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默克尔对华政策玄机
就双方关系的定位而言,竞争与合作并存,交往和摩擦将同步增加
文/王剑南
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10月底开始她上任以来对印度的首次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继续发展德印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共同声明》,强调在共同原则和利益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德印关系的深化与德国对亚洲政策、对华政策的调整紧密相关。自从1993年科尔政府制定“亚洲战略”以来,德国对亚洲的政策大致可以用“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以中国为中心”来表述。但近两年来德国与亚洲和中国发展经济政治关系的环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默克尔政府上台,德国放下历史包袱,在国际政治中的诉求进一步增加,更注重“明确表述德国利益”,奉行多边外交战略,感到在对亚洲政策中,仅有中国一个中心是不够的。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日益崛起,德国不再只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是强烈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深感有必要在亚洲另辟蹊径来制衡中国。
在这种情势下,德国在亚洲政策上开始显现出“游离中国中心”的势头,政界和经济界呼吁制定新版“亚洲战略”的呼声日渐高涨。就在默克尔访印的前几天,她所在的联盟党议会党团10月23日出台新的亚洲战略,提出为贯彻德国外交的三大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和地缘战略利益、全球利益,德国应当在亚洲“争取可信的伙伴”,即“以共同价值和信念为基础的伙伴”。
在联盟党看来,中国显然不是这样的伙伴,因为“中国政治模式已成为西方的竞争对手”。这份文件建议,德国“不应当只专注于中国,印度也已经发展成为亚洲的重要政治主导力量,而且到2020年将会拥有与中国相似的经济地位”。这表明,印度已经上升为德国对亚洲政策的又一个中心。可以预见,在德国政府未来的“亚洲战略”中,印度、日本等国的分量将越来越重。
当然,德中关系近两年来的变化绝非印度这一个标尺,同样,对华政策的变化也只是德国调整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面。默克尔政府执政两年以来,从德国的国家利益和欧洲的整体利益出发,对外交政策进行了大的调整,一方面大力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修复德美、欧美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兴国家挑战,着手处理气候、能源等新型全球问题。德国媒体称,默克尔可谓在外交上“奏响了别样的旋律”,即“明确说出德国的利益,持续遵循自己的原则,容忍外交风险和副作用的存在”。
具体到对华政策调整,一是经济上趋于务实和强硬。默克尔上台伊始访美时,就对中国发出前任施罗德从未有过的批评之声,指责中国“不遵守经济规则”。此后,她两度访华均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提出批评,指出“中国必须学会按照我们习惯的方式来对待知识产权”。此外,在对华投资和贸易领域斤斤计较,强调“价格要合理”,“态度要强硬”,“没有白送的礼品”,两国经济交往中摩擦增多;在对华提供发展援助方面渐趋保守,联邦议院数次进行关于是否取消对华发展援助的辩论;在非洲政策上对中国多有指责,欲以欧洲自己的对非政策来抗衡中国。
二是政治上“以价值为导向”。默克尔常说的一句话是,人权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价值”也是她言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在过去两年的外交中,她一再把人权当成重点,多次强调人权与价值在对外关系中的重大意义,声言要“在世界上为之奋斗”,将推广西方价值观作为对华政策的一个目标。默克尔9月份在联邦总理府会见达赖,可谓将她的所谓人权和价值外交推向一个高潮。
三是风格上趋于直率。德国媒体戏称,默克尔对外奉行的是直来直去的“直线型外交政策”。在她看来,率直的路线要比机会主义的回避更有帮助。她对“中国的威胁”直言不讳,也直截了当地要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提出了“前瞻性外交政策”,主张通过理解和对话来争取伙伴。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近来有所激化。可见,德国的对华政策调整将是一个较长的思辨过程。
今年以来,随着法、英两国完成政府更迭,欧洲新一代领导人集体亮相。默克尔作为欧洲新生代领导人中的“领头羊”,其对华政策一定程度上对法、英产生辐射和示范效应。欧洲在对华政策上总的发展态势将表现为,在经贸领域保护主义色彩渐浓,在政治领域更加强调人权和价值因素,在国际事务领域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共同责任。
随着“第一个全球世纪”的逐渐展开和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中德、中欧的距离拉得更近。就双方关系的定位而言,朋友的成分减少,邻居的成分增多,竞争与合作并存,交往和摩擦将同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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