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信任--“拒签事件”后的医患关系思考

　　新华调查：重构信任——“拒签事件”后的医患关系思考

　　新华网北京12月3日电（记者王思海）孕妇李丽云之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事件发生已有10天，各界的议论仍然沸沸扬扬。绕开业界一直讨论不休的法律适用问题，记者对这一事件带给医界怎样的触动，以及目前的医患信任究竟脆弱到何种程度进行了调查和思考。

　　“患者不信任，医院难有作为”

　　当说起“丈夫拒签手术”事件时，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医生都显得有点激动。北京宣武医院著名大夫凌锋说，医生眼看着病人因“拒签”而死去，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但在医院把所有风险和后果已经充分告知的情况下，患者或家属仍拒绝签字的话，医生很难进行“强制治疗”。

　　北京同仁医院的朱思泉认为，现在的规定对医生束缚太多，社会舆论对医生的压力也很大，如果没有病人或家属的签字，医生做手术就可能承担“上法庭”的风险。在医疗实践中，医生经常被逼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被要求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去救治危重病人，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承担法律责任的压力。

　　朱思泉说，就像这起产妇死亡事件，如果未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就手术，一旦出现因手术而导致死亡或致残的结局，法院肯定要判定这个医院违法手术。因为明明病人的丈夫不同意手术，而医生却没有尊重病人或家属的意志和对治疗的选择权。

　　“在危急情况下，如果没有患者或家属的签字，你是否愿意为患者做手术？”面对这个问题，接受采访的医生的回答几乎完全一样：“如果已经做了充分的解释工作，患者或家属仍坚决不签字的话，我也不敢做这种手术，因为我承担不起责任。”

　　北京阜外医院门诊部主任周宪梁说：我们有时也遇到过患者或家属在术前对“签字”迟疑不决的情形，医护人员反复做说服工作，但还是有人不听劝说而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他认为，这一事件反映了患者对医院的严重不信任，如果患者或家属对医院不信任，不同意“签字”，医院就很难有作为。

　　“看病不能全听医生的”

　　记者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许多患者要记者帮忙联系医院专家看病，并叮嘱“尽量要你熟悉的”。在许多患者心目中，到医院看病，找一个专家不保险，得多找几个才放心。

　　北京市卫生局的有关数据显示，拿着一本病历单跑多家医院的，占目前专家门诊接诊量的30％以上。“看病得有自己的"主心骨"，不能全听医生的！”这是不少患者抱有的想法，也许正是有这样的想法，一些患者家属才在该签字的紧要关头拒绝签字。

　　记者在北京一些医院调查时发现，对医院不信任的患者占一半左右。而所有被调查者都表示，在签署手术单的时候，他们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看到病人对自己的不信任，医生们很痛心。医生们承认，现在的医患关系的确是出了问题。

　　这种不信任表现在相互的两个方面：从医方来说，为防止可能发生的纠纷，让患者做了许多不必要的检查，以寻找没有责任的“证据”；从患者来说，往往从非正式的情感因素上怀疑医务人员治疗不尽力，故意“开大方”，增加其医疗费用。

　　记者了解到，正是医患关系严重不信任，才导致近年来医患纠纷连续上升。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2002年，医患纠纷有5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2006年则超过了1万起。

　　追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许多专家都把矛头指向了目前的医疗管理体制，认为市场经济对医院和医生价值观念冲击的最严重后果，是一部分医院和医生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选择上错位。

　　医生角色：要由“恩赐者”向“服务者”转换

　　在北京出现“拒签手术”事件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院院长对记者说，医院和患者是一种合同关系，一方提供服务，一方支付报酬，但和很多服务行业不同的是，我们的医疗行业被多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所扭曲了。

　　这位院长说，目前医生的责权利不清晰，他们很难靠精湛的医术，或者到位的服务来赚取更高的收入。尤其在医患发生矛盾的时候，医生的地位显得颇为尴尬，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过戴钢盔的医生，这样看似可笑的自救行为，其实反映了当前法律对于医生人身保障方面的空白。

　　这位院长替医方担忧的想法有其合理一面，但从另一方面看，部分医务人员不能设身处地替患者着想，而是较多地考虑医疗机构和自身利益的因素，也是不能回避的现实。

　　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曾明确表示：解决医患矛盾关键在于医方。他认为，当前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的重要原因，主体不在于医疗资源不足和医疗质量不高，而在于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缺乏理解，不能换位思考。

　　《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主编杜乐勋认为，医务人员应当认识到，在医疗服务中不但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更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信誉；应摒弃“求我看病”“医院不愁没有病人”的心理，实现由“恩赐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从病人的心理和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医院或医务人员自身角度出发，这样才能为病人提供更加周到、更加人性化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