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昨天登上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大厦三十二层,远眺普惠性廉价房区。中新社图 |
温家宝在大巴窑西区民众俱乐部与当地族群互动。 |
温家宝带建设部长学新加坡组屋经验(图)
早报记者 黄力颖
“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府应提供和保障土地的需要,当然(这些)土地也要节约和集约使用。”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我们的新社会,居者有其屋是关键。”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
“公共住房是新加坡社会的重心。”
———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
“如果提起人民生活,我最为关注的是住房问题。”刚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上述观点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天带着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专程前往大巴窑组屋区,了解新加坡提供公共住屋的政策和经验。
受到不少启发
温家宝先到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马宝山向他介绍了新加坡提供住房保障的经验和新加坡的住房保障政策。
组屋工程是新加坡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为使“居者有其屋”而实施的政府主导的普惠性住房工程。过去40多年,新加坡政府共修建96.8万余套组屋,目前约84%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中。政府资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购屋居民只需要动用薪金的20%来偿还贷款。
温家宝还登上建屋发展局大厦三十二层,远眺新加坡普惠性廉价房区,并点头赞赏。温家宝说:“几年前,我曾经专门考察过,受到不少启发。”
对新加坡住房制度颇有研究的建筑学博士周庆说:“新加坡组屋与我国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非常相似。两者都是由政府主导,不以赢利为目的。当然,也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别。”周博士曾供职新加坡建筑师事务所。
周庆指出:“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一直都是新加坡唯一获授权的房屋开发机构。直到最近才有为数不多的私人发展商被允许参与公共房屋开发。而在中国,政府或来自公共领域的房屋开发商在‘公共住房蛋糕’中远不是最大的那一块。”
周庆进一步指出,组屋是新加坡公共房屋政策的核心部分,因给居民提供住得起的、方便安全的居所而举世瞩目。“一方面,高效率和高容积率解决了当地人多地少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增进多种族安居乐业的和谐。新加坡能在世界范围内保持‘花园城市’的美名,主要原因是尽可能保存城市中的绿地,尽可能不浪费用来承载不断增加人口的住房建设用地,这一切背后都离不开新加坡组屋计划的成功施行。”
听老百姓讲话
随后,温家宝一行走访了大牌145座摩天组屋的居民家以及大巴窑西区民众俱乐部,前往78岁的退休老人梁彦家中做客。
梁彦说,他知道要接待中国国务院总理时,兴奋得凌晨4点多就起床。他向温家宝总理介绍了新加坡居民的生活情况以及政府的组屋整体翻新重建政策。温家宝赠送了一套14件“盛世观”出品的浮雕中国黄金龙茶具给他,梁老先生说,他将把这套茶具当作传家宝,作为家族的纪念。
温家宝还在民众俱乐部欣赏了中国丝竹、老人土风舞、印度武术和马来民族音乐,看到了不同族群融合共处的和谐图画。
温家宝走访的大巴窑组屋区是新加坡组屋区中发展较早也较成功的一个。区内住房的格局多种多样,从两间套到一些较高档次的住房均有,总共有3.6万多套。1964年开始开发,经过30多年努力建成。
周庆指出,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达到现在的水平。“新加坡在发展组屋的道路上当然也有很多教训,如10年前组屋楼内的电梯设计也是一个问题。那时,一些设计师提出电梯每5层停一次,而不是每层都停,这给人口日益老化的新加坡带来了很多不方便。”周庆说。
如今的大巴窑组屋已经过各种翻新,同时还在建筑楼高40层、具备“百万元”景观的组屋。新的市镇中心还结合了巴士转乘站、地铁站、新商店、办公室和餐馆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这是非常成功的翻新计划,为这个组屋区重新注入活力。”
1999年12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新加坡时,也曾前往大巴窑组屋区参观。
首先要搞好廉租房
3天前,温家宝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后,在回答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杨大利提问时坦陈,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居民住房的条件有很大的改善,现在城乡居民住房面积人均超过20平方米,但是分布不均,“特别是近些年来房价上涨较快,人民有很大的意见。”
解决房地产问题,温家宝说,首先,政府的职责最重要的是要搞好廉租房,让那些买不起房或者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够租得起房、住得上房。为此,中国政府今年将安排49亿元用于廉租房建设,再加上地方财政,投入将达到几百亿。他说,明年我们将加大廉租房建设的力度。
温家宝还说,对于高档住房,主要靠市场调节,“但是也必须有国家的宏观调控,防止利用房地产进行炒作,造成市场混乱”。
新加坡同样制定了严格的规定,确保组屋政策的顺利施行。周庆说,为防止有人利用组屋进行投机活动,新加坡政府至少出台了三种措施:第一,法例规定,新的组屋在头5年内不得转售。第二,通常来说,组屋的所有者不能将整套住房出租,除非他(她)仍住在此住房单位的卧室之一。第三,所有申请租住组屋的人都需要持有有效期内的新加坡工作许可或相关签证。
周庆以建筑和规划专家身份建议中国可从三方面向新加坡学习。“第一,成立一个类似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独立的、非营利机构,来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第二,在各城市中建立不同的公共住房标准。第三,提倡鼓励低收入家庭租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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