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政府新闻发言人：仆人怎能说“无可奉告”

资料图：文天平 来源：新华网

　　本报记者 田文生

　　1988年，高二学生文天平所在班级参加学校的篮球赛，赛前确定主力阵容时，除了4名无争议的“高手”外，确定最后一个首发名额让教练犯了难。

　　文天平稀里糊涂地成为这个人选，他父亲专门为他买来新的篮球鞋。没想到，这个穿着新鞋的小个子给了所有人大惊喜：他如有神助，成为得分王，俨然场上最耀眼的明星。

　　19年后，他再次给出了一个惊喜。

　　文天平出生于湖南东安，一个山青水秀、文运昌明且又有“全国武术之乡”美誉的小县城。高考填报志愿时，钟爱写作的他因为父母一句“你哥哥姐姐都念文科，你得读理科”，学上了地理。

　　学地理的文天平涉猎广泛，但也学有专攻，他写出的经济方向的论文，获湖南师范大学当年毕业论文特等奖。此后，他进入西南师范大学攻读世界经济地理专业硕士学位。

　　文天平曾希望做文人，用文字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感受；或者做一名有思想的经济学者，为改变家乡面貌做点事。但毕业时，因为比较了解重庆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关系”的他却进入了重庆市政府政策研究室。

　　尚在试用期内，文天平就被派驻重庆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锻炼。此刻，浦东开发如火如荼。他边洗脑，边做向重庆传送上海经验的“信息二传手”。

　　返回重庆，他获得直接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宝贵机遇——一般来说，没三年五载的研究室经历，这么重要的活儿，是轮不到初来乍到的毛头书生的。

　　2003年，他被破格提拔为副处长，1年后，又被破格提拔为处长。再过两年，被破格提拔为副厅级干部，任重庆市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这时，他才34岁。

　　3次“升火箭”般提拔的背后，是他为人认可的实力：他曾是重庆市经济工作会市长报告主笔之一，他还曾是重庆市“十一五”规划起草组核心成员。

　　当他担任新成立的战略处处长时，该处增挂着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联络处的牌子，他们的《决策建议》第1号建议“把重庆打造成温泉之都”一炮打响。而今，建议已经成现实，“温泉之都”已成为重庆的新名片。

　　政府研究室期间的工作对文天平来说，也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幕僚”必须学会站在前沿，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同时，在超前与现实可行之间寻求平衡，既求发展又不能超越实际。

　　由此，他也养成了一大爱好：思考。他不但完成了本职工作，还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城镇化：重庆未来十年的牛鼻子》、《新型工业化：迈步从头越》、《宏观调控引领重庆新飞跃》、《“十一五”重庆面临十大新挑战》……当他因工作繁忙一度停笔时，曾有读者打电话到杂志社：“怎么最近没看到文天平的文章？”

　　多年历练，让外乡来的文天平成了重庆通、政策通。他还娶了重庆媳妇，说起重庆方言几可乱真。单位内部开晚会，他是众望所归的主持人，与外单位联欢时，他每每在一些微妙的角力中将对方比下去。

　　经多次挑选，文天平最终被委任为政府新闻发言人。

　　媒体背后，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记者可随意提问，天知道他们会问哪些刁钻问题？意识到自己即将进入的是怎样的“高危行业”后，文天平的睡眠质量开始下降。

　　11月14日，重庆首场新闻发布会前夜，他一直在办公室准备，熟悉材料，23时才离开，到家已子夜时分。当夜，他失眠了，“老像有什么把你从梦乡拽出来”。

　　次日发布会结束后，文天平并不踏实，媒体会不会断章取义？百姓会如何评价？“我个人被批评倒没什么，但千万别因为我个人的失误，让这扇刚打开的窗重新关闭。”

　　他对自己的首场表现自评60分，及格。“那么多媒体记者没机会提问，有的记者从头到尾举手也没有提问机会，太抱歉了，要通过机制调整。”

　　“虽然遇上了一些比较难回答的提问，我往后还是要少用外交辞令。”他总结说，“用外交辞令来模糊、搪塞，是对记者——也是对百姓——不负责任。”

　　“在我看来，自主新闻发言人和媒体记者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我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一名公务员，是公仆，而媒体背后是群众，是‘公’，是主人。作为仆人，怎么能说无可奉告呢？”

　　“自主新闻发布的初衷是通过服务媒体，满足老百姓的信息需求。”文天平说，“发布会就开1个多小时，我要把更多百姓感兴趣的信息传递给记者，我必须少说口水话，不说官话套话。”

　　开会、调研、上网、阅读，构成这名甫一上任就处于聚光灯下的发言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镜头放大了的鲜花与掌声，另一方面，是永无止境的对本人信息量的挑战及无法预见的风险。这位一贯朴实、低调的年轻发言人，并没有因首场自主新闻发布会的成功而激动，依然淡然平和：“我不是明星，也做不了明星，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但我将努力做一名有厚度、有深度的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