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签”事件搅动舆论 医患关系需要缓冲带(图)

李丽云的母亲李小娥多次用包和矿泉水瓶猛打肖志军。供图：北京晚报

　　“拒签”事件搅动舆论敏感神经

　　医患关系需要缓冲地带

　　本报记者 王超

　　4天前，北京朝阳医院认为孕妇李丽云病危，必须手术；丈夫肖志军拒绝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3小时后，李丽云及腹中的婴儿死亡。

　　李丽云的母亲从广西赶到北京，今天表示，女儿死得冤枉，女婿肖志军和医院都有责任，并已连夜草拟了起诉书。

　　肖志军认为，是医院害了妻儿。他要告医院。而医院认为，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患者同意是医疗行为合法性的基础，没有得到患者和家属的签字，不能强行手术。

　　“签”或者“不签”，决定了李丽云和腹中孩子是死是活。肖志军“拒签”，背上了愚昧无知的骂名；医院没有强行手术，也遭到了“丧失天职”的指责。

　　医院是否失职，制度是否有缺陷，肖志军是否涉嫌犯罪，一时间专家、市民、网友议论纷纷。《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要不要修改，成了重点中的重点。

　　不签字，后果怎样

　　朝阳医院一位老医生承认，这是守法和救人的矛盾。做手术，患者未必一定能活；但不手术，一定不能活。有一线希望，医生都想试试。

　　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为患者实施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应当征得患者家属或者关系人的同意并且签字。这是医院越过肖志军而强行手术的最大障碍。

　　在网上论坛，网友“魏英杰”的帖子“一纸签字载不动医患之间许多愁”引发了很多讨论。

　　他认为，虽然家属自身责任明显，但在救治方案如此明确的情况下，医院为何不敢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当前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院是在想方设法规避责任。

　　而网友“静娅”反问，医院在不签字的情况下做手术，已是违规行为。一旦出现死亡，这个责任谁负？

　　争论中，网友“魏英杰”甚至提出了解决办法——修改《条例》第三十三条，从法律上规定，医院在类似显而易见的状况下，不能放弃自己的救死扶伤责任。由专业、独立的医疗事故评估委员会进行事后责任认定。

　　在医卫专业网站丁香园上，网友“刚入道的小医生”说，如果我有能力救活那个产妇和孩子，我宁愿坐牢，也要给她做手术。

　　“梦想去飞翔”则说，每一个医生都曾雄心勃勃的试图做生死的主宰者，特别是刚入行的。但是，不管你是否有做仲裁生死的能力，你也没有这个仲裁他人生死的权利。

　　中国医患关系“硬着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卓小勤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就“拒签”事件，公众和专家指责“第三十三条”有缺陷没有道理。我国相关制度是完善的，跟国际上也是接轨的。这是个极为特殊的案例，绝大多数人都会在被告知后听从医生意见，接受手术。

　　卓小勤认为，如果给医生强行治疗的权力，并形成制度，很难保证不被滥用。到时候，可能出现以下情况—患者到医院就成了待宰的羔羊，本来不用手术，医生说“切”就切。

　　他不赞同成立医疗委员会的做法：“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人决定命运，这是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

　　现在是价值多元的时代，有人认为生命重要，而有人认为自由选择更重要，当母子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一个医疗委员会按照什么标准来决定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他介绍，在国外有社区医生，又叫私人医生、全科医生。每个公民和一个全科医生签一年合同，凡是看病和转诊都要经过这个医生。医生的服务态度不好，病人下一年可转到其他医生名下。这样的全科医生了解病情，跟病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沟通关系，也可协助重大手术时的决策。

　　而我们国家则缺少这样一个缓冲的地带，医患关系是陌生人关系，又没有私人医生制度。所以，患者与医生互相防范，一旦出现纠纷，基本两败俱伤。

　　据说，肖志军曾带妻子在一个小诊所看病，估计这个诊所在病人住处附近，在一定意义上，这个医生本来可以充当私人医生的角色，只是他提供的治疗和咨询是错误的。

　　卓小勤曾经参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起草工作。他介绍，由于医患双方在专业知识方面差距很大，为保证患者的决定权，立法引入了患者知情权一说。但我国在告知原则上没有明确规定，完全看医生的发挥。

　　在国内，医患双方过度防卫的风气正在抬头。卓小勤说，防卫性医疗出现在美国，那里实行巨额赔偿制度。医生把患者看成潜在的原告，医院为了给潜在诉讼取证，就出现了过度医疗，治一个小小的感冒甚至要做几十种检查。这造成了医疗费用的飙升。

　　这种完全对立的医患关系还造成了保守的治疗，比如颅内肿瘤，如果干净切除的话会流血，风险比较大。但医生会选择留一点，这样不会出血，一年后会复发，但不会被指责为手术不成功。

　　医患冲突根源是利益冲突

　　卓小勤认为，医患冲突的根源是利益冲突。以药养医的制度，使大处方、过度医疗、红包、回扣大行其道，医护人员侵犯了病人利益，病人难以再相信医生。

　　他提出，可以借鉴一些国家实行“无过错责任”赔偿制度，无需证明医方“过错”，也无需法律诉讼，就可获得赔偿，解决医生疲于诉讼而受害人得不到合理司法救济的问题；

　　保险公司应该推出行医职业保险制度，而且要强制投保，这样医生就不用害怕赔偿而保守治疗；

　　建立私人医生制度，作为医院和患者之间的一个缓冲区。

　　“最根本的问题是，医院被市场化了。不解决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其他问题。”他说，一切还要等医改方案的出台。本报北京11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