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苏南转型

　　来源：决策杂志

　　新苏南转型

　　■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王运宝 吴明华

　　策 划 人 语

　　很少有一个区域的发展能引起全国人如此的关注，苏南是很少中的一个。

　　改革开放30年来，苏南的每一次变革与创新都牵动了其他地区的发展神经，“苏南经验”在全国各地被一次次地仿效和复制。

　　30年的快速发展，让苏南率先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如今，苏南区域发展又面临新的转折点。当经济数据无力掩盖苏南发展模式之弊时，传统的苏南发展模式也就走到了尽头。

从“铁本事件”到跌入“只长骨头不长肉”的争论漩涡，再到太湖水危机，苏南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与焦虑。

　　十七大召开前夕，江苏省召开高规格的苏南工作会议，在对苏南发展进行全面审视的同时，也规划了苏南转型的“路线图”。眼下，苏南正在全力推进继乡镇企业和开放型经济之后的第三次转型。从重点发展到优化发展，不仅是苏南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发展目标的转换，更在宏观层面上与科学发展观丝丝相扣。

　　我们期待，经过第三次转型后，科学发展的“新苏南”能够再次引领全国。

　　寻找苏南新竞争力

　　■本刊记者 吴明华

　　在经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外向型经济崛起之后，苏南的第三次转型已经揭幕。面对传统竞争力的逐渐丧失与快速发展的后遗症，江苏省上下一度感到困惑和迷茫，苏南急于寻找转型的突破口，找到发展的新动力。

　　“苏南各市县正处于人均GDP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快速增长期”、“苏南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苏南地区今年将率先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当苏南各地正在开启香槟庆祝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时，却不得不面对太湖水危机的尴尬。然而环境污染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站在新一轮发展和转型期的苏南，要面对的还有更多深层次问题。

　　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后，苏南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又一次引领了全国区域经济发展，这一模式在2003年达到巅峰。外向型经济为苏南带来飙升的数据和一系列极为诱人的光环，2003年以来，苏锡常地区所有的县（市）都进入全国百强县，其中前10强中苏南牢牢占据6席，2006年更达到7个，昆山连续两年荣登全国百强县之首。苏南成了全国百强县最集中的地方，其强大的竞争力可见一斑。但随之而来的是，关键经济指标的回落，快速发展的种种后遗症，以及诸多“成长的烦恼”。

　　面对传统竞争力的逐渐丧失，江苏省上下一度感到困惑和焦虑，苏南急于寻找转型的突破口，找到发展的新动力。从年初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到9月末的苏南工作会议，江苏省和苏南五市高层频频聚首，虽然会议主题各有侧重，但深层目标均直指———寻找苏南新竞争力。

　　“微笑曲线”背后的焦虑

　　在苏南地区的第一次发展热潮中，乡镇企业扮演了主角。当时间推进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和“苏南模式”终结，苏南又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下的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第二次发展热潮。在苏南第二阶段的发展中，外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2000年以来，苏南地区每年实际利用的外资总量占当年全国总额1/4左右，从1996-2006年，FDI总额近900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100多家落户苏南。一个昆山市，吸引的台资已占全国总额的12%以上，近6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上海市台资的总和。

　　大规模外资的进入为苏南第二次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苏南经济结构中，外资也占据了半壁江山。2003年，苏南招商引资额发展到了顶峰，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前所未有的133.75亿美元。拐点随之而来，2004年，苏南实际利用外资下降为92.04亿美元，台商投资出现负增长，下降幅度之大令苏南各地措手不及。

　　利用外资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回落，经济开始出现放缓迹象。此后，苏南各地虽然几经努力，但都未能恢复到2003年的利用外资水平，下降趋势已不可避免。

　　面对最重要的竞争力逐渐丧失，苏南各地的焦虑与困惑可想而知。

　　苏南地区在利用外资压力与日俱增的同时，“外资依赖症”明显暴露出来。2006年，苏南地区外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66.32%，外贸依存度超过100%。其中，苏州市外商投资在二产中的比重达到55.9%，无锡达到40.99%；苏州外资企业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90%，无锡达到72.5%。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之高，这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苏南经济发展表面上看很热闹，但实际从中得到的利益和主要经济指标是极不相称的。”江苏省发改委研究室主任顾卫东分析认为。现代产业价值链的利润呈现一个“V”字形，即所谓的“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中，一头是研发、设计，另一头是销售、服务，中间是加工生产。一般而言，处在两头的产业利润率在20%至25%之间，而处在中间的加工生产产业的利润只有5%。在苏南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较高，整个产业结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总体处于利润和技术的低端环节。

　　同时，外资控制下的加工贸易发展模式还可能出现“飞地效应”。虽然苏南吸引外资的规模和质量都在提升，已有超过百家的世界500强企业落户，但是与这些企业在全球的规模相比，外商在苏南的投资量还很小，与本地产业的联系比较薄弱，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难以形成，经济发展后劲严重“打折”。随着苏南成本优势和土地价格、税收优惠等地方政策优势的丧失，外资随时会发生迁徙。一旦外资撤走，对苏南经济将造成严重的打击。

　　发展外向型经济犹如一把双刃剑，处在工业化后期的苏南，继续维持利用外资带来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相当困难。转变和升级经济增长方式，对于苏南来说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需要。

　　粗放式增长之痛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的全国首批6个国家生态城市中，苏南就占了4个。理论上说，苏南应该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却是环境保护先进城市，这让苏南人引以为豪，也令外界很多人迷惑不解。但随后的一场太湖水危机，颠覆了苏南发展模式和发展成果，彻底暴露了苏南粗放式经济发展的后遗症。这对于正在积极寻求新竞争力的苏南各地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从乡镇企业到外向型经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苏南根深蒂固。”江苏省社科院专家顾松年分析认为。在苏南的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是全国制造业比重最大的地区，其中，重化工业率在70%左右，而第三产业和拥有核心技术的现代制造业比重很低。大量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给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苏南是典型的“环境透支型”经济增长方式。

　　苏南与太湖相伴，因水而得利。然而太湖流域每年高达50多亿吨的废污水排放量，已大大超过太湖水体的承载力。据测算，若要达到水体自净功能的要求，至少要减少40%排污总量，水环境污染已影响苏南地区的用水安全。中科院南京土壤所曾对苏南的土壤进行测试，发现了100多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这些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正是外商在苏南各地投资建立的电子工厂。

　　“经济实力增强后，做到生态环境方面的治理和美化、绿化，创建国家生态城市并不难，而要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却绝非易事。”江苏省委党校关于“新苏南模式”的调研报告中分析认为，虽然近年来，苏南地区不断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但在人口众多、经济密度高、环境承载严重超负荷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运行成本不仅会不断地上升，而且环境治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难好转”的困局。

　　快速的粗放式增长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水荒、地荒、电荒，甚至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苏南正面临着严峻的资源和能源瓶颈。特别是土地方面，多年来一直处于用地高峰期，苏南每年用于引进外资的土地就至少需要10万亩，而江苏省给苏南的土地指标仅够当年新批项目土地需求量的一半左右。目前，多数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低于国际通行的0.8亩的粮食安全警戒线，昔日江南鱼米之乡的美景，正在成为一种记忆。工业化、城市化的继续发展，已经面临着无地可批的窘境。2004年，发生在常州的“铁本事件”，土地违法是焦点之一。而铁本事件与今年5月份的太湖蓝藻危机，把苏南经济增长的弊端完整的暴露出来。

　　转变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解决制约苏南发展的“硬约束”，成了苏南第三次转型的首要任务，也是苏南构建新竞争力的最重要前提。

　　苏南外向型和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速度和总量上的飞跃，但这种发展模式的成果也受到外界的质疑。批评最多的就是“经济上去了，环境污染了”和“只长骨头不长肉”，意为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不相匹配。苏南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人们未能有效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

　　第三次转型探路

　　2004年初，在苏南转型已经揭幕的关键时刻，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苏南，首次对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全面系统的阐述。对于新苏南转型来说，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正是新苏南创新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也是新苏南赢得新一轮竞争的关键所在。从2004年开始，苏南踏上了艰难的转型探索之旅。

　　在2004年初的江苏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正式提出“富民优先”的口号，富民工程成为苏南的首要工作，也是苏南转型迈出的第一步。然而，富民只是转型的目标之一。随后，江苏省委把“富民优先”扩充为“三优先”，即富民优先、科教优先、环保优先。2005年，在制定江苏省十一五规划时，又加上了“节约优先”，从而变为“四优先”。

　　面对苏南外向型经济竞争力减弱的趋势，江苏省委提出，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苏南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与此同时，苏南各地通过学习同处长三角的浙江省，开始不约而同地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从“四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到发展民营经济，苏南的发展理念和路径正在逐步转变。但是，苏南第三次转型之路并不轻松。

　　以苏南发展样板的昆山为例。2006年，昆山在苏南率先达到全面小康的4大类25个指标的标准，经济指标上的优异数据让昆山又一次成为江苏各地学习的榜样。2006年初，江苏省委、省政府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昆山之路”。但对于新苏南转型来说，昆山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数字上的飙升并不能掩盖发展模式创新不足的事实。

　　2006年，昆山的外贸和外资依存度高达373%和94.1%；三次产业结构之比为1.1：67.9：31，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步履维艰，进展极为缓慢，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在第二产业中，最典型的是昆山一年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占全球总量的1/3，但没有一台电脑具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替外商加工组装，利润率极低；在内、外源经济比例结构上，2万多户民营企业注册资本仅为300多亿元，而5000多家外资企业却有180多亿美元注册资本，民营企业明显势单力薄。

　　虽然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但新苏南发展模式战略调整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具备。苏南经济经过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的前两轮发展，已具有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不仅确保了固定资产更新换代的投资，而且使政府具有了较强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从而为第三轮苏南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通信设备、计算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展迅猛，其总产值已居苏南制造业各行业的首位，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苏南科教资源较为丰富，科研力量提升很快，创业的综合环境优势也比较明显。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近几年的转型探索，苏南各地经济发展的理念，已经从量的增长向质的优化转变。同时，正在制定实施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也为苏南第三次转型提供了机遇。

　　9月28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了高规格的苏南工作会议，“由重点发展向优化发展转变”成为会议的主题，苏南第三次转型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正在变得清晰起来。

　　“再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奋斗，努力建设一个经济充满活力、科教繁荣发达、社会稳定和谐、法制健全完善、文化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的现代化新苏南。把苏南建成创业者向往、苏南人自豪、外来客羡慕的‘东方新欧洲’”。苏南工作会议上，李源潮提出的“东方新欧洲”梦想，既是新苏南转型、构建新竞争力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手段。■

　　水危机下的苏南转型

　　■本刊记者 吴明华

　　当所有的痛苦和压力都转化成变革的动力时，危机也就成了拐点。经历过切肤之痛的苏南能否迎来浴火重生？

　　5月末的一场水危机让无锡人至今仍心有余悸。在之后的几个月内，从舆论到理论界，从官方到民间，从污染问题到发展模式反思，无锡水危机已经演变成为整个苏南地区的一场全方位危机，危机所引发的效应仍在持续发酵。

　　物极必反，危机的背后往往意味着转机。长期以来一门心思抓经济、搞招商的苏南人，猛然发现过去一味追求速度的粗放式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沉重。痛定思痛，苏南开始全面反思并铁腕解决不断加重的快速发展后遗症、一直难以扭转的传统发展模式，以及GDP崇拜下根深蒂固的政绩观等等。

　　当所有的痛苦和压力都转化成变革的动力时，危机也就成了拐点。经历过切肤之痛的苏南能否迎来浴火重生？

　　治污攻坚战

　　对于无锡来说，这就是一场战役。战斗的一方是爆发的蓝藻和污染严重的太湖，另一方则是以强势著称的政府。在这次战役中，政府同样把它强势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5月28日水危机爆发之后，政府采取的各项应急措施迅速而有效，短短几天之后饮用水问题便得到缓解。也就在这几天，政府便耗费了数千万元。所幸的是当地发达的经济，为这次救灾和以后的长期治理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危机暂时解除，但战役才刚刚开始。

　　6月11日，国务院在无锡召开了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确定了治理的方略。随后无锡市宣布进行治理太湖“6699行动”，其中包括提前关闭规模以下化工生产企业，沿湖地区排污口封堵，所有乡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和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调整太湖一级保护区内所有畜禽养殖场和传统养殖业，禁止新建排放氮磷污染物的项目和限制氮磷污染物排放总量等，一系列相当严厉的控源措施。

　　行动的速度似乎出人意料。去年底，无锡市列出了准备关停的772家小化工企业名单，但由于这些企业多半是当地财税的重要来源，因此半年来关停工作受到基层干部和企业明里暗里的抵制而进展缓慢。水危机爆发后，在不到1个月时间内就关掉了其中的323家。水危机对无锡市上下的触动可见一斑。同时，无锡市还立即提高企业排污标准，对“三高一低”企业实行超标准用能、用水加价和差别性电价、水价制度，用行政调节手段迫使企业降低能耗。

　　“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自取灭亡。”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曾这样感慨。以环境为代价来发展让无锡人尝到了苦果，而治理环境污染的代价同样不菲。

　　10月底，江苏省便拿出了治理太湖的总体方案。在这个庞大的计划中，江苏省将在5年时间内总投资1085亿元以期有效控制太湖湖体富营养化程度，实现水质明显改善。江苏省财政2007年从新增财力中安排20亿元的太湖污染治理专项资金，从2008年起，太湖地区各市、县从新增财力中划出10%—20%，专项用于水污染治理。到2010年，太湖流域地区全社会环保投入占GDP比重要提高到3％以上。方案中计划采取的治理措施，包括了目前所有可能的手段。江苏省希望通过15年时间，从根本上解决太湖水污染问题。

　　“水危机后，人们不仅对江苏发展模式产生质疑，苏锡常全面小康的成果也被颠覆，苏锡常没有一个城市算是全面小康的。现在就要开始补课，要向大自然还账，哪怕GDP下降15%。”李源潮这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在全国引起不小反响，江苏省上下治理水污染的决心也表露无疑。

　　太湖污染目前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如果没有这样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更有效的措施，湖体水质可能急剧恶化，甚至难以逆转。因此，对于苏南来说已经没有退路，必须全面展开环保治污与环境危机抢速度的战斗。

　　太湖治污的十年轮回

　　虽然对太湖水污染的战役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但外界仍然担忧其能否治本。据估算，苏南地区将关闭的2000多家小化工，影响财政收入、就业机会、居民收入分别只有1至3个百分点，对于整个经济运行可以说影响甚微。同样，对于庞大且不断上升的排污总量来说能起到多大作用？而且，此次所采取的处理污水、引水治水和生态修复等措施，与十多年来的治理行动相比，并没有太多新意。

　　从1991年起，国家便启动第一期太湖治理工程，十多年间投资逾百亿。1996年，无锡提出1998年实现全流域达标排放，2000年使太湖水体变清的目标。1998年底，国务院有关部委会同苏浙沪两省一市发动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并宣布太湖全流域基本实现了达标排放。然而，事实却是太湖污染日益严重。2000年之后，“引江济太”、“太湖水污染控制与水体修复技术及示范工程”等重大治水专项工程也相继上马。

　　与此同时，太湖治理和环保也被苏南各地政府摆到越来越高的位置。招商引资变为招商选资、治污从末端治理走向源头控制、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和“环保优先”战略等。2006年10月，江苏省部署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在此之前，江苏对其进行过多次整治，但并未见到明显成效。而此次江苏省副省长仇和要求用“最坚决、最严格、最彻底”的措施，以“坚定的信心，坚强的决心，坚持不懈的努力”，用3年时间背水一战，彻底整治小化工污染问题。措辞之强硬前所未见。

　　尽管太湖治理一直没有停歇，但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的速度，排入太湖的污染物远远大于太湖的环境容量，10多年的太湖治污功败垂成。太湖流域环境容量已远不足以支撑目前的经济规模，如果要有效治理太湖，势必要大幅度削减该地区的排污总量。

　　2006年，无锡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位居全国第9，工业产值位居全国第7。在无锡的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比重达到74%。无锡市机械、纺织、冶金、化工、电子等5大传统支柱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到了全市规模企业总量的70%。2006年无锡规模以上工业中，冶金、纺织、机械等行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为55.5%。为了给大制造企业做配套，一些五小企业大量出现，特别是排污量高的小化工企业。无锡市化工企业目前接近3000家，小化工企业约占2/3；苏州市共有化工企业2200多家，其中小化工企业约占3/4；常州市共有化工企业2400多家。类似重化工这样的“第一排污大户”，集中分布于环太湖地区，对太湖造成巨大压力。

　　无锡是一个“两头在外”的加工工业城市，服务业的比重偏低，重化工业的比重偏高，产业结构水平低。整个苏南亦是如此，而这正是太湖污染的最主要源头。

　　路在何方

　　在与污染战斗10多年之后，苏南再次站到了治污的起点。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苏南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意味着经济和环境即将进入“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国际理论认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即环境先随经济发展而恶化，当GDP增长到一定水平后，两者进入同步发展的良性状态，拐点就出现在人均GDP5000～10000美元之间。但经过拐点并不必然地进入良性发展状态，对于苏南来说，要把水危机作为太湖治污的里程碑和转变发展模式的转折点，还有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

　　太湖治污不成功的一个关键还是在政府。在发展的压力下，基层政府不但缺乏治污的动力，而且常常成为最大的阻力。水危机之后，苏南原有的发展模式被颠覆，发展成果也遭到质疑，基层政府的阻力随之变成了内在动力。水危机成为苏南经济转型最强劲的动力。

　　根据初步测算，太湖流域单位面积主要污染负荷超过承载能力50%到100%，这意味着污染物减排需要达到约40%以上，才有可能使环境得到喘息的机会。但是要把企业砍掉一半，这显然不现实，完全牺牲发展来治理水污染也不可行，苏南试图寻找一条既发展经济又减少污染的办法。

　　江苏省已经明确提出，把“环境容量”作为产业发展、生产力布局的重要依据，沿沪宁线经济带将作为高科技产业带来重点发展。2006年，以苏南为主的江苏高科技产业产值已超过1万亿元。而无锡、苏州等地的发展思路也逐渐清晰。利用此次铁腕整治的契机“腾笼换鸟”，将那些高污染而又附加值低的企业转移出去，空出来的土地将被重新招商，“二次创业”的目标就盯在高新技术研发企业和现代服务业。无锡市希望通过5年努力，每年服务业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甚至更高。最终把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并超常规强力推动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逐步改变产业结构偏重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的状况。

　　站在发展转折点的苏南，正在努力走出一条资源集约、环境友好、生活美好的城市化、现代化发展新路。在江苏省发改委研究室主任顾卫东看来，水是苏南经济发展之魂，最终检验新苏南转型之路能不能走通的唯一标准不是GDP、不是人均收入，而是“水”。■

　　无锡服务业“新政”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在无锡各级干部中，现在最流行的词汇是服务外包，招商引资的最大兴奋点是服务外包，市领导在会上讲得最多的话题，还是服务外包。

　　10月7日，一个特大的“礼包”从天而降：国家商务部、信息产业部、科学技术部和教育部联合认定“无锡太湖保护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区”。这是在国内认定11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1个示范基地后，首次由四部委联合认定的第一个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区。无锡获得这一国内屈指可数的“金字招牌”后，将站在中国承接新一轮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第一方阵。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无锡转型发展将由此开启一个全新的旅程。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犹如猛虎添翼，正在为无锡等苏南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潜力无穷的创新活力。在苏南地区，无锡不是唯一一家，也不是第一家进入外包服务业“国家队”的城市。而且，目前的无锡服务业也不是发展最好的，但无锡的努力恰好代表了苏南转型的一种方向。

　　城市转型中的“集体换脑”

　　“我和我们的干部都比较习惯发展制造业，还很不熟悉发展服务外包产业，要外向型服务业在无锡‘异军突起’，当务之急是要转换思维。”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前不久，无锡市委专门召开了领导干部学习会和务虚会，会上安排了四节课，其中两节课的主题是聚焦服务外包产业。参加会议的干部每人发了两本书：《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平的吗？》。其用意显而易见：不仅要了解世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最新理论，了解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传奇故事，而且无锡要续写服务外包的新传奇。

　　最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外包市场总量十分惊人。2003年，全球外包市场规模达到5.1万亿美元，目前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根据预测，到2010年，将有20万亿美元的规模，90%的美国公司约1700万家至少有一项业务被外包。尤为令人瞩目的是，服务外包产业极少占用土地，资源消耗微乎其微，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密集的优势，这些产业特点与苏南地区，尤其是无锡的发展现状十分契合。

　　对无锡来说，发展的前景和现实的需要同时具备，但是，要抢抓先机，最难的还是决策者的观念转型。对此，无锡市委在全市响亮地提出，领导干部首先要“冲破GDP束缚。”

　　习惯于制造业，习惯于招商引资，引进一个项目多少外资，给外商批多少地，进行“一站式”审批，这些是10多年来在整个苏南、在无锡市再熟悉不过的操作流程。然而，离岸服务外包不是这样，既没有很多投资，又不需要圈多少地，有的只是成百上千台的电脑和大量的研发、制作人员。

　　面对全新的生产方式，甚至有人产生疑问：会产生价值吗？会创造GDP吗？因为服务外包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产业，不可能迅速形成“标志性建筑”和“亮点工程”。而且，消费需求的产生不一定在本地发生，发展初期对所在地区的财力增长贡献不大。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服务外包产业对解决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过大及优化城市人口结构等，都具有显著作用。

　　“无锡决不能错过服务外包的良机，这既是无锡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更是无锡提升人口素质、缓解环保压力、突破资源瓶颈的必然选择。”今年初以来，杨卫泽不止一次地强调他的观点。

　　但是，对无锡来说，服务外包战略的真正“缘起”，是太湖水危机事件。无锡市外经贸局局长吴峰枫认为，“如果说数年前无锡在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时，对服务外包还只是零星的概念，那么经过供水危机之后，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挺进的目标，才更为清晰。”水危机爆发后，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以更高的频率出现在无锡市的大小会议和众多场合，成为真正的城市发展战略。“无锡供水危机的爆发，就是自然给我们敲响的警钟，更加坚定了无锡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信心和决心，那些没有前景或者缺少发展前景的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产业，必须实现转型，腾笼换鸟。”杨卫泽说道。

　　供水危机过后，无锡市开始对太湖88公里岸线环湖地区污染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据当地政府官员透露，已关掉了至少500多家小化工、小电镀、小五金等“五小企业”。这些企业搬走后，正好把土地置换出来发展现代服务外包业，这个“腾笼换鸟”的转型就成为无锡发展的必然。

　　眼下，无锡市党政干部已经对服务外包这个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新兴产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按照发展规划，无锡确定了“两基地一中心”的定位———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对日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上海服务外包承接中心。抢抓服务外包新机遇的浓浓氛围渐次形成，在无锡各级干部中，现在最流行的词汇是服务外包，招商引资的最大兴奋点是服务外包，市领导在会上讲得最多的话题，还是服务外包。

　　全速接轨“世界办公室”

　　8月9日，无锡药明康德（开曼）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在美国纽约证交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内地药品研发服务外包业“第一股”。这家中国最大的药品研制承包商在短短6年多时间内，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药品研发服务外包公司，服务范围涉及化学、生物和原料药，拥有超过100项已授权或申请中的专利成果。

　　药明康德只是无锡挺进服务外包业的一个缩影。“集体换脑”后的无锡，正向“世界办公室”飞奔。

　　9月23日，在江苏省服务外包大会上，无锡市集聚国际服务外包和软件出口企业的“123计划”横空出世。这个极具冲击力的扶持政策的发布，不仅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更重要的是激起了国内外服务外包人士对无锡的关注。按照“123计划”，到2010年，无锡将集聚国际服务外包和软件出口企业100家，服务外包从业人员20万人，业务总额30亿美元。

　　随后，无锡市打出了发展服务业的“组合拳”：设立15亿元的专项扶持资金；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产业组织推进体系、政策促进体系、人才促进体系、公共服务体系、行业服务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六大体系全面启动；《全球服务外包100强企业名录》已经发到各级干部手中，新一轮招商项目正在全面推进。

　　以这种气度和手笔，无锡拉开了服务外包发展的绚丽大幕。

　　“要像抓外贸外资那样抓外包。”正如李源潮所言，无锡市的各大经济板块，正在向服务外包全速进发。资料显示，江阴市今年平均每周都要引进2家服务外包企业。9月2日，江阴(上海)经贸合作交流会上，8个软件服务外包合作、网络软件开发等项目同时签约。第二天，IBM软件及服务外包人才实训项目、微软无锡软件培训及服务外包人才培养项目等，一批软件及服务外包重点项目在无锡新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共同开展从软件及服务外包高端人才培养到园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

　　今年前8个月的“成绩单”，令人对服务外包的前景充满信心：无锡全市新增服务外包企业103家，其中，引进全球100强企业3家，新增300人以上规模企业8家；服务外包业务总额近4亿美元，新增大专以上学历服务外包从业人员5000多人；服务外包载体建设74万平方米，推动服务外包企业开展国际资质认证20多家。

　　同时，无锡市服务外包的主体构架初具雏形。今年上半年，无锡市和江阴市被江苏省政府认定为“江苏省国际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无锡高新区和无锡（国家）工业设计园被认定为“江苏省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区”，华夏计算机等11家企业被列入“江苏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重点企业”。

　　更重要的是，无锡市还拥有一个特殊资源，一首唱响了20年的歌———《无锡旅情》。1986年，《无锡旅情》，成为中国城市营销史上最早和最成功的策划案例。在这首歌的吸引下，20年来，1000多家日资企业在无锡落户，其中日本的世界500强就有30多家。无锡的日资高地现象，可谓承接世界先进制造业转移的经典个案。相对苏南地区其他兄弟市的产业特色，无锡的对日服务外包优势明显。目前，3/4以上的无锡服务外包企业业务都是对日服务。

　　眼下，无锡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又在寻求新的叠加优势：针对无锡与日本跨国公司现有的合作基础，将合力推动在未来形成“日资服务外包业集聚地”，形成制造业高地和现代服务业高地的“双高叠加效应。”

　　“无锡成为班加罗尔并不是遥远的事。”印度IT软件培训业巨头、国家信息技术学院培训总裁罗格，近日在考察了无锡的服务外包产业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幸福江阴”试验

　　■本刊记者 王运宝

　　GDP崇拜之所以顽固，主要原因在于政绩考核机制。幸福江阴的实践，直接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复杂的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核体系，这是一次大胆的探索。江阴的试验，无论成败都具有标本价值。

　　10月20日，十七大召开期间，求是《小康》杂志社、国家统计局与江阴市共同在北京举办“科学发展在江阴———幸福江阴高层论坛”，这是继去年7月，江阴在北京召开幸福江阴研讨会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与会的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幸福江阴建设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幸福江阴”作为基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典型，选择在十七大期间召开高规格的论坛，与大会主题形成了某种呼应与共鸣。

　　从2006年开始，“幸福”成为江阴全市最流行的词语，“幸福指数”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热的新概念。放眼全国，虽然不少机构和城市已经推出了各种“幸福指数”，而把“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的地方政府，目前唯有江阴一家。在很多地方仍然沉浸于对GDP保持盲目崇拜的背景下，“幸福江阴”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正如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司长鲜祖德的评价，“幸福江阴”是地方政府执政理念从单纯注重GDP到突出民生和谐的一次深刻嬗变。江阴的这一率先创举，对全国其他城市研究幸福指数、建设幸福城市具有重大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五民五好”幸福指标

　　“经济发展为什么？区域经济争什么？全面小康以后干什么？我们对自身的发展路径、发展理念和发展追求进行了冷静地审视。”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说道，“富裕不等于幸福，口袋里有钱，心情不那么好，生活质量不那么高，就说不上是幸福。我们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江阴进入了全国百强县的第一方阵，赢得了一个应有的地位，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下一步怎么来争第一保前列？”

　　2005年4月，朱民阳主政江阴后，提出“幸福江阴”的构想，此后，经过一系列的调研和探讨，幸福江阴的蓝图开始渐渐形成。到2006年6月，江阴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幸福江阴的新理念：“以民生为本，力求个个都有好工作；以民富为纲，力求家家都有好收入；以民享为先，力求处处都有好环境；以民安为基，力求天天都有好心情；以民强为重，力求人人都有好身体。”从此，“五好”成为尽人皆知的精炼性概括。

　　但是，幸福是一种很难量化的东西，其主观性很强。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往往是不同的，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就有不同的幸福感：有人逢年过节能吃大肉一碗，已经幸福无比；有人天天山珍海味一桌，但仍觉苦恼。幸福指数是可以测算的吗？如何测算？目前关于幸福指数的报告，大多都是由一些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研究团体或个人发布的。不同的测算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如何才能找出共性？如何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来设计幸福指数？在当前的压力型考核体系中，如何使幸福指数可统计、可感受、可检查，使之成为衡量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这都是幸福指数研究者的难题。从技术上说，对幸福指数的测算，很难有一个通行的、公认的标准。

　　面对困难，江阴从2006年开始，迈出了探索的脚步。

　　为使“幸福江阴”操作性更强，江阴专门邀请江苏省小康专家组和江苏省委党校专家，协助研究制定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还邀请了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委集思广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指标体系的理论支撑、动力来源和实践路径。2006年10月11日，十易其稿的“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正式出炉。

　　这套体系共设有50余个指标，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各占60%和40%的权重。其最大亮点是突破了传统的考核框架，减少“硬性指标”，突出“民生指标”，实现幸福指数与GDP的同步提高。

　　对应“五好”，江阴分四大类确定相应的指标体系，设定了相应的目标值和测评权数。比如，在“人人都有好工作”的目标下，设定了就业岗位从原来每年4万多个提高到每年5万个的目标值；在“家家都有好收入”的目标中，突出“置业和创业”，在提高家庭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的同时，提高保障性收入；在“处处都有好环境”的目标中，突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文明社区达标率目标值超过90%；在“天天都有好心情”的目标中，突出“科教优先、家庭和睦、邻里相亲”，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从原来的18.6%提高到23%以上，农村文化场所普及率达到100%；在“人人都有好身体”的目标中，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目标值达到100%，人均公共体育设施面积目标值超过3平方米。

　　对此，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曲福田分析认为，“五好”的顺序首先是就业，然后是收入，其次是环境、和谐加上文明健康，它与现代化的要求、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等相辅相成。

　　江阴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计军参与了综合指标体系的制定过程，他介绍说，“幸福指标的出炉，一共修改了12次。每次修改的背后都是征求意见的结果，在基层就至少举办了几十场座谈会。”为了让幸福指标科学化，江阴在制定考核指标时，征求意见的对象主要面向老百姓。江阴市委、市政府在城乡全面开展“幸福指标大家选”活动，50项幸福主客观指标公示于民，让老百姓自主选择他们关注的10大指标，2万多群众积极参与、踊跃建言，2个多月的时间里，总投票数突破16万张。因为许多指标非常贴近老百姓的需要和生活，因此他们对指标十分感兴趣，并且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许多都被新修订版本所吸收。“幸福不幸福，老百姓说了算。”朱民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语气简洁明快。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江阴对幸福的理解正在变得具体起来。从“五好”幸福蓝图到民选幸福指标，江阴完成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新突破。

　　“针线活”与“大手笔”

　　从2006年9月8日起，江阴市在江苏省内率先启动了对农村参保对象免费体检的活动，65万参保农民成为这一“幸福工程”的直接受益者。退休工人朱建华指着自己写在登记表上的名字感叹道：“百姓健康有人‘买单’，这就是幸福！”免费体检共设内科、外科、五官科、辅助检查四类，包括了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B超、心电图等16个项目。

　　小康不小康，关键要健康；幸福不幸福，健康是基础。“人人都有好身体”是幸福江阴的重要内涵和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江阴市卫生局副局长吴建龙介绍说，很多老农以前一辈子都没享受过体检，自己身体有病也往往要到最后才知道。为了让江阴农民也能“小病早知道，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政府专门出资2000万，安排了免费体检。这项深受底层欢迎的“幸福工程”，将在江阴持续下去，今后每两年政府都会为农民进行一次免费体检。

　　这次免费体检，成为“五好”幸福江阴综合指标体系中，“人人都有好身体”的一次具体实践。像这样细致入微的“针线活”，从2006年开始，江阴在多个方面同时展开。

　　比如，在为65万农民送出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健康大礼”的同时，又为全市267个行政村免费送戏、送电影、送图书、送展览的“文化大礼”。然后，在10月21日，又推出一项实质性新举措：启动4.7万名城镇退休职工免费体检活动，并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

　　就在江阴市推出这一系列“针线活”的同时，也制定了“大手笔”的创新性工作举措，主要包括：完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把“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落到实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覆盖率100%，2007年农民人均医疗费用同比下降近500元；全市48654名残疾人全部参加医保，2560名特困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今明两年新增绿地7000多亩，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5%以上；实施“五年万人”创业培训工程；由市财政建立专项基金881万元，以政府采购形式，开展以送书、送戏、送电影、送展下乡为内容的“幸福进万家”活动。

　　“使发展的过程更具亲和力。”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关于幸福江阴的评价中，“亲和力”一词可谓恰到好处。“幸福江阴最有意义的一点是将经济指标的增长这一比较抽象的指标与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切身感受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让江阴的老百姓都能切身感受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实惠。”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评论道。

　　而在国家统计局科研所副所长康君看来，幸福江阴是一份富有真情实感的政绩表，“什么是良好的政府、什么是好的执政？一句话，就是引导百姓获得最大的幸福和最小痛苦的一个艺术。”可以说，“幸福江阴”实验，不仅是这种独特“艺术”的一次生动实践，更是在探索苏南未来发展的一种新方向。

　　执政理念悄然变化

　　演绎“幸福进行曲”

　　6月底，一项对1200多名市民的抽样调查表明：江阴百姓对自己的幸福感平均打分为86.29分；97.83%的江阴人认为作为江阴人感到自豪、幸福；81.39%的江阴人认为自己和家人身体很健康；85.43%的江阴人感到心情很快乐。

　　对此，朱民阳认为，江阴未来的发展，必须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不断增长，让老百姓既享受到物质财富增长带来的快乐，又感受到精神财富增长带来的愉悦。朱民阳把整个“幸福江阴”的指标体系变成3张表：一张是江苏省委、无锡市委对江阴现代化和小康指标考核表；第二张是“五好”指标，老百姓的感受和认同；第三张是民意测验表———通过抽样调查，从幸福满意度、环境满意度、身体健康指数、工作收入满意度来综合群众的“感觉”。

　　独特的“幸福观”，使江阴市委的执政理念正在发生悄然改变，江阴市正以扎实的举措使这一理念成为现实。

　　但是在一开始，就有人担心：“幸福江阴”是一个务实的指标体系吗？

　　对此，朱民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要是想出风头，还不如盖一座楼。”这套幸福指数的核心，与当前全国上下都在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国家大政方针，具有很多方面的共鸣与呼应。特别是江阴将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核的大胆实验，无疑具有更积极的意义。

　　“追求增长速度、追求GDP或者攀比GDP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得到解决的，有着深层的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怎么办？”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要有一些新的指标，使大家的注意力都能够转到新的更重要的指标上来。”

　　在这方面，江阴是国内第一个把幸福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地方。根据江阴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在2007年全市机关考核中，“幸福江阴”将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首度列入全市机关工作综合考核体系。

　　比如，在江阴市“关于2007年度镇机关工作综合考核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对镇机关的考核实行180分制。其中，共性指标考核分值为140分，个性指标考核分值为10分，群众评议分值为30分。值得注意的是，这套考核指标体系特别强调“主观感受”———即30分的群众评议分值，涉及民主法制、公平诚信、执政为民、主观幸福感受、综合评价、有关建议等六个方面的20个项目，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等方式，由群众来进行评价。按朱民阳的话说，幸福不幸福还要由老百姓来检验，要百姓出题，政府作答，人民评判。“这样做，政府等于把自己赶上了绝路。”拿着手中尚未最后定稿的2007年度镇机关工作综合考核指标体系，江阴市委秘书长计军感慨而言。

　　正是在这种新的政绩考核实验的作用下，江阴市的执政理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嬗变，就像金凤村党总支书记卫乐平说的那个形象比喻一样：“村干部是最小的官，我就是一件最贴身的内衣，这件内衣如果质量好，就会感到温暖；质量不好，老百姓就会感觉到寒冷。所以，我这个村官作用非常重要。建设幸福江阴，村官是第一道防线。”

　　在全国各地，GDP崇拜之所以顽固，主要原因在于政绩考核机制。幸福江阴的实践，直接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复杂的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核体系，这是一个积极探索，江阴的试验，无论成败都具有标本价值。

　　正如有媒体评论的那样，没有GDP是万万不行的，但仅有GDP是万万不够的。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的政绩考核体系必将纳入更多GDP以外的指标。这些指标，可能是不久前被媒体热议的绿色GDP，也可能是幸福指数，或者其他的一个什么“非GDP数字”。■

　　苏州第三次转型

　　■本刊记者 王运宝

　　苏州转型，不仅是苏南第三波转型的缩影，更能从中观察到中国其他区域发展的“影子”。

　　中国电影金鸡奖永久落户苏州之后的首次颁奖盛典，于10月27日在金鸡湖畔炫目登场。喧嚣背后，是苏州对文化、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崛起的渴求。“一个城市的竞争力除了经济实力外，更重要的是软实力--文化。电影是一种新型文化、现代文化、国际文化，具有大众性、产业性和国际性的特点，电影金鸡奖评奖基地的建设，对苏州重组文化旅游产业具有重大意义。”苏州市副市长周伟强的观点，代表了苏州市对产业“软化”的一种认识。

　　近几年来，“富财政，穷百姓”、“只长骨头不长肉”等坊间议论，让苏州在人们心目中有了多重“背影”。“只长骨头不长肉”等说法，显然不能让苏州人痛快地接受。苏州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认为，这种说法仅仅是某些人的观点，并举出了坚实的证明：“苏州每年上交国家的，四大银行获取的利润，海关直接拿走的税收，几项加起来达1000亿，哪个城市有这个‘肉’？”

　　不管漩涡中的苏州是何种感受，苏州模式的悄然转型确是不争的事实。

　　从2004年开始，3年间，在“成长的烦恼”与“转型的阵痛”交织中，苏州的“改版升级”一刻也没有松懈。

　　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开放型经济，从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到谋求现代服务业崛起，苏州转型，不仅是苏南第三波转型的缩影，更能从中观察到中国其他区域发展的“影子”。

　　“一号文件”与苏州新棋局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王荣，经常将苏州市2006年初制定的“四大行动计划”的文本，放在自己的包里，有空就拿出来看看。如何让苏州顺利升级，一直是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件大事。“四大行动计划”具体包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四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这是3年多来，苏州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深刻涵义的细节。

　　上世纪90年代开放型经济开始崛起，招商引资在2003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滑。苏州市政府研究室原主任、苏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徐伟荣认为，产业梯度转移再一次对苏州发生作用，未来苏州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外资，将取决于如何抓住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机遇。

　　于是，在2004年初，苏州以“一号文件”的形式，为第三次转型“揭幕”。

　　是年初，苏州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腾飞的决定》，这是苏州市委、市政府2004年的“一号文件”。其中，苏州宣布了“到2006年底全市民营经济主要经济指标比2003年翻番”的目标。以此为标志，苏州的“民营经济时代”从2004年开始初露端倪。“外资与民资是一种相向的运动过程，民资壮大之后，外资转移与否，对苏州经济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动摇。”徐伟荣说道。

　　实际上，壮大民营经济发展，只是苏州转型的一个方面，同时，苏州不得不面对三次产业结构出现的严重“倾斜”。2001年以来，苏州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到2005年，第二产业占苏州GDP的比重达66.8%，其比重之高位居长三角第一位；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1.2%，其比重之低位居长三角倒数第二位，比长三角40.6%的平均水平低了近10个百分点。当年苏州实际利用的外资中，二产占到了93.47%，三产仅仅只有6.39%。这与苏州高经济增长、高人均GDP水平和高经济发展阶段显得极不相称。

　　实际上，苏州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步履维艰，出现了制造业比重持续提升、服务业不断降低的滑坡现象和后退倾向。华东师范大学长三角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长乐在“第二届苏州论坛”上发言时指出，根据经济发展、人均GDP提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相关关系的国际经验比较，苏州产业结构的有序化程度在长三角是相对最差的几个城市之一，其第三产业的比重之低、提升之慢与人均GDP的增长之快的偏离程度相对最大。

　　于是，苏州转型的第二个“一号文件”在2005年初出炉———《关于促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的政策意见》。“今后苏州的发展是优二保三”，苏州市市长阎立认为，苏州只是一个工业化的城市，正在向现代化的城市过渡。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其标志是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应该占据一个相当高的比重。所以，对于苏州来说，就必须有满足工业化城市、现代化城市需求的服务业。

　　发生在2005年秋天的一件事，深刻反映了苏州产业发展的“短板”。

　　为了决定每年10亿元额度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投向，国家科技部来到苏州考察，对此间的潜在项目进行过一番“地毯式”搜索，结果大失所望。当时参与项目遴选的专家、苏州大学财经学院院长万解秋介绍说，像片状电阻研制这类比较有份量的项目凤毛麟角，大部分只是纺机零部件改进、空调通风管改造等小打小闹的技术革新，谈不上自主创新。

　　在2005年，整个苏州市上报国家申请创新基金的项目屈指可数。即使是在以高科技含量著称的苏州工业园区国际科技园，情况也并不很乐观。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高级行政主管尤以丁介绍说，国际科技园中20多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90%以上都是外资背景；30多家软件企业中，从事高端设计的也只有两三家。“每创造1美元利润，70%以上被外资拿走了，中间商又赚走约20%，只有5%的利润是我们自己的。”

　　国外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城市应该从模仿创新为主向原始创新为主的战略转移。2006年，苏州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经过连续两年的一号文件之后，面对产业短板，苏州该怎么办？答案很快在2006年春节后呈现出来。

　　2006年春节过后不久，苏州市委、市政府就召开科技创新大会，发布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基本形成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自主创新能力，基本建成国际新兴科技城市。苏州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进入全面提高阶段。随后，在2006年的4月，“四大行动计划”正式开始实施。

　　至此，经过3年的规划布局，苏州转型的新棋局，完整地呈现出来。“四大行动计划”的文本也被王荣放进了自己的包中。

　　圆融苏州

　　在介绍苏州工业园区的画册上，有这样一段话：圆融，像历史睁开的眼睛，朝前看，阳光灿烂的前景；圆融，像金鸡湖上的银帆，升起来，彩霞满天的信心。“圆融”是建在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畔的一个标志性雕塑，整个雕塑圆中包容着方，两种彼此矛盾的元素共存于一体，蕴含着深沉的哲学思考。圆融的英文名为Harmony，翻译为中文即“和谐”。如今，它已然成了园区的标志，不仅象征中国传统钱币的造型和外币的符号，还象征着中国江苏和新加坡的经济合作。

　　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与一个外国政府直接合作创办的一个经济开发区，也是中国唯一以借鉴外国经济与公共行政管理经验为特色的开发区。徐伟荣认为，这是苏州发展的转折点。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这里创造出了“一天创造1个亿的GDP，一天上缴1260万元的财政收入，一天引进400万美元外资”的奇迹。

　　苏州工业园区呈现的不仅仅是全线飘红的经济，其更大的意义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与自然生态的完美和谐，引来媒体一片惊呼：苏州工业园区是科学发展的真正样本。

　　到2004年庆祝建园10周年时，苏州工业园已成长为苏州的CBD。园区西部的金鸡湖，也成为苏州人身边的“西湖”。水是苏州的“外衣”，每年的黄金周，来园区旅游的人都能超过三四十万。园区社会事业局曾对1000户园区居民进行调查显示，居民带外地亲友游玩的第一选择是古典园林，之后便是金鸡湖。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总规划师杨晓敏认为，这里名为工业园，但不仅仅是工业园，从城市规划，到产业布局、人居环境还有园林绿化，再到公共服务、文化品位，都要体现出一座现代城市的风范。正因为合理的规划布局，园区把“工业”这一内核与秀美的园林、自在的生活、便利的商业巧妙地融为一体。在这里，你仿佛可以清晰地听到充满青春能量的心跳声。

　　如今的金鸡湖，已成为人们体会苏州现代城市面貌的一个窗口。金鸡湖景观体现了“两种城市个性”，城市湖泊公园可以通过从东北到西南的一条轴线分成两个部分，西北部是城市的、年轻的、活泼的、充满能量的，东南部则是自然的、宁静的，十几座形态各异的小桥散落于小河之上，周围的建筑是苏州古城里常见的那种黛瓦粉墙。这里没有躁动的流行乐，没有眩目的光束，有的只是江南水乡的静谧与温柔。在金鸡湖景观的设计者、美国易道环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亚洲区主席乔全生看来，这是一种前进中的“挣扎”，就是如何在接轨国际、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保持传统，达到开放与融合的和谐。

　　“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的版图；用双面苏绣的绝活，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对接。”金鸡湖景观成为苏州城这种绝妙融合最美的缩影。用王荣的话说，今天的苏州在整体上是“三个苏州”的和谐统一：老城区是“古苏州”；西边的高新区是“新苏州”；东边的新加坡工业园是“洋苏州”。矗立在金鸡湖畔的“圆融”雕塑，就成为三者统一的完美体现。

　　中国发展的“影子”

　　2005年苏州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大关之后，是继上海之后第二个工业总产值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超越万亿的城市，苏州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强市。

　　随着苏州经济发展一路高歌，“苏州模式”达到了中国发展样板的制高点。2000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在向苏州学习，招商引资成为不约而同的“一号工程”。就连一向以民营经济基础发达的浙江温州，也在2005年将招商引资确定为“一号工程”。90年代前期，曾有人针对苏南乡镇企业的滑坡提出，苏南模式要向温州模式“投降”，但现实状况表明，苏州在十多年来的新一轮竞争中似乎更胜一筹。

　　苏州经济的“第一桶金”，源自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经济的崛起。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创造出了区域经济发展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农村包围城市”，以极大的震撼力和吸引力影响着全国。

　　上世纪90年代后，提起苏州，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极具特色的招商引资手段，原苏州市长章新胜专门针对李光耀进行的城市营销，也被作为经典案例在全国一次次地被提起。苏州历届政府打造的这种“苏州经验”，目前正在被各地竞相效仿。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媒体和评论家对“苏州出干部”的分析报道。随着干部的流动，“苏州模式”也在其他地区发生着作用，原苏州市委书记王珉主政吉林省后的变化，就是一个佐证。

　　从自生内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再到民外合璧的“第三步”，苏州的演进，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宏观层面经济转型的三个方面：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三是增长方式的转型。苏州率先推进了前两个转型，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开放型经济的前两轮发展中，苏州先行一步，引领全国。

　　目前，如何实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成为中国“内外并重、国强民富”的样板，将是苏州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新课题。苏州3年多来的第三次转型升级中，一方面映射出了江苏省对于地方执政能力和目标的转换。另一方面，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正好呼应了中央政府开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苏州的第三次转型，其社会实验意义，绝不亚于苏州的前两次转型，毕竟，苏州的发展呈现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子”。■

　　“强政府”之辩

　　■本刊记者 吴明华

　　在当前探讨新苏南转型的时候，信奉新自由主义，放弃政府推动仍然不行，但应更多地强调“强市场”，创造适应新形势、新起点的“强政府”与“强市场”。

　　苏南发展的每一步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对于这种“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也从未间断。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里的政府作用相比其他地区显得过于强大，争论的要点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政府作用是否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相背。而客观现实同样极具争议：一方面是苏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处于全国前列，全面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处于全国前列；另一方面，在GDP崇拜下的“行政推动型”经济发展带来了种种后遗症。如何评价“强政府”的作用？在苏南的第三次转型中，“行政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如何转型与创新？

　　“政府最重要的作用

　　是制度创新”

　　《决策》：在研究苏南的发展历程中，“强政府”绝对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角色。在市场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过去政府这只手发挥的作用？

　　宋林飞：长期以来，“苏南模式”被认为是“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媒体往往把我归为“强政府”的主张者，我曾经肯定过“强政府”，认为不能一概否定。“强政府、弱市场”固然要不得，但在市场经济初期也有“强政府、弱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在比较清醒地认识，比较严格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情况下，政府的行政推动有利于经济比较快地发展。同时也要指出，如果不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或不量力而行，就会形成低效投资，甚至无效投资与“形象工程”。在当前探讨新苏南转型的时候，信奉新自由主义，放弃政府推动仍然不行，但应更多地强调“强市场”，创造适应新形势、新起点的“强政府”与“强市场”。

　　徐长乐：在苏南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制度创新。苏南的乡镇企业开始于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而后迅速发展壮大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之中。它原以人民公社为载体，同时又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突破，是对我国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一大创新。始自上世纪90年代，苏南开始逐渐摆脱了以乡镇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单一模式，政府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规模招商引资，发展非公经济。

　　苏南地方政府主要抓住了两大发展契机：一是1994年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决定共同建立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此举不仅为苏州、苏南地区引进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国外先进技术和中外人才，而且还随之引进了新加坡政府的全套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市场运行机制，在赢得巨量有形资产的同时还带来了巨大的无形资产；二是紧紧抓住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和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苏南地区采取了“依托上海，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方针。其基本理念就是紧紧瞄准上海，主动接轨上海，甘当上海的配角，在上海城市发展、产业发展的缝隙中寻求苏南发展的空间。在当时江浙沪三地各自为政、地区封锁、市场分割、贸易壁垒的“诸侯经济”盛行的年代，苏南地方政府采取了“白天向西看，晚上向东看”、“听南京的，看上海的，干自己的”策略方针，从而极大地突破了我国行政区经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苏南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重大制度创新。

　　“经济人”角色

　　《决策》：在苏南“行政主导型”经济发展经验中，政府如何界定自身的作用范围，以更好地发挥经济建设职能？

　　洪银兴：中国经济市场化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承认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并以财政分权、政绩评价经济化等方式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经济性。

　　在原先的苏南模式中，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通过直接参与企业决策而发展本地经济。转向新苏南模式后，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有增无减。苏南各级地方政府逐步退出乡镇经济、国有经济的同时，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公共功能得到强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阶段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不能完全放弃。本地区引入资本的数量，人均GDP水平，财政收入的数量，仍然是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政府业绩指标。当然，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也要转型。公共服务同样以经济为中心，集中表现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进而表现在为吸引各类投资创造公共环境。对企业来说，地方政府便起着“经济人”的作用。地方政府往往作为本地区企业的总代表参与市场竞争。如，为了到外地争市场，地方政府官员要带着企业家到外推销产品，举办各种贸易恳谈会、招商引资会，请外商、外地企业家和外地官员到本地来建立经济联系。

　　苏南的实践证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不能以政府作用的强弱作为标准。在这里，虽然政府退出了直接的市场活动，退出了企业，但政府作用没有因此而减弱。而是其作用的范围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苏南地区，政府在经济建设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不但不与市场化对立，而且能强有力地支持市场化。

　　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行为可能有人会冠以“诸侯经济”，但我认为，在推动市场化的一定阶段正是需要这些“诸侯”通过提高本地竞争力的途径发展市场经济。即使是就发展经济来说，市场经济需要的不是无所作为的政府，而是大有作为的政府。地方政府可能利用各种有效的政策手段，依靠本地区的竞争力进入外地市场争夺资源、争夺市场，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行政推动型”发展模式转型

　　《决策》：目前，苏南正处于新一轮转型期，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重大转折。同样，政府也需要转型和创新。苏南地区“强政府”将何去何从？在新的发展模式中，政府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洪银兴：苏南下一步转型的目标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新苏南。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所要追求的相当部分属于政府所要执行的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职能，在现阶段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的。与此相应的是，政府由主抓经济发展转向主抓社会发展。从而形成企业抓经济发展以实现GDP指标，政府抓社会发展以实现全面小康指标的局面。其结果是该地区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较为协调的地区。

　　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深入，环境问题、农民问题、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将会突出。这些矛盾和冲突绝大部分是地区性的。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建立兼顾公平和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机制。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改变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现象，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这方面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已经和正在实现这种转型。

　　但可以估计到，尽管在今后一个时期，在弱化经济建设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方面会明显推进，但地方政府不会轻易放弃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改变的只是推进发展的手段和方式。下一步，谁先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谁先达到小康指标，谁先实现现代化目标将成为各个地区的竞争目标。

　　宋林飞：转变政府职能，首先是要减少政府干预，进一步搞活微观经济。过去，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是政府，由政府发动而生产企业和社会组织被动接受，调整对象仅限于某些“短线”领域或部门，调整手段与方式主要是行政命令，以及通过政府各种投入性政策来改变结构性比例。这种结构调整模式，还没有终结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强化行政性的推动力量，人为地鼓励一些行业而抑制另外一些行业，以及依赖政府投入，容易造成新的结构性矛盾，往往会忽略结构调整的深层次目标，如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与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接轨，培育区域经济长期竞争力等。现在，对于这种结构调整模式已经到了非下决心转变不可的时候了，要放手让企业与社会力量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形成“强市场”引导下千军万马闯市场的生动局面。

　　《决策》：政府转型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宋林飞：政府转变职能应主要表现为，加快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可持续率先发展的体制与政策环境。在工业经济调整中，要以加速产业结构转变为目标，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动力，自觉淘汰和关闭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在投资政策上，向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方向倾斜。在项目选择上，对发展循环经济项目、自主创新公共平台，进行直接投资或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支持。在价格、税收政策上，要运用价格杠杆调整资源型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自然资源与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使企业和公众受益，从而自觉地加入到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中来。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在于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撤除各种变相的地方保护主义措施，从而让要素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争取更大的增值空间。不仅要“走出去”进行跨地区的产业转移，还要“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与经营，将“苏南经济”转变为“苏南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