好，可是我特别想和他们在一起吃饭。”这幅画上有褐色的爸爸、黄色的妈妈和绿色的女儿，三个人围着圆桌，桌上摆着三个饭碗，菜只有摆在中央的一条鱼。

　　“我想当医生，帮穷人治病。”“十年后的北京，我们来自农村的孩子也住进了楼房。”“我的家呢？我想有个家。”图的左下角一个小男孩在城市密集的高楼大厦、汽车和街道中迷茫地说。

　　“我第一次来北京上学，我就不想回家。如果我的家在北京多好，就不会和老师分开。”明园学校六年级的张梅梅还在画中贴上了自己和朋友的大头帖。

　　这是一次仓促而简易的展览。10月27日，展览已经结束，刷墙的石灰浆的味道还没有散尽，展厅的墙角堆放着还没有挂起来的画框和摄影作品，窗台上和地上放着金狮松节水、合乐家庭环保型装饰胶，门边甚至还有一台缝纫机。院子里还杂乱地堆放着木板、电焊、电锯和钢管。中央财经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的大学生们在展厅内开会、参观，跑来跑去，要把这批画运到各自的学校去巡展。

　　何谓“打工群体历史展品”

　　在孩子们的梦想挂上展厅墙壁的同时，搜集打工群体历史展品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6月17日，打工青年艺术团到深圳进行巡演。许强也受邀从苏州赶来为工友朗诵他的作品《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这次他带了自己主编的《打工诗歌精选》和因成为《20年·20人》电视专题片中一人而出名的安子本人签名的《中国第一打工妹安子传奇》捐给博物馆，并介绍一些最早到南方的打工诗人给孙恒认识。

　　9月8日，打工青年艺术团到东莞麻涌镇巡演，演唱《打工号子》《打工打工最光荣》《天下打工是一家》等原创歌曲，许强再次参与。当天晚上十一点，演出结束后，大家去吃夜宵，许强又介绍了一些当地的打工诗人给孙恒，其中包括林灵。听到孙恒说他们正在建博物馆，要搜集展品，林灵激动地马上骑自行车去家里把1996年出版的《打工报》、第一期《打工作家》、2004年第三期《南飞燕》和一些自己的诗集拿来给孙恒。

　　1996年的《打工报》对于林灵有特殊的意义。那是他高考失利出外打工的第四年，在做过印刷厂车间打杂、建筑公司文员、自由撰稿人之后，中山市劳动局主管的《打工报》老总亲自开车运行李，把他从广州接到中山，任《打工报》记者。这是他的第一份以写作为生的正式工作。但这一年8月，因为种种原因，该报被停办。在此后四处任职的记者生涯中，林灵办过《打工作家》《南飞燕》，出版过自己的诗集。

　　林灵最乐意说的还是写打工群体的经历。他曾经在小旅店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每天采访一个人，写出系列新闻《夜宿杏花旅店》，记录南下打工处处碰壁的广西人白海、工地拖欠工钱回不了家的邓根全、推销花苗的山东大汉刘倾东、浙江来的讨债人陈金满、夜归的业务员张柄林……

　　孙恒和林灵相谈甚欢，一直聊到深夜。林灵告诉孙恒，博物馆随时可以来把他搜集的半屋子剪报拿走。

　　第二天回京，孙恒又接到家住来广营的30多岁山东籍女性工友的电话，表示可以把自己的老照片、家信、打工时的照片、自己在摊煎饼之余写的诗都给博物馆。

　　除了搜集展品，“工友之家”的年轻人，还计划着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排演民众戏剧、建立资料库，开发文化产品和承办培训教育。博物馆里一个搭满了五颜六色的帐篷的展厅，是10月31日开始的“工友社工人才骨干培训班”的学员们住的地方。

　　12月，院子里将举办打工文化艺术节，全国范围的打工诗歌朗诵、戏剧等艺术节目将会汇聚到这里。

　　秋天的黄昏，蓝色衬衣罩在白毛衣外面，灰色裤子，黑色白边保温鞋的孙恒站在“鸟巢”旁边看着刷白的展厅，他的背影很像一个看着自己庄稼的老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