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学生必修中国文化 中国动漫曾经流行(图)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于青/摄

　　专访日本知名“中国通”秋冈家荣

    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于青

　　交融，也有着兵刃相见产生的隔膜。今年，中日两国已经实现邦交正常化35年。政治与外交的冷热是否会影响中日两国文化的亲疏呢？日本新闻界知名的“中国通”秋冈家荣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日中两国文化的联系不会被政治所阻隔。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秋冈家荣就作为《朝日新闻》的驻华记者来到北京，由于他积极参与对华采访，周恩来总理都叫得出他的名字。

　　小学生也学习中国文化

　　环球时报：你认为哪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最重大的影响?日本社会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秋冈家荣：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对日本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我认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汉字和水稻栽培。通过汉字，把佛教、儒家学说等学术学问，以及技术、工艺等广泛领域的中国传统文化传到日本。水稻栽培技术促进了日本从狩猎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化，培育了稻作文化。日本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抱有崇敬之情，经济界人士把《孙子兵法》作为经营的教材。普通的日本人虽然不钻研孔子的《论语》、孙子的兵法，但如果电视台播放《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等电视剧，收视率就会很高。

　　环球时报：日本基础教育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比重占多少？

　　秋冈家荣：我听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担任日语教师的加藤先生介绍过，他曾经在东京担任公立中学的校长。现在小学、中学的国语、社会、美术教科书中，有不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在中学和高中，要学习汉诗和汉文。这是最基础的教育。在历史教科书中，讲述日本史的同时，一定记载同时代中国和朝鲜的历史。在课堂上学习的内容，还要通过接触史迹文物等进行确认，例如前往古城京都、奈良进行修学旅行。日本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的建筑模式在奈良建立了都城———平城京，鉴真和尚建立了唐招提寺，殿堂模式都是中国建筑样式，这些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直接影响的事例，小学生们都知道。

　　文化交流有“水往低处流”的现象

　　环球时报：日本文学史上出现过不少改写中国传统小说的作品。当下的中国流行文化在电视剧、动漫等方面对日本的作品有很多模仿。您怎样认识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

　　秋冈家荣：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的文化对唐文化推崇备至，这些在日本名著《枕草子》中有充分体现。文化相互模仿的现象在文化交流史上随处可见，通常表现为“水往低处流”的现象，即处于发展高潮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流向处于发展低潮的文化。

　　前两年韩国电视剧在日本播放，掀起过一阵“韩流”热潮，现在高潮已过。持续更长的中国流行文化，如中国茶道、太极拳、中医、气功等，这些已融入日本人的生活中。

　　中国的动画片对日本的漫画和动漫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已故日本著名漫画家手塚治虫说过：“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有幸看到了万籁鸣先生根据《西游记》改编的动画片《铁扇公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想，这才是我们亚洲人的作品。当时也有美国动画片，虽然有趣，但因国民性不同，总有难以理解的部分。中国人构思的动画片，就像邻居制作的动画片。观众之多，出现的盛况在日本还是第一次。这就是我想做动漫的最初原因。”当时的中国动画片没有在中国发展成为流行文化，却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流行文化的成长和发展。

　　环球时报：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时期，一些日本右翼提出要切断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你对此怎么看？

　　秋冈家荣：日本在二战期间实行文化排外主义，受此影响，战后发现严重落后于世界科学技术。为了实现追赶，不想在学习汉字方面花费时间，单纯认为用罗马字母标音，可以集中时间学习科学技术。由此，战后一度主张汉字无用、采用罗马字。朝日新闻社内也出现过报纸版面全用罗马字的意见。这一点与右翼左翼无关。在吃饭方面，也有人主张少吃米饭，多吃牛肉、面包。

　　现在看来，上述主张完全是错误的。还有人曾认为汉字文化不能适应计算机时代。现在看来，使用汉字反倒能提高计算机的速度，中国几千年的智慧完全适应计算机时代，结出丰硕的成果。由于食肉多热量高，导致肥胖和癌患者增加，现在又回归了食米时代。我认为，日中文化的联系，不会因为政治因素而被切断。

　　通往北京的路很长

　　环球时报：中国在日本的知识分子眼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呢？

　　秋冈家荣：在日本社会中，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是“巨大的存在”。我想我的经历就能说明这一点。我在上旧学制中学五年级的时候，通过京都府的留学生考试，被派往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学习。这个大学是日本的东亚同文会经营的，二战后不复存在。当时在校学生都认识到，如果日本军队不无条件地全部从中国撤退，日中两国就不会友好，和平也不会到来。战后，我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名学者河上肇任教的京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入朝日新闻社。报社内有所谓“中国学派”，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前途，记者之间各抒己见，是百家争鸣的状态。

　　当时，派往北京的记者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的。首先要看入社年份，其次还要看大学毕业的年份。派往中国以外国家的记者，就完全没有这种序列机制，即使年轻，只要有才能，就可以作为驻外记者派往国外。这说明，报社对中国的研究有历史传统和人事秩序，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个特别的国家。相比之下，我是后辈，当过驻印度记者、驻越南记者后才成为驻中国的记者。对我来说，通往北京的路很长。

　　有我这样经历的人，自然对中国是憧憬、尊敬的，但有这种情感的并不限于我这类人。文革期间，我是《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我记得，做过日本外务省次官、驻英国大使、后来成为自民党议员的松本俊一当时对我说：“中国现在经常批评美国。在美国到处是中餐馆。如果美国讨厌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国餐馆。看来美国人与中国人性情相投。”由此说来，日本人那样喜欢“拉面”，我想日本人也是喜欢中国的。

　　环球时报：中日之间经历过波折的历史，日本的知识界对中国的认识是否也经历了不同阶段呢？

　　秋冈家荣：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报纸把中国称为“中共”，把台湾成为“国府”，当时常驻北京的年轻记者们就主张应该正确认识中国，组成了中国问题记者会。1954年，由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战后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日本报纸把“中共”改称为“中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日本报纸再次放弃过去的称呼，完整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确称呼国名，是走向国家关系正常化之路。日本人的心理是多种多样的：友好和尊敬的意识、不服输的竞争意识等，我希望中国人能充分理解、并妥善地对待其复杂性。

　　环球时报：如何才能使中日两国在文化上走得更近？

　　秋冈家荣：日中文化接近，产生于人的交流，即相互结交朋友。现在日本的青年，以从未有过的势头奔向海外。因为父母富裕了，有能力让孩子去国外留学。日本人去海外，特别是去中国，是要追求什么。从经济而言，不一定划算。但是，他们厌烦国内的闭塞感，决定出国。不仅是学生，还有教日语的老师。与日本国内的雇佣合同相比，中国的合同尚不稳定，回国后也没有就业保障。即使如此，还要去中国，因为他们希望成为交流的桥梁。中国学生学习认真，与日本老师之间的交流就是新型友好的开始。想去中国工作的日本年轻人也不少。身份不稳定，收入也不多。为什么要去中国？因为喜欢中国。这样的交流多起来，21世纪就会成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就会真正告别20世纪那个战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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