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 飞人毒药——从刘易斯到琼斯

　　兴奋剂 飞人毒药

　　——从刘易斯到琼斯

　　对荣誉的热烈追逐、名利双收的欲望激荡，以及国家利益、集体荣誉等意识形态幌子下的欺骗和诱使，几十年来，一批批运动员相继倒在兴奋剂检测下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

　　有考场的地方就有作弊者，这话套用到竞技体育中恐怕也同样适用。

　　美国百米女飞人马里昂•琼斯，上月站在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庭上泪流满面，承认自己曾服用过类固醇药物，并宣布退役。她的律师同时证实，琼斯已经归还了她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的3枚金牌和2枚铜牌。除此之外，她或许还将面临追加两年的禁赛和6个月的牢狱之灾，最终的审判结果要到明年1月方见分晓。

　　琼斯是在母亲的鼓励下站出来承认这一切的，母亲始终冷静地站在她身后，手放在琼斯因哽咽而颤抖的肩膀上。

　　“我撒谎了，所以你们完全有理由对我生气。我让我的家人失望，让我的国家失望，也让我自己失望了。”为了完整地说出这些话，琼斯不得不多次停顿下来，她的声音从来没有这样颤抖过，“站在这里，站在你们的面前，我真的感到非常地羞愧。我背叛了你们的信任。” “一句‘我非常抱歉’，根本不足以弥补我带给你们的伤害和痛苦。”

　　陈述完毕，琼斯的妈妈只轻声说了一句，“做得好。”她们随即坐上一辆黑色轿车离开法庭，全程没有回答任何提问。

　　金牌缴给谁？

　　实际上，琼斯交出金牌让国际奥委会陷入了另一个尴尬境地：按照规定，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100米的金牌将转而授予当时获得银牌的选手——希腊女子短跑选手塔努，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塔努曾经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逃避检查，并且变相导演了车祸避开三次尿检，从而被禁赛两年。因此很快有媒体建议：重新搜集塔努涉嫌禁药的证据。否则，一个证实了的“药罐子”被剥夺的金牌，转而授予另一个具重大嫌疑的“药罐子”，这是正义还是滑稽？

　　这枚举棋不定的金牌，让我们回忆起几年之前，约翰逊与刘易斯的那场金牌之争。

　　约翰逊、汉城、兴奋剂，19年前，这三个词被牢牢钉在奥林匹克的“耻辱柱”上。当时的加拿大短跑名将本•约翰逊在百米赛跑中跑出了9秒79的辉煌成绩，那始终是奥运会上跑得最快的纪录，但可惜的是，也是一个被兴奋剂玷污的纪录。这个成绩最终宣布作废，约翰逊已经到手的金牌也不得不拱手让给银牌得主刘易斯。

　　风水轮流转，几年以后，曾经一脸正义到处声讨约翰逊的卡尔•刘易斯，也被扯进了兴奋剂丑闻，而在此之前，这位九枚奥运金牌得主一直被看作是田径界的道德楷模。2003年4月24日，“最清白”的田坛奇才刘易斯终于承认，自己曾经服用过禁药，他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的三次检测均呈阳性，但最终还是被美国奥委会网开一面，代表美国前往汉城。消息曝光以后，已经被逐出田径界的约翰逊兴奋不已，立即发表声明，要起诉美国奥委会，并要求刘易斯交出男子百米金牌。

　　狗咬人不是新闻，狗咬狗却咬出了新闻。两名体坛名宿在这场恩怨中的角色都不高尚，都有那么点“狗咬狗”的意思。刘易斯不但没有心虚理亏，反而态度强硬：“真是太可笑了！我才不会理他的茬呢。我在田径赛场上跑了18年，现在已经退役5年了，他们居然还想着来抓我的小辫子，我绝不会交出金牌的。”

　　刘易斯认为，约翰逊如果要起诉，当时有几百名运动员“屁股上都不干净”，“难道他准备挨个起诉这几百人吗？这愚蠢透顶！” “我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围绕一件讨论不出结果的事情争论不休。每个运动员都有作弊的时候，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有什么可说的？”

　　约翰逊同样忿忿不平，他痛恨自己在任何场合都被单独拿来批判，痛恨自己的名字永远与“兴奋剂”并列着被提起，“我做错了什么？我又没有杀人放火，只不过是个跑得比较快的人，而且我也为此自豪。”10多年来，约翰逊始终生活在一个矛盾中：一方面，他不承认自己服用了兴奋剂，至今仍为“9秒79”骄傲；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在那么多人服用兴奋剂时，他也只能随波逐流。这项运动从未“干净”过，只是他运气不好，别人占有了光荣，他却承受了耻辱。“他们都逃脱过，凭什么我到现在还是这种事情的靶子！”

　　确实，如果我们罗列那些已知或涉嫌作弊者，这将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众多体坛名人：“蒙哥马利、加特林、亨特、钱伯斯、乔伊娜、丹尼斯•米歇尔、杰罗梅•杨……”如果刘易斯和约翰逊之辈所言不虚，那竞技体育的根本意义将再次接受审视，体育人的信用和尊严都将再次面临拷问。

　　滴在舌头上的“营养药”

　　“兴奋剂”Dope一词，来源于南非黑人方言中一种具强壮功能的酒，另一说是起源于荷兰语Dop。原指能刺激人体神经系统，使人产生兴奋从而提高机能状态的药物。后泛指为提高竞技能力而使用的、能暂时性改变身体条件和精神状态的药物和技术。

　　使用兴奋剂不仅损害奥林匹克精神，破坏运动竞赛的公平原则，而且严重危害运动员身体健康。但一些药品机构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不惜花重金研制可以避免被检验出的药品。1968年反兴奋剂运动刚开始时，国际奥委会规定的违禁药物只有四大类，随后为了应对药物技术的升级而逐渐增加，目前已经达到七大类：刺激剂、麻醉止痛剂、合成代谢类固醇、beta阻滞剂、利尿剂、肽激素及类似物、血液兴奋剂。有些运动员常常在教练的劝说下，不知情地服用下这些药物。

　　马里昂•琼斯就在给亲友的一封忏悔信中这样写道：“1999年，我的教练格拉汉姆给了我一些增补营养的食物，其中有一样被他特别称为‘亚麻籽油’的东西。他建议我将亚麻籽油滴在舌头上然后服用下去，以补充营养。谁知道，他是在毁掉我的职业生涯，而这对他自己却没有什么损害。

　　“2001年，我注意到我的身体有些变化，很难恢复到我先前的水平。

　　“2003年，联邦机构因为巴尔科实验室丑闻审讯了我。当联邦机构向我展示这种物质时，我惊呆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曾经服用这种物品达两年之久。我完全清醒了，自己服用过违禁药品，但我向联邦机构撒了谎。”

　　琼斯写这封信向亲友忏悔，其出发点是“我爱你们，你们完全有权利从我这里得到消息，而不是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或《今日美国》”。她坦白说：她撒谎是出于惊慌，她想说谎以求保护她的教练，保护她自己，此外，她更想拼命保留住那些曾经付出巨大努力后所获得的硕果。

　　琼斯的第一任丈夫是美国男子铅球冠军亨特，两人在最初相识以后，亨特很快成为了她的男朋友兼教练。不久，亨特被查出使用了兴奋剂，人们很自然地把怀疑的目光也投向琼斯，不过琼斯予以了坚决的否认，美国一些媒体也为琼斯大声疾呼辩解。美国民众对这位有着甜美兔牙笑容的女飞人一向抱有好感，这使得琼斯得以保存下了雅典奥运会的奖牌和荣誉。

　　进入琼斯生活的第二个男人是美国短跑明星、世界男子百米冠军蒙哥马利，这对美国跑得最快的男女曾经育有一子，被美国老百姓戏称为“速度宝宝（Speed Boy）”。可是好景不长，蒙哥马利也曝出了兴奋剂丑闻，但这一次琼斯仍然坚持，她没有涉入其中。

　　在她的“谎言录音带”中，她的谎言听起来始终坚定诚恳、掷地有声。2004年2月，琼斯接受英国《每日镜报》采访时说：“我没做任何错事，我没什么可感到紧张的，我知道我是清白的。”同年4月，她又对美国NBC电视台说：“我去雅典是要拿五块金牌的。我从未服用过兴奋剂，将来也绝对不会。我有天赋，我不需要服药。”

　　琼斯在她的自传里，用整整一页的加大号的红色大写字母写道：“我一直相当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反对兴奋剂。过去我从未使用过兴奋剂，将来也不会。”人们常常用“白纸黑字”来表明写下的话无从更改，如今这血淋淋的白纸套红大字，仿佛耻辱的疮疤，不知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黑人女子情何以堪？

　　个体选择与国家意志

　　在西方国度，个体的一切选择都与信用度挂钩起来，人们对作弊的人只有一个统一的头衔——“撒谎者”。在信用社会里，“撒谎者”三个字就代表一种终极的否定，信用的破产往往会伴随着收入的破产。在琼斯的谎言浮出水面之后，她马上失去了每年100万美元以上的赞助合约，禁赛期间缺席了5次大奖赛，损失大约30万美元。在被判支付前教练24万美元的训练费及律师费后，这位美国第一个田径百万富婆的账户上仅剩2000美元，她在北卡罗来纳的一栋价值250万美元的豪宅因欠款被银行收回，她的两项不动产，其中包括她母亲的住宅，也被迫出售……美国法院最终认定并宣告：琼斯破产。

　　对于已经32岁、被迫宣布退役的琼斯来说，想要东山再起非常困难。她在法院陈述后黯然离去，连一向苛刻的美国媒体也不免为她痛洒了一轮同情之泪。

　　没人愿意伤害自己的健康，赌博自己的所有，但在兴奋剂带来的巨大利益面前，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视功名如粪土”？逃脱成就光荣，落网蒙受耻辱，在这条不成功则成仁的钢丝上，不知有多少人战战兢兢地走过。但问题是，竞技体育中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天才运动员相继落马，难道真只是出于个体的贪婪与软弱？他们的背后，似乎总有一些影影绰绰推波助澜的机构，总有一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制度。

　　刘易斯事件让美国奥委会被推上了质疑的前台，2000年，被解除职务的美国奥委会兴奋剂委员会主任韦德•埃克索姆主动向《体育画报》提供了自己掌握的长达3万页的文件，其核心内容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至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美国运动员在包括兴奋剂和类固醇等违禁药物的检测中出现了100多例阳性，但美国奥委会依然许可其中的大部分人参赛，其中有19人还夺得了奖牌。卡尔•刘易斯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埃克索姆提供的文件，刘易斯和美国加州圣摩尼卡田径俱乐部的队友迪劳奇以及赫德都被查出服用了同一种违禁药物：麻黄素。而刘易斯在上诉中告诉美国奥委会，他是在进行感冒治疗——这是药检呈阳性案例中经常会出现的藉口，这样的解释客观上也给了美国奥委会一个“台阶”。刘易斯同时承认，他在那期间正使用一种含有中国草药麻黄的补品，其中的活性成分就是麻黄素。结果，刘易斯顺利参加了比赛，并获得了100米和跳远金牌，他的对手本•约翰逊却因药检不合格而被剥夺了成绩，并受到禁赛的严厉处罚。

　　约翰逊的代理人莫里斯对《悉尼先驱晨报》表示，美国奥委会的官员都应该坐牢！莫里斯愤愤不平地说：“这是典型的腐败行为！我们早就知道刘易斯在服用兴奋剂，但他一直生活在光环之下，这全都是因为美国奥委会在庇护他。”

　　在丑闻暴露之前，刘易斯一直被美国人视作民族英雄，埃克索姆的几页报告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变，而美国奥委会将遭受的冲击则更为巨大。美国一向对前东德、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的“禁药问题”指手画脚，结果在经历过领导层危机、大规模裁员和盐湖城冬奥会受贿丑闻后，美国奥委会面临的一项最新工作是：“合理”解释一个跨世纪的谎言。

　　虽然国际奥委会表示，和刘易斯当年一样，他们也能给100多例药检阳性案例提供合理的解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衷心相信类似的解释？这些解释，是不是比谎言，更加刺痛人们的良心与灵魂？

　　“撒谎者”还是“受害者”？

　　同样，在德国偶然发现的前东德情报显示：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东德政府为了所谓的“国家荣誉”，曾有系统地、大规模地让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这一举措甚至经过了当时最高领导人的同意。曾经有人对东德女运动员的粗大嗓门和魁梧身材提出质疑，但由于当时的检测设备落后，东德又十分注意防范和躲避药检，使得大规模服药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才终止。

　　英国广播公司最新报道称：前东德在大约1 万名男女运动员身上有系统地使用禁药，其中最年轻的选手只有10岁。在这段时间，东德体育“辉煌之极”——人口仅有1700万的国家一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 报道说，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期间，东德特工在奥运村外面秘密设立运动员医疗中心，表面上为东德运动员治疗伤痛，实则继续为运动员提供违禁药物。奥运会结束后，他们秘密地往附近的河里倾倒了大约十箱针头、针管和药物等。

　　前欧洲女子铅球冠军海蒂•克蕾格因服用过量的类固醇导致性别异化，不得不进行变性手术。1982年，海蒂16岁时就在教练的授意下服用了所谓的“维生素”蓝色药丸。1986 年她登上了欧洲田径锦标赛冠军的领奖台。而大赛前夕短短的一个半月，她服用了1000毫克的类固醇药物，这原本是她一年指定的剂量，她的运动生涯也因此过早夭折。随后，海蒂慢慢发现自己的喉结日益突出，脸上的汗毛又粗又长。这使得她心理大受影响，一度曾打算自杀，无奈之下接受变性手术，改名为安德鲁。他说，有他这样遭遇的人实际上很多。

　　另一位运动员凯瑟琳说：“像我一样，绝大多数的运动员从来都没有享受到荣誉的光环，就悄无声息地退役，忍受疾病的折磨。”凯瑟琳6岁时拿了一个游泳冠军，因而被当作有前途的选手培养。在药物的催化下，11岁时，凯瑟琳已经能做近百个俯卧撑，举起近35 公斤的东西。但因伤过早退役的她现在要忍受呼吸困难、肺部肿大、上肢疼痛等疾病的摧残，连几公斤重的东西也拎不起来。

　　前东德的案例比较极端，但它真实地折射出了竞技体育中可能存在的虚荣与黑暗，只要有兴奋剂的存在，奥林匹克精神就永远是一句空话。德国联邦政府很快拨款200万欧元作为援助基金，致力于为前东德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提供援助，索取赔偿。这一举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若产生集体兴奋剂事件的大环境不除，“撒谎者”有时或许也同时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