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论坛专家观点

　　张洪华：（宝安区委副书记）

　　目前是发展打工文学的最好机遇

　　宝安在东晋时建县，距今有1600多年历史，位于珠江口东岸，毗邻港澳，得改革开放之先，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短短20多年，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经济总量较大、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工业大区。去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2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377亿元，外贸出口550亿美元，全国出口每18块钱就有宝安的1块钱。今年前三季度，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74亿元，同比增长17.8％；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4631亿元，增长23.5％；外贸出口达到479亿美元，增长了26％。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将接近1800亿元。

　　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区位优势、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宽松的人文环境，吸引了大批的外来有志青年来宝安工作、生活、创业和发展。以新移民、外来工为代表的城市社区文化和以客家文化、广府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交融共生，逐渐形成了以宝安宝城中心区为主，以大浪、沙井、福永等街道为辅的打工文学生态圈，产生了张伟明、戴斌等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以王十月、曾楚桥为代表的“31区作家群”。打工文化逐渐成为宝安独特的人文风景，丰富着宝安的文化内涵。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并特别强调要着力丰富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这给我们宝安发展文化、特别是打工文化提供了更好的机遇。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打工文学要保持批判的力量

　　我非常明显地体会到打工文学已经受到了主流的关注。这个主流包括多方面，一个是包括中国作协，或者各地的文联作协等都非常关注，另外就是现在主流的批评家，比如像孟繁华先生、李敬泽先生等都非常关注这类问题，还有一些大学的研究者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同时，打工文学的写作者好像也有一种渴望得到主流文化承认的愿望，我非常理解像郑小琼、王十月这样的一些作家，包括更早一点的盛可以这样一种愿望。

　　主流主动关注打工文学是好事，主流文学能够给打工文学提供一些特殊的文学经验，但打工文学的那种批判的力量才是它最宝贵的东西。如果在主流的关注过程当中，这种力量慢慢的消失，慢慢被驯化，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更多的注意了。我认为打工文学它不是一个头衔，但是打工文学和打工文化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冯敏：（《小说选刊》杂志副总编）

　　打工文学要保持先锋特色

　　我还是希望打工文学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自己的本份，如果打工文学过早的进入主流，那么我觉得它的那种先锋性质就容易丧失，也就变得没有价值了。

　　打工文学在深圳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虽然这些作品集中展示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但我认为还写得很不够，而且写得还不深。打工文学绝对不是作家躲在书斋里编造出来的，也不是哪个人登高一呼就能告诉大家打工文学了。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认为，底层文学也好，打工文学也好，昨日是边缘文学，今日可能还是边缘文学，但是它以它的革命性和文学的特质性表明它拥有明天，拥有未来。

　　有人说对底层写作不够精致，我想底层民众谈不上精致，他们的生活是粗糙的，而对于民众的的苦难没有人深入反映是不行的，刚刚写了几天民众的苦难就说写得太多，我想这是很肤浅的，不能说林妹妹的汗是香汗，焦大的汗就是臭汗，如果文学还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那么“文学”还能被称作“文学”吗？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打工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尺度

　　打工文学的写作者和倡导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情怀，我说的倡导者，包括深圳文联在内、包括深圳文化局在内、也包括深圳读书月在内，文学的悲悯精神在这里得到了重视。

　　关怀弱者、关怀弱势群体，这种现象是当前中国文学所匮乏的，我们的文学有太多的高雅，太多的香车宝马、高尔夫球场、五星级大酒店，所缺的是对这种底层的关怀。所以，打工文学的贡献在于弥补了当前文学现象的一种缺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尺度。

　　我也是觉得我们不能永远的停留在悲情上。我觉得悲情的表达是一个过程，我也希望是一个过程。而且既然是文学，就不能宽容粗糙，这是我和一些论者不同的地方。不能宽容粗糙，不能宽容一般情绪的宣泄，文学就是一个高度，文学有着它的标准。文学在这里应该得到提高，最后那种粗糙的东西、那种情绪的东西逐渐的消失，我希望两个世界变成一个世界。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选择打工文学体现深圳文学界的勇气

　　深圳曾经倡导过“新都市文学”，但是，最终成为深圳品牌的还是“打工文学”，我觉得实际上这就体现了深圳文学界一种的思想勇气。

　　因为，新都市文学和打工文学这两个概念相比较而言，新都市文学似乎孕育着现代、超前、时尚、高贵；而打工文学它就会让人们想到的是卑贱、底层这些字眼，但是打工文学贴近生活，所以深圳还是不遗余力地提倡打工文学，他们感觉到了打工文学的内涵更加能够体现中国现代化的特色，更具有一种独特性，这肯定就是一种思想勇气。

　　打工文学深刻的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这样一种经历。真实地记录这段经历，就使得以后的历史建构者不敢随意的将这段历史乔装打扮，所以打工文学是与中国的这种新二元社会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新二元社会体现为集权体制与市场体制的矛盾统一，它给城乡冲突的转化设置了重重障碍，而这一点就典型体现在了农民工身上。所以这种决定了他们的乡村立场，在打工文学中，我们能够感到这种乡村精神成为他们基本的思想资源。

　　蒋巍：（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推动打工文学的概念向全社会普及

　　当打工被理解为全中国以及整个社会非常普泛化，非常正常的、非常具有尊严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我想作为中国目前特例、特指的打工文学也许就应该消亡了。因为它不再意味着被侮辱和被损害、它不再意味着弱势，它应该成为我们的尊严，成为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在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打工”。

　　当我们的打工文学和我们的打工者，当全社会都普及到这样一种观念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无论从硬件和软件上，从经济基础、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我们的意识形态上，大概它才算完成了现代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讨论打工文学，其实正在推动它向全社会的普及和发展。正在为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而发出我们的力量、发出我们的呼声。

　　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的周围都有一个像日晕一样巨大的灰色地带，那就是中国勤劳的农民们正在包围城市、正在进入城市、正在融入城市。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的城市将堆满垃圾，我们的生活将变得一片混乱。因此，打工是伟大的，打工文学也是伟大的。当打工成为全社会意识的时候，它就是现代化的。

　　李敬泽：（《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作家应该保持对经验的忠诚

　　底层写作在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已经迅速的变成了一个格式化的写作，变成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和真实经验隔绝的写作。

　　我认为打工文学要“见本心、参天地”。作很多迅速的格式化、成规化，就是由于很多的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渐渐没有了“本心”，渐渐找不到自己的真正经验，不能够保持对经验的忠诚了。

　　我觉得打工文学也好，底层叙事也好，一个写作者在任何情况下，要“见本心”，忠实与于自己的真实经验，突破一切成规，同时也要“参天地”，生活自身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压力，现实是很容易把人压着贴在地面上的，迫使你接受它的逻辑。如果作者是充分接受了现实的逻辑的写作的话，是很成问题的，他可能就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有力的把握驳杂而丰富的经验了。我想，作者们还是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充足的勇气，甚至要有一点乌托邦精神，要有一点与现实在精神上的战斗性和对抗性的精神能力。人类之所以要从事文学，就是因为我们行走在地面时同时有一个向度，就是我们要飞翔。

　　孟繁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导，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打工文学作品也要加强文学性

　　曹征路的《那儿》，吴君的《亲爱的深圳》，这些作品都是写下岗工人的，表现了下岗工人面对过去、面对未来的时候，非常失措、迷茫、没有道路可选择。吴君在写《亲爱的深圳》的时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打工者。

　　最近我读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他写的这个群体可能比打工族更边缘的群体，是拾荒者，但是他写拾荒者的时候就有了个人的思考。小说讲了一个拾荒者和妓女之间的爱情，她把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模式镶嵌到拾荒者的故事里面去，使这个小说的文学性空前的加强了。但是如何去理解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的文学性显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这样一个文学现象的出现，特别是对都市文化经验的添加和建构，显然有它的意义和作用。

　　蒋述卓：（暨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打工文学提出的是新的人文精神

　　打工生活是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的一个桥梁。打工文学充满着对身份的追问，因为打工者的位置是移动的、漂泊的，随着他们生活的改变，从“别人的城市”到“城市的主人”心理角色的转变，会很大程度上扭转打工文学的创作基调。

　　我认为打工文学提出的是新的人文精神，这种新的人文精神体现出了一种对悲情或者悲悯的关怀精神。我想打工文学体现在了他们对自己的一种身份的拷问、身份的反思，除了痛苦、辛酸的一种表达以外，更多的表现了一种精神的觉醒，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的追寻。能够拷问自己的身份、能够考虑自己跟城市的关系，能够考虑作为一个打工者在精神上的一种独立，我觉得这是进城务工者的一种素质的提高。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打工文学应该自成一统

　　我觉得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打工者读”的文学，应该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我更想说它是偏于草根文学、或者说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形态。

　　我觉得中国的底层文学遇到了相当大的困境，它表现的是底层人的生活，但它的作者和读者却都与底层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就存在着代言的问题。谁是底层？谁来写底层？谁有资格写底层？底层文学写给谁？这是核心的问题。

　　谈起贾平凹的新作《高兴》，我认为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它存在的问题同样有价值。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像贾平凹这样的著名作家还能深入到拾荒人群中去，在他们家里吃饭，可以说相当的不容易，但是我们在阅读这部作品当中仍然感到“隔”，就是说他下生活的深度仍然是不够的。

　　我觉得今天的打工者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愿望，就是把我们的文学提升，向主流文学方向发展，我个人倒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向。今天的打工文学，未必是要提升，而是要扎根。我觉得未必要进入主流、成为主流，而是要自成一统，要自给自足、自说自话，甚至自生自灭都可以，先要自成一统，然后才能谈得上跟其它的主流交流和对话。

　　杨宏海：（深圳市文联副主席、研究员）

　　满足打工者精神上的需求

　　深圳读书月期间举办的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已经成为颇具特色的一个文化品牌，深圳为什么要在读书月举办这样一个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打工者写、打工者读”实现百万劳务工的文化权利，这是构建我们和谐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发自“心灵的呐喊”，她背负着打工者的梦想，体现了打工者“自我关怀”和渴望“社会关怀”的精神诉求；她是打工者植根生活创造的文化品牌，对当代文学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中国经验。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我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广大打工者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他们也有创造精神财富的要求，也需要通过打工文学和打工文艺来实现他们文化创造的权利。所以，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联创设的“鲲鹏文学奖”，给了广大打工群体极大鼓舞。

　　事实上，打工者中有许多文艺人才，他们也是文化建设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军。在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广告词”征集过程中，全国有很多专家参与投标，最后选中的是来深圳的一位打工妹的作品：“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

　　正像一些打工青年所说的一样，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们愿意“围着文学的火炉”来取暖，广大的打工青年需要文学的熏陶，需要进行文学的创造。仅在宝安区就有着非常多的打工文学爱好者，他们在打工之余拿出了他们的笔，写出了大量的打工文学作品，有人甚至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也有一些虽然他们永远都成不了作家，但他们心中有一座文学的殿堂，他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实现文化的权利。

　　我想，这就是我们举办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和读书月活动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