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福娃”乞讨记(组图)

五“福娃”

从左到右：老大刘贝贝，男，“睡神”，内向。老二刘晶晶，女，“悍女”，能干。老三刘欢欢，男，“帅哥”，稳重。老四刘迎迎，男，“车手”，爱车。老五刘妮妮，女，“美女”，温柔。

　　五“福娃”乞讨记（组图）

　　刘永旗（爸爸）认定，三胞胎以上的多胞胎家庭，政府得管起来。他想到了低保。但是，在河南，这个规定还属于空白，因为“没有对于多胞胎家庭的救助政策”。于是，刘永旗给国家民政部写信，试图就全国比较普遍的“多胞胎”问题，给“多胞胎”家庭要个“补助”政策。

　　特约记者 方颖 王银廷 河南郑州报道

　　五胞胎，2006年2月26日出生，河南开封杞县板木乡洼刘村人。

　　老大刘贝贝，男。

睡神。内向，倔强，执著。哭起来没完没了，难以抚慰。

　　老二刘晶晶，女。最强悍，也是最能干的，是她带领着兄弟姐妹先后学会了走路和说话。

　　老三刘欢欢，男。胖嘟嘟的小脸，稳重。自己曾持续玩土20分钟，被爸爸轻打耳光也不予理睬。妈妈抱他最多，因为疝气让他很痛苦。

　　老四刘迎迎，男。狡猾。一有好吃的，数他跑得最快。一见大人巴掌扬起，他总能第一个逃脱。

　　老五刘妮妮，女。模样清秀。娇小玲珑。温柔，端庄，娴静。淑女胚子。

　　五个“福娃”，与北京2008奥运吉祥物同名，却过早地品尝到生活之艰苦。

　　2007年10月2日，五福娃跟随父母和爷爷奶奶来到郑州，开始了流浪乞讨生涯。这是1岁8个月的他们最漫长的旅途：从板木乡洼刘村到宗甸，大约五公里，从宗甸乘长途车到郑州，还要三个小时。

　　坐上大汽车之后，他们的生活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了。

　　三代九口人的乞讨

　　家，已不再是刘村那两间小土房，而是一间大“仓库”，西临城市，东连郊区，门上漏风，窗子也漏风，有厨房没厕所，半屋床板半屋尘，每月200元出头的房租，好歹让一家三代九口在寒霜时节有一个地方温暖。

　　玩，也不能像家里那么随意了。每天早上8点前，他们必须起床，必须站到一辆由钢丝床折叠改造而成的小推车上，由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推着，或者沿着郑密路一直向北，或者走到兴华街的某个小区门口，或者到热闹的绿城广场……

　　五个用廉价衣服包裹着的小人儿，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溜排开，总能将郑州人的目光吸引到小推车前那块木板上。

　　33岁的爸爸刘永旗字写得歪歪扭扭：为照顾孩子，他们已欠下三万多元外债，其中，银行贷款两万。以前，都是一个厂家免费供给奶粉，现在停止了。而孩子还小，还需要吃上一段时间。一天一整袋多的奶粉，虽然20元不到，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项大开支。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只有外出乞讨，求助好心人给予帮助，使5个孩子健康成人。他们长大了，一定会知恩图报。

　　这是一封求助信，落款日期为2007年10月。一侧，刘永旗用胶带缠上一个小纸箱。

　　对于五福娃来说，乞讨是陌生的，有人丢下10元或者20元，有人关切询问或者冷眼再三，这些都无所谓。上街，就是围着小推车打闹，是他们最常玩的游戏。偶有人给个苹果，是一天当中最激烈的事，因为必须经过争抢才能吃到。

　　当然，总有人试图冲突规则，有的嚷嚷着要抱，有的非要下来跑，还有人试图离开兄弟姐妹，守望在一旁的家人就得提防着，及时把他拉回来归队。

　　午饭一般都在下午一两点到家后才能吃到。

　　妈妈马艳丽会用从农贸市场花两元买来的挂面和捡拾来的一把青菜叶子，做出一锅汤面条。五个小孩，一顿饭下来，总得折腾一两个小时。下午，他们再接着出去乞讨。晚上回来，买两元馒头就着自制豆酱吃，煮开水喝。

　　多胞胎会心意相通，在外人看来是一种奇妙的事情，但妈妈马艳丽最怕的也就是这个。每天早上，一个孩子醒了，其他孩子也就醒了，奶奶照顾一个，爷爷照顾一个，爸爸照顾一个，妈妈照顾两个；晚上睡觉，五福娃在一起，总是闹腾到深夜，还得一个个抱出去，哄睡后，再放到床上……

　　每天早上四点，爷爷起床，用三个鸡蛋做成蛋羹；五六点，五福娃相继醒来。一个人平均半个鸡蛋，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好的饭食了。小家伙们都没有吃饱，便跟着大人们一起吃馒头喝开水。八点许，他们出发，重新开始一天的乞讨。

　　惹人爱的五福娃，让郑州人怜爱。边上的摊主会给孩子送套衣服，附近的大婶会送来吃的，甚至有人会给一张百元大钞，拣垃圾为生的人也会给个十元钱。懂事的五个小人儿，会站齐鞠躬，艰难地吐出“谢谢”两字。

　　爸爸刘永旗还记得，第一次乞讨是在绿城广场。当时，一对年轻夫妇领着他们的小儿子在广场上喂鸽子。差不多与他同龄的男人，往捐款箱放了一张10元纸币。刘永旗忍不住，躲到一边流泪。刘永旗说，带着孩子乞讨过活，对不起孩子，更对不起父辈和祖辈。

　　乞讨，并不都是感动，有人扔下钱，也有人扔来嘲讽，“没钱还生这么多干嘛？”但开始几天熬过去了，“习惯”后的刘永旗，慢慢感觉也没啥，还侃侃而谈起“乞讨经”：二七广场人流量最大，但也最容易被执法人员以“影响市容”为由撵走；周末的绿城广场上人比较多，大多是大人带着孩子去玩，环境好，五福娃也能跑开玩；平时他们就去一些市场附近。一天下来，少则几十元，多则二三百元。如果不生病，收入还是比较可观。但是，万一生病就会坐吃山空。

　　10月25日，10月26日，五福娃连续乞讨两天。郑州天气骤然转凉。五胞胎感冒发烧，年近六旬的爷爷也未能幸免。

　　“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太好了。”刘永旗叹道。

　　意外的出生

　　是呀。

　　2004年，30岁的刘永旗，花了2800元办了个二胎准生证。虽然女儿漂亮聪明，但如同多数在农村生活的人们，刘永旗还想有个儿子养老防后。

　　2005年，妻子马艳丽怀孕了。这期间，刘永旗在浙江台州开车挣钱。

　　三个月时，马艳丽到医院去做“B超”时，吓了一大跳：三胞胎！害怕不准，她又到一家大医院去做“B超”，“确认”结果又让她目瞪口呆：是四胞胎！

　　走出医院的马艳丽，便打电话向刘永旗报喜。

　　刘永旗听了，乐不可支，但是，家里的老人知道后，却分成了“两派”！母亲直摇头：养不成叫饿死还不如不要呢，干脆流产算了。岳母却坚决不同意：四胞胎是奇迹，没钱养，还有政府呢……最终，岳母的意见成了“决策”。

　　6个多月了，马艳丽说，自己扛不住了，让刘永旗回家。见到刘永旗，马艳丽发现本来就偏瘦的他更是皮包骨头。为给大人小孩补充营养，刘永旗花光了他最后的3000元积蓄。

　　2006年2月25日，刘永旗陪妻子来到杞县人民医院待产。由于“工程浩大”，医院不得不决定剖腹产。2月26日，当该院妇产科主任、主治医师孔德秀打开马艳丽的腹腔时，她一下子“惊呆”了：预产前每次检查都是四胞胎，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是二女三男五胞胎！

　　这下可全乱套了，准备了4套衣服的刘永旗慌了神。最后，另一个等着孩子出生的人给了一套小衣服，方使老五有了遮盖。

　　幸好马艳丽是自然受孕，孩子又是足月产，所以孩子们出生时，最重的2公斤，最轻的1.6公斤，身体都无大恙。主治医师孔德秀说，这不仅在杞县历史上绝无仅有，在河南乃至全国也较为罕见。

　　衣服准备了四套，当初准备的名字还差一个，就在刘永旗为孩子的名字发愁时，同病房的病友赵先生说：何不用奥运会吉祥物“五福娃”的名字来起名？福气得很。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从大到小，依次排下。巧的是，晶晶和妮妮正好是女孩子。同病房的10多个病友，包括医院的医生都拍手叫好。

　　奶粉钱呢？

　　与河南大多数农村一样，洼刘也不是个富裕的地方。

　　刘永旗和将近六旬的父母生活，他的全部资产是土地一亩二分，一年下来，纯收入不到几百元，本来加上自己在外打工，每月还能挣个六七百块钱，五口之家尚无饥馑。自从小孩出生后，刘永旗再也腾不出身南下打工了。亲戚朋友也不是富裕之人，刘永旗的大哥，负责照顾他们年过八旬的爷爷奶奶，三弟刚刚结婚，还有个小妹读着大学，都十分不易。

　　5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奶粉钱呢？

　　刘永旗一家人想到了岳母当初说的“社会求助”，认为这应该是条正确的路。

　　出生没几天，刘永旗就向当地的县电视台报了信，效果倒是明显：县政府、县妇联派人到医院慰问，送来了200块钱的慰问金、8袋“三鹿”奶粉和五套衣服，看到政府来，刘永旗心想，“救助”会陆续来到，之前怕养不活，想打掉孩子的考虑，仿佛也纯属多余。可苦苦等了半个多月，其他任何社会“救助”还是没来。

　　五个小孩，一个妈妈，母乳喂养根本不可能，虽然村上有同在哺乳期的女人们主动来刘永旗家给五福娃喂奶吃，可这都不是长远之计啊。尿布钱可以省，但是孩子的奶粉喂完，还得想办法。亲朋好友一圈借下来，很快再借已借不出来了。

　　刘永旗还是想到了政府。

　　刘永旗来到乡民政所，民政所长对他说：乡里穷啊，民政上也没有一分钱。

　　刘永旗只好又来到县民政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去找社会股。社会股里的人说：流浪的小孩儿归我们管，像你这种多胞胎我们管不了。刘永旗又去找局长，局长说，民政上没这项政策啊，实在管不了……

　　一个多月里，刘永旗不停地跑妇联、跑民政部门，终于有了一个“结果”：西安一家乳业公司向孩子提供了150公斤价值1.6万元的“秦俑”牌奶粉，可供他们一年食用。

　　除了吃喝拉撒，五福娃也会生病，而且是“一病俱病”，感冒了，一次也得200多元。这些病，刘永旗都不敢上正规医院去，大多都在村子诊所包些药，到乡上医院打点滴，怕花钱更多。

　　2006年6月，“五福娃”中的老四迎迎患上了疝气并引发肠梗阻，被转到开封一家儿童医院。当时，刘永旗只带了500元现金，医院却需要1万元手术费。刘永旗哀求说，能否先安排孩子住院看看再说。交了500元押金，住了一天一夜后，迎迎的病情好转。虽然刘永旗知道治标不治本，但还是无奈地抱了迎迎出院。拿着医院退的50元押金，刘永旗夫妇有了回家的路费。后来，在乡里医院，刘永旗又花2000元，给迎迎做手术，算是勉强治愈。与此同时，老三欢欢又患上疝气。因病情不像迎迎的那样急切严重，一直未诊治。

　　“政府的答复”

　　刘永旗认定，三胞胎以上的多胞胎家庭，政府得管起来。他想到了低保。虽然，2006年北京将多胞胎家庭也纳入低保之列，但是，在河南，这个规定还属于空白。

　　乡民政所李所长曾自己掏出一些钱，要捐给五福娃。各级接待刘永旗的工作人员和李所长的态度基本一致，个人表示同情，但不能代表单位作出什么批示，因为“没有对于多胞胎家庭的救助政策”。这些个人救助，刘永旗都拒绝了。因为他想要“政府的答复”。

　　于是，刘永旗给国家民政部写信，试图就全国比较普遍的“多胞胎”问题，给“多胞胎”家庭要个“补助”政策。

　　在国外，多胞胎家庭被称为“灾难性家庭”，属于政府、NGO组织救助的对象。如澳大利亚，政府专门设立了家庭救助办公室，负责发放多胞胎基金，一个孩子每年可获得4237.65澳元的资助。

　　在中国，刘永旗带着五福娃上街乞讨也不是先例。

　　2006年“两会”及2005年“十一”期间，河南多胞胎妈妈许勤英用一辆三轮车载着三儿一女，从老家河南到北京乞讨，两度成为京城报章的新闻人物。而许的此举，是从河北沧州5胞胎乞讨被关注新闻中得到启发。

　　河南省妇幼保健医院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在该院出生的多胞胎婴儿中，多胞胎的单次生育个体总量呈上升趋势。2002年，双胞胎40个，三胞胎2个，四胞胎3个；2003年，双胞胎38个，三胞胎4个，四胞胎1个；2004年，双胞胎49个，三胞胎5个，四胞胎1个，5胞胎1个。

　　20年一直跟踪报道全国200多个多胞胎家庭的《杭州日报》首席记者楼时伟说，越来越多的多胞胎，很大原因在于多达70%的多胞胎是非“绿色”的。

　　郑州大学二附院妇产科一位专家分析说，多胞胎孕育者多为家境贫寒的农村人。当他们患上不孕不育或想生男孩时，就胡乱地寻医问药，偏信街　头中西医小广告。医生为了兑现宣传疗效，加大促排卵药物的剂量。从怀孕到生产，巨额花费已让这些家庭生活进入拮据状态。由于大多多胞胎属早产儿，容易患上多种疾病，便又是一项较大的花费。接下来，从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到上学、就医，多胞胎家庭很快就陷入生活困境。

　　半年时间，五胞胎吃完了额定一年的免费奶粉。刘永旗硬着头皮讨要过两次，勉强维持至2007年上半年。刘永旗心里明白，孩子们已经吃的奶粉，是奶粉公司当初承诺的3倍多。“实在张不开口的”刘永旗选择了沉默。一天一袋多奶粉约20元，一个月600元。

　　从孩子出生至2007年9月底，刘永旗已欠下外债三万多元，其中银行贷款两万余元。眼看着孩子们一天天消瘦，偿还2000多元银行利息日期的临近，刘永旗决定背井离乡带五福娃到省会城市郑州乞讨。

　　刘永旗预想，带孩子们出去要些钱，或许在能够维持孩子们正常生活之外，还能在年底及时还上银行利息。

　　以后？

　　11月3日，刘永旗回到了老家，给父亲借钱看病是此趟目的。

　　　老家两间土瓦房的墙壁已开裂，老鼠在顶棚上穿梭。刘永旗指着堆了半屋子的红薯和院里的两只鸡说，这是他的全部家当。

　　刘永旗的大女儿刘梦涵由小舅照管。9岁的刘梦涵正在上小学四年级，从小到大的成绩总是排班级前三名。得知父亲回来了，刘梦涵背着书包到自家院子写起了作业。刘梦涵说，她想念弟弟妹妹。以前每天放学回家，她都要抱抱他们。刘梦涵希望能早些见到他们。说着，刘梦涵低下头，揉了揉通红的眼睛。她不承认自己哭了，只是声音明显哽咽道：“进沙子了。”

　　嘱咐了女儿一番后，刘永旗出门借钱。东家大叔说，等把玉米卖掉才有钱。西家大婶说，儿子要结婚了，自家还得筹钱办喜事。又问了四五家，刘永旗只好空手返郑。刘永旗很心疼他往返两地的约40元路费。

　　所幸的是，杞县政府部门看到《郑州晚报》刊发关于五胞胎的报道后，同意“破格”给五胞胎办上低保，一个月每人30元，一季度一领；“秦俑”奶粉的提供方称，他们随即给续上奶；郑州两家教育机构有意愿接纳五胞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11月8日免费给欢欢动手术治疝气。

　　爸爸刘永旗说，这些关注让他温暖，但是他还是要等“政府的答复”，他认为那才是“长远问题”。而乞讨给小孩带来的伤害，还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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