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图)

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1863-1937）

1900年的顾拜旦

1936年的顾拜旦顾拜旦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他是贵族阶层的叛徒”——专访顾拜旦家族后人

　　南方周末记者 赋格 文/图 发自巴黎

　　这对儿女是一生的负担

　　“非常、非常的艰难，非常、非常的忧伤。”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的侄孙、男爵爵位继承人若伏瓦·德·纳瓦赛勒·德·顾拜旦（Geoffroy deNavacelledeCoubertin）这样形容皮埃尔·德·顾拜旦的晚年窘境。

　　年近九旬、目前甚少面对媒体的男爵在凡尔赛城的寓所里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身为世袭贵族，男爵在昔日法兰西王国的皇城根下居住了八十多年，这似乎是极其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他在凡尔赛的寓所只是一套面积不大的现代公寓，楼房外观普通，令人油然而生“旧时王谢”的联想。

　　顾拜旦家族的祖先是意大利移民，原姓佛雷底（Fredy），在1477年因效忠法王路易十一有功，得到贵族称号。1577年，佛雷底家族中的一位获得巴黎附近的加封领土，地名为“顾拜旦”，因此其家族姓氏改为佛雷底·德·顾拜旦，世世代代沿用，以示贵族身份和产权。1629年，法王路易十三授封顾拜旦男爵爵位。此后几个世纪，顾拜旦家族在议会和军队中常据有重要位置，也有多位成为政府高官和商界名流。

　　皮埃尔的父亲夏尔·佛雷底·德·顾拜旦男爵是一位巴黎画家，梵蒂冈博物馆收藏了他的几幅宗教绘画。皮埃尔的母亲也是贵族出身，祖先可以上溯到10世纪，曾经是诺曼底大公的随从，在诺曼底的米维尔城拥有一座城堡。皮埃尔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擅长绘画和弹钢琴，年轻时还热衷体育运动，经常和兄弟们一起上体育课，包括击剑课程。母亲亲自向年幼的皮埃尔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她的运动细胞也感染了皮埃尔，他在日后的回忆中对母亲给他的教益深深感激。

　　皮埃尔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他生性聪慧勤奋，备受父母和比他年长七岁的姐姐怜爱。皮埃尔的青少年时期，家庭生活是殷实优越的。每到夏季，顾拜旦一家都从巴黎去诺曼底的米维尔城堡度假，在那里住上两个半月。秋季，到家族领地顾拜旦住三个星期。闲适的乡居生活使皮埃尔对自然和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热衷于当时他能接触到的所有体育运动：网球、击剑、拳击、足球、划船、骑马、自行车等。他经常从米维尔出发，骑25公里自行车到海边。诺曼底是他心目中的乐园，晚年定居瑞士的年月里，他仍念念不忘地眷恋着儿时在诺曼底度过的时光。

　　在侄孙纳瓦赛勒·德·顾拜旦男爵的印象中，皮埃尔·德·顾拜旦是个风趣的老人，一直保持着年轻人的热情，尽管他晚年的生活相当落魄不幸。

　　1895年，32岁的皮埃尔与一位阿尔萨斯的外交官女儿玛丽·罗丹结婚，玛丽比他大两岁，既是新教徒又没有贵族称号，这门婚事对一个传统的虔信天主教的贵族家庭来说十分不寻常。在纳瓦赛勒·德·顾拜旦看来，玛丽是个性格古怪的女人，给皮埃尔晚年本来已很艰难的家庭生活增添了不少烦恼，但也必须公正地说，玛丽一生对皮埃尔的事业是无保留地支持的。皮埃尔和玛丽有一子一女，儿子雅克幼年因中暑导致后遗症，终生残疾，女儿蕾妮终身未嫁，这对儿女是皮埃尔夫妇一生的负担。

　　身为世袭贵族，皮埃尔始终不曾在世俗的机构部门供职、领取薪俸。他为奥林匹克事业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并未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他继承所得的50万金法郎家产一半用在了奥运事业上，另一半财产作为债券在战争结束时“一个悲惨的早上”于瞬息间化为乌有，于是他不得不在1918年卖掉他所继承的巴黎住宅，和夫人、孩子移居瑞士洛桑。“甚至窘迫到了要靠变卖家具和油画来维持生活的地步。皮埃尔去世后，夫人由于生活困难，不得不变卖他的全部藏书。”纳瓦赛勒·德·顾拜旦说。

　　奥运会，这个讨厌的孩子

　　皮埃尔·德·顾拜旦晚年经历中为人诟病的一件事，是他接受纳粹德国的金钱贿赂，以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的身份，公开支持1936年柏林奥运会。

　　二战后披露于世的档案表明，柏林奥运组委会主席雷瓦德在希特勒授意下，曾在1936年5月致函顾拜旦，向生活拮据的老男爵赠送10000帝国马克或12300瑞士法郎“表达敬意”。信中特别强调此举“不必公开”，赠款之事不会让国际奥委会知悉，“倘若拉图尔（按：国际奥委会主席）对此有疑问，柏林奥运组委会将出面解释，称这笔钱是德国捐赠给顾拜旦基金会的”。

　　在当时，10000帝国马克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35万美元，12300瑞士法郎相当于55万美元。所以，顾拜旦从纳粹德国一次性接受的款项大约有四五十万美元，相当于他从顾拜旦基金会领取的生活费总和。

　　雷瓦德在报告中说，顾拜旦怀着“欣喜与感激”接受了这笔钱。

　　正在国际社会受到抵制的柏林奥运会，得到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支持。顾拜旦1925年从国际奥委会引退以后，很多年不再观看奥运会，并说“想尽力忘掉这个讨厌的孩子”，但是他已经无法拒绝纳粹德国的要求。除了馈赠予金钱，纳粹德国进一步许诺，柏林奥运之后，德国准备出面提名顾拜旦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1936年8月，柏林奥运会开幕，老迈的男爵通过广播在开幕式上发言：“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重要精神是参与不是获胜，对人生而言，重要的决不是征服，而是战斗……”简短的发言很快被接下来的柏林奥运组委会秘书长冗长的纳粹主义宣传淹没。

　　顾拜旦是一个毕生信奉体育能超越纷争、带来和平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支持而不是抵制奥运会，能使各国爱好和平的力量融合在一起，化解战争危机。顾拜旦过高估计了体育和奥运的和平作用，他似乎没有想到，奥运也可能被政治势力利用，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秀”。

　　顾拜旦成长于普法战争后的年月，法国战败的屈辱记忆犹新，他很年轻时就萌生了“教育救国”、“体育救国”的思想，可以说，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奥林匹克理想与早年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然而贵族出身的顾拜旦男爵，在晚年时尤其是遭遇破产之后，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资本主义体制已经深感失望，他感到，用类似议会民主制的选举制度来运作国际奥委会是十分低效的，他的奥林匹克理想不可能在那样的条件下实现。

　　而纳粹德国强调“意志”与“力量”的“强人”哲学思想和高效的集权制度，在某个层面上与他的体育理想主义不无相通之处。

　　柏林奥运会闭幕式，顾拜旦再次发表广播讲话，盛赞希特勒推崇“进步”、“建设”的号召。

　　柏林奥运会结束之后，当顾拜旦接受媒体访问，被问及如何看待围绕奥运会的纳粹政治宣传时，男爵反问记者：“政治宣传与旅游宣传有何不同？譬如说，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那些旅游广告，换成政治宣传不是也差不多吗？对奥运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奥林匹克运动本身是否借举办奥运会之机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