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
张奇虹
沈菊生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 毛泽东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先后向苏联及东欧国家派遣了约一万名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学子们在国外克服了由于语言环境、生活习惯、学习压力等因素引起的重重困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回国后，他们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振兴中华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智，他们时刻牢记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把祖国的需要当作自己的使命。
如今，这些当年“八九点钟的太阳”大都已步入古稀之年，当回忆自己这一生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学成后回国，我们不后悔！
“我想学成后赶快回来参加建设！”
——陈文新（中科院院士）
问：您到苏联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答：困难也有，到苏联的第二年，我患上胸膜炎，当时病得很厉害，我的朋友问我，要不要回来养病，我说不要，我要留在苏联学习。参加选派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苏联去，当时国家正需要农业方面的人才，我想学成后赶快回来参加建设！
问：苏联的留学经历对您回国后从事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答：从苏联回来以后，北京农业大学安排给我的课和我的专业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一个困难。后来我们因故迁往延安，那边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又生了一场大病。70年代初，我们研究小组商量，教学无法进行了，但也要做点事情，那就搞科研吧。经过讨论，我们开始研究生物固氮，后来还组织100多人，走了全国32个省份，进行调查，搜集了8000多株菌。在构建国际根瘤菌系统发育体系中，我们的工作占了很大的分量。
“我感谢祖国给我到苏联学习的机会，兢兢业业地工作是义不容辞的。对我来说，所有的选择和做出的决定中没有"后悔"两个字！”
——张奇虹（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
问：现在的留学生毕业后多是自己选择去向，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什么情况？
答：我们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不回来是想都不会想的！我回国后本来想到剧院工作，后来根据组织需要，我到了中央戏剧学院任教。当时，我要给表演系排毕业剧目，要教导演系，还要给年轻教师上课。虽然担子不轻，但我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问：为什么“不回来是想都不会想的”？是您的个人决定，还是那个时代留学生都持这样的态度？
答：这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14岁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中锻炼了3年。1954年到苏联留学，生活很艰苦，学习压力也很大。这些经历和我个人对这些事件的回忆，让我特别感谢祖国给我到苏联学习的机会，对我来说，回来没有"后悔"两个字！跟我同时代留学的同学们，在那个时代有与我类似的见解及决定的，占绝大多数。
问：您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呢？
答：现在，我还在排剧目，要把它们送到国外去。今年，我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荣誉称号。虽然已经是“夕阳”的年龄了，但是我还是饱含着一股“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热情继续着我的工作。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回忆自己走过的路，我只有满足，毫不后悔！”
——沈菊生（中国欧美同学会理事）
问：您到苏联留学之前是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在苏联您除了继续学习俄语、铁路专业，还学习了英语。在本来就很紧张的留学生活中，您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增加压力呢？
答：我们深知，当时留学生一个人的花费大概相当于国内30到4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凭着对祖国的爱心，同时考虑到祖国的需求，我想，多掌握一门技术就能更有利于回国后的工作。
所以，大学三年级以后，我晚上到夜大去学英文，像我这样的人不少，大家都想赶快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留学这几年时间，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有很多同学在学习自己专业的同时还去听别的专业课。
问：能介绍一下您当年回国后的工作情况吗？
答：留学回国后，我先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工作。1979年，我调到铁道部外事局工作，主管中国铁路和外国铁路在科学技术交流方面的合作。1992年，我调到设在波兰的铁路合作组织，直到1995年。
其实从苏联学习以后，到目前为止，我的很多工作，我的生活各方面跟我的留学经历都是紧密相连的，回忆自己走过的路，我非常满足。
采访手记
当采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批留学苏联的前辈时，笔者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以国家的需要为己任”，这是被历史所见证并经受了时空考验的。他们顶住压力，在国外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分配，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在自己不平凡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不求名利。回忆起留学生活和归国工作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闪烁着光彩，语气中透着激动，即使岁月的流逝也不能带走那个年代带给他们的力量。
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社会环境，青年人所承载的责任、身处的境遇、面临的问题、思考的路径和解决的方法，均有同中之异，但是“以国家的需要为己任”的精神需要传承。如何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是新时代“八九点钟的太阳”急需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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