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拍摄日军侵华证据 女儿从日本带回宽恕之花

　　投入几十万拍摄“战争与和平”

　　大庆一位警察用5年时间摄日军侵华的作品

　　他的女儿到日本带回“宽恕之花”到大连

　　撒种，浇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孙颖与战犯管理所所长侯桂花小心地将牵牛花的种子埋下，一共13颗。

　　种子来自日本，半个世纪前，一个名叫副岛进的日本战犯曾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被宽恕回国。回国时，管教送了他一把牵牛花的种子，让他记住战争，记住这段历史。

　　在副岛进看来，这些牵牛花是“宽恕之花”，但回到日本后，却一直没有机会像其他战犯一样，再次回到中国赎罪。2007年，他在去世前嘱咐妻子，将宽恕之花的种子带回中国。

　　今年8月，一家人都在拍摄日军侵华历史的孙颖，带着父亲的想法从大连赶往日本，他想拍摄那些经历过侵略战争的老兵，却意外地遇到了副岛进的夫人，并带回了这个遗愿。

　　第一部分

　　一家人的5年“抗战”

　　5年时间，自费几十万元，2万多张照片，对于孙国田来说，这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抗战”。从2003年拍摄日军侵华历史，他的女儿、女婿、妻子，现在都进入了“抗战“生活。女儿孙颖是大连医科大学的老师，摄影专业。今年8月，她独自一人赶到日本，拍摄“战争与人”的专题，并从那里带回了曾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的遗愿。

　　投入几十万积蓄

　　11月9日早晨7点，孙国田开始从大连启程，他要赶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将女儿从日本带回来的牵牛花种子，交给管理所，种上。车上坐着他的妻子、女儿、女婿。这是他们一家人5年“抗战”中的普通一天。

　　孙国田52岁，有3个身份，大庆市公安局的警察，中国摄影协会会员，大庆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2003年9月18日，孙国田参加了一次东北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他发现很多专家都在自发地研究抗战的专题，但摄影很少，于是决定开始拍摄日军侵华的遗迹、遗址以及侵华历史中幸存的人物。

　　“当初只是想着将战争的证据保存下来，但越拍线索越多，越拍越气愤。”在自己的吉普车里，孙国田抽着自卷的旱烟说，日军的暴行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这也让他产生了拍下去的冲动。

　　“一个劳工，我问他怎能么跑出来的，老人说着说着抱头痛哭。”每次拍摄，对孙国田都是个考验，镜头上的人性残暴总是让人无法接受。除了拍摄，他还要采访，作记录，核对档案，目的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的日军侵华的“证据链”。

　　在他拍摄人物中，见证历史的老人年岁最小都超过80岁，”有的拍完不久，就去世了。活着的历史正在一点点消失。”为了能抢回最后的一点信息，5年的时间内，孙国田认为自己必须拍下去，而且要快。

　　“相机花了20多万元，还特意买了一辆车。”孙的女婿说，老丈人的精力，让他这个年轻人都感到惊讶。这辆车在2年时间里就跑了10万多公里。

　　2005年，孙国田带着他的“战争与和平”作品，应邀参加了山西平遥纪念抗战60周年的摄影展，他是一个人开车去的，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也没有单位为他的劳动支付薪水，孙国田戏称，这是他一个人的“抗战”。

　　目前，孙国田一共拍摄了2万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投入了几十万元的积蓄。拍摄的人物中包括了目前仅存的东北抗联的老英雄、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大连的日本劳工，“只要有线索，我都去。”

　　孙国田的妻子对丈夫的“抗战”，没有反对。在几年时间里，她一直坐在吉普车副驾驶的位置上，跟着孙国田大江南北地跑。“因为我爸爸曾在拍摄时生病，我妈妈一个人放心不下，所以工作也辞了，专程照顾他。”女儿孙颖说。现在，她的妈妈现在也是这一家人“抗战”的一部分，到拍摄地点后，她可以帮孙国田打打下手，用DV记录。

　　远赴日本去拍照

　　当日下午1点钟，孙国田一家人到达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孙国田穿上了带着兜兜的马甲，搬出了他的三脚架。事实上，此次抚顺之行，孙颖是真正的主角，她今年26岁，是大连医科大学的老师，同时也是该校在读的硕士研究生。

　　“因为学校与英国伯顿大学共设了一个摄影班，毕业作品必须在国外完成，因为父亲的原因，我选择了日本。班里大部分同学是选择了英国。”孙颖说，她去日本，“不光是完成毕业作品，也是在帮他（父亲）。”

　　孙国田需要一个日军侵华的“证据链”，日本老兵是必不可少的，孙颖的毕业作品因此设计了一个题目：“战争与人”。今年8月20日，几乎不懂日语的孙来到了日本，她没办法做太多的计划，只是到曾经进修过的福冈市，期待能够联系到一些日本老兵。

　　“刚去不久，我就通过日本老师的朋友，了解到日中友好协会经常通过一家旅行社，组织日本老兵来中国谢罪。他们曾经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让孙颖意外的是，所有的这些信息，来自一个叫做“抚顺之奇迹继承会”。

　　她后来才知道，抚顺战犯管理所曾收押了969名日本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超越了个人的仇恨，给这些战犯以最大的人道待遇，深切地唤醒了战犯们的良知。战犯们后被宽恕回国，并于1957创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日本进行“认罪”，致力于中日友好。

　　经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如今在世的中归联会员不足200人，其中年龄最大的超过90岁，最小的也有83岁。2002年，中归联解散，一批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年轻人，继承了中归联事业和精神，成立了“抚顺之奇迹继承会”。

　　一直在帮助他完成拍摄的就是继承会的会员。 “继承会现在在日本全国有11个支部，500名会员，都是年轻人，很多都是老师。我到了日本后，他们带着我去找曾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老兵。”

　　除了福冈，孙颖还拍摄了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其中，一个佐贺的老兵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个老兵名叫副岛进，在1937年跟随日军，1956年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回国，回国时带着中国的牵牛花种子。”

　　2005年，奇迹继承会曾编辑了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其中讲述了一个老兵，到中国后，抢走了粮食、钢铁，以给村民照相的名义将他们骗到一起，集体屠杀。被捕后，他在战犯管理所被宽恕。良知被重新唤醒，这个老兵就是副岛进。

　　“到达这个战犯的老家后，副岛进的妻子交给我一个纸包，说这是牵牛花的种子，半个世纪前来到中国，他们一直在种，并且分给周围的邻居，让他们也知道那段历史。去的时候，副岛进已经去世，他有一个遗愿，希望这些种子能回到中国。”

　　孙颖决定帮助这个日本老兵完成他的赎罪遗愿，一个月后，她回国，并与父亲一起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第二部分：

　　揭秘战犯在管理所的生活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档案记载的副岛进是一名校级以下的战犯。尽管级别不高，但对于所有当年关押在这里的969名战犯来说，他也一样受到了他们无法想象的人道待遇。两年时间，战犯们从拒绝认罪到痛哭下跪。82岁的老人崔仁杰，当年是管教所的一名日语翻译，也是目前健在的的少数管教之一。他说，战犯们在这里，被人道的力量唤醒了良知。

　　曾受到特别待遇

　　在管理所，至今仍保存着“副岛进”的档案，出生于1916年，来自佐贺县本庄町。于1937年侵华，1945年9月2日被捕。高小毕业，被捕时任“关东宪兵司令部宪兵曹长”。副岛进的亲属中也有人参加了侵华，其中还有担任过海军大将。

　　副岛进与其他战犯被转移到这里后，享受了中国政府的特别待遇，没有强制劳动，没有粗劣的饭食，可以保证每周一次洗澡、每月一次理发，因为吃不惯高粱米，他们还可以每天吃上空运过来的大米以及无限制的肉和蔬菜。

　　在管理所，战犯们上午学习，下午是自由活动，可以打篮球、乒乓球，可以搞各种娱乐活动，管理所至今还保留着他们排练节目的服装、腰鼓。所里最大的“总理级”战犯武部六藏，甚至在病床上看到了自己的日本妻子。

　　嚎啕大哭长跪谢罪

　　今年已82岁高龄的崔仁杰，当年是战犯管理所最出色的日语翻译之一，同时也担任了将校级别战犯的管教工作，他说，管教每天要对战犯进行“悔罪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罪行。

　　“开始他们还不承认，从战俘变成战犯，接受不了。”崔仁杰说。有的日本战犯撕下贴在墙上的《战犯管理条例》，有的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 ，还有人故意浪费粮食，甚至为不听教导用筷子捅聋自己的耳朵。

　　管教对有学习愿望的战犯组成学习小组。“我也讲，讲《论中日关系》，自己写的，我说中国和日本交往了2000多年，和睦相处对两国都有利，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

　　“日本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少也是来自工农群众家庭，很多人不愿意当兵，是军国主义让他们人不像人。”悔罪教育从1950年一直持续到1953年，担任战犯思想教育的管教吴浩然在回忆录中说：一些出身贫寒的校级以下战犯普遍认识到，天皇不是最仁慈的神，他是日本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为天皇效忠，就是犯罪，就应该感到惭愧！” 认罪首先从他们开始。

　　在崔仁杰的印象中，印象最深的是认罪现场，战犯们嚎啕大哭。经过两年的学习和教育，大部分战犯开始否定旧我，深重的罪恶感让很多战犯主动“跪下谢罪，有的饭都吃不下了”。副岛进是其中的一个。

　　监狱史上的奇迹

　　据统计， 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代出2980条罪行。至1956年，在中国的千余名日本战犯最终被宽恕回国。45名战犯被审判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在1964年，他们也被中国政府提前赦放。

　　被宽恕回国的千余人，在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称中归联）。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这个组织在日本持续地进行了“认罪”、“反省”。

　　抚顺战犯管理所目前辟出了一个专门的有关“中归联”的展馆，馆长侯桂花介绍，一些曾被收押在管理所的战犯还多次回到抚顺“认罪反省”。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被称为“世界监狱史上的奇迹”。

　　侯桂花曾到日本访问，并接待了日本记者的访问，有记者问：“怎么看这些放归的日本战犯？我说，中国的政策是非常英明的，杀了这些战争罪人是举手之劳，但是这样，就有更多的母亲失去了儿子，有更多的妻子失去丈夫，我不希望再出现这样的事。”

　　事实上，中国政府的宽恕，的确让这些罪犯感受到了人的尊严。2007年8月20日，孙颖在日本见到副岛进妻子时，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是，“托了你们的福，他才能活着回来。”据了解，副岛进被释放回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发给了他2万日元，他仍回到了老家，带回的牵牛花的种子，种满了小小的院子。每年，他都把花种送给邻居，让他们也知道他们在中国受到的宽恕。 记者王继富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