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福华：须理性看待“警察枪击教授事件”

　　须理性看待“警察枪击教授事件”

　　代福华

　　13日5时许，广州海珠区发生一起警察枪击涉嫌违法司机（司机身份为某医院教授）致死事件。（《南方都市报》11月13日）

　　消息甫一传出，舆论便为之哗然。

“教授遭警察枪击”、“警察开枪射杀教授”、“一个公民死于警察的枪下”等煽情感性语言充斥网络。媒体基本上是一个口径对死者表示同情，对其家属表示声援，而对警察及其所代表的公权力则狂轰滥炸，甚至有些网友说出过激言论。

　　面对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的残酷事实，笔者同样心情沮丧，并毫不迟疑地对肇事警察予以无情的谴责。事实上，该肇事警察也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然而，以笔者看来，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警察枪击教授”事件。

　　首先，理性是成熟民主法制社会的本质要求。法治社会是秩序社会，更是理性社会。法治社会要求公民面对社会事件，尤其是某些突发极端事件，不能一味感情用事，更不能盲动跟风，被少数媒体为吸引眼球的断章取义报道所蛊惑。而是应该客观全面地分析事件原委，得出相应结论，从而决定所应有的态度或者可以采取的行动。就拿该事件来说，死者首先应该是个违法者，甚至是犯罪嫌疑人，而不能片面强调其“救死扶伤的医学教授”身份。

　　第二，不能动辄将个别国家工作人员的偶然失范行为上纲上线。政治学理论研究表明，公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有恣意膨胀的本能，所以才需要权力制衡机制。然而，由于抽象的公权是由具体工作人员执行的。所以，一方面因国家工作人员代表公权机关，理论上要求其与公权机关融为一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执行公权时保持克制和理性，不得随意侵犯公民私权。另一方面，众多的公职人员中难免会出现个别人员表现出人的一般属性，出现偶然失范行为。即便美国这样的法治社会也还会出现警察暴打，甚至虐杀公民事件就是明证。当然，即便这样的行为，公权机关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工作人员也应受到法律的惩处。但是，对于这样的非制度上问题，我们不能动辄说出“公权失控”的危言，也不能动辄上升到“公权膨胀”的理论高度。

　　第三，“警察枪击教授事件”的具体案情也要求我们保持理性。且看具体案情：警察怀疑尹方明所驾车为假军牌、报废车，遂上前查问，尹“出示了军官证，并强行启动，将盘问警察拖行数米，警察鸣枪示警无效，朝车内开了第2枪”。虽然目前并无假军牌、报废车以军官证真假与否的证实报道，但从尹“珠江医院神经外科副教授”的身份至少可以断定，军牌和军官证为假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单是伪造其中任一项都可构成严重违法，甚至犯罪。而且还强行启动，将警察拖行数米，如果称此时仍称“不至于危及人身安全”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而面对嫌疑多多且横冲直撞的假军车，作为警察是绝不能“不想受伤而松开手的”。所以，鸣枪示警便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可以说，截止此时，警察的执法行为依然是合法适当的。唯一遗憾的是，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警察开枪打死了尹，这显然又是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