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办智障学校8年陷孤立：我实在爱不动了(图)

我实在爱不动了

　　因为对智障弟弟的爱，她创办了一所智障学校。渐渐地，她把照顾智障儿童当作自己的“使命”。在苦苦支撑8年之后，她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面对社会的冷漠和遗忘，她选择投降——

　　我实在爱不动了

　　本报记者 王波文并摄

　　对30岁的李娟来说，12月3日这一天，显得格外漫长。在过去的4年里，这位曾经的校长，每到这一天都会和自己的智障学生去街头募捐，看着募来的少得可怜的钱物，会忍不住跟学生们一起当众抱头痛哭。

　　她当然记得这一天是“世界残疾人日”，但她“已经没必要再费这个心思”。因为，她的学校没了。

　　8年前李娟创办了河南省济源市这所专门收留培训重度智障儿童的春雨培智学校，但在10月的最后一天，随着最后一位脑瘫学生被匆忙赶来的家长用三轮车接走，这个民办的残疾人学校就像“养了8年的孩子”，终于“养不下去了”。

　　关门前的一段时间，她曾流着眼泪多处奔走，寻求援助，但却一无所获。“我就像在一个漆黑漆黑的洞里行走，找不到出去的路。”李娟凄然说道。

　　她一度满怀希望地找到有关部门，但对方答复：“你这是做生意，生意好的时候不来找我们，生意做不下去了倒来了。”李娟难以接受这种说法，她反复强调，自己办学校是出于爱心，只是现在“爱不动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爱。”坐在学校空空荡荡的走廊上，李娟把重音落在“爱”字上。

　　她创办这所学校最初是出于对弟弟的爱。李娟始终记得1998年冬日的一天，她看见母亲跪在雪地里，拉着父亲的衣角，哀求他不要再让11岁的弟弟去上学。因为弟弟在学校少人看管，大冬天出去玩水，每次都冻得双手红肿。弟弟磊磊患有自闭症，半岁时智力出现问题，这让这个家庭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阴影之中。但在残联工作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接受教育，坚持要把儿子送到一家聋哑学校。

　　母亲的这一跪，揪痛了李娟的心。这个当时21岁的女孩冲上前去，对父母叫道：“你们不要闹了，我将来办一个学校，让弟弟上！”那时她正要办理去当地农业银行工作的手续，但她决定放弃。

　　在自掏腰包到北京参加了一个弱智儿童师资培训班之后，李娟回到济源，跑遍市郊的村庄，终于在碑子村找到了一栋久无人住的两层楼民房。父亲对她表示了支持，他拿出8000元钱，任由女儿去“折腾”。花了近半个月时间，拔草、砍树、修楼梯、填臭水池，李娟把一个满目狼藉的院子，变成了济源市春雨培智学校的校园。她郑重写下自己的办学目标：“致力推动社会以温暖的胸怀接纳特殊儿童，让他们同样拥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在春雨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第二年3月，学校正式开学了。她以月薪500元聘请了3名老师，向每个学生每月收费200元。然而由于智障儿童大多家境贫困，父母没有能力也不大愿意在他们身上耗费太大的精力和金钱，最初，李娟的学校只能招到几名学生。但李娟感到欣慰，毕竟弟弟有学可上了。

　　接下来，她试着尽最大的努力去改变这些智障儿童。“送到春雨学校快一年了，已学会刷牙、穿衣服、去厕所等简单动作，在家里也能坐会儿、看电视、玩玩具等活动。”在给济源市教委的一封信里，一位家长用歪歪扭扭的字写道。此前他12岁的儿子把家里闹得整天“鸡犬不宁”，送到一家公立学校，学校以管理不好为由，“抛弃”了他。但送到春雨学校后，儿子的变化让这位家长欣喜不已。

　　春雨学校的招生开始明显好转，学生数量一度达到30多个，学生交纳的费用也基本可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行。“那时候我是满怀希望的。”笑容瞬间重新爬上李娟的脸庞。

　　年轻的李校长几乎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办学上，她甚至把自己相亲的地点选在了学校，看到现在的丈夫当时很快与残疾孩子打成一片，她决定嫁给他。李娟的努力也渐渐得到认可，经当地有关部门推荐，她在23岁那年获得了河南省“助残先进个人”称号。

　　然而最初支撑李娟办学的精神支柱在2003年突然折断。这年冬天，16岁的弟弟患急性心肌炎去世。李娟拼命地哭，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还有另一根精神支柱，正如一位给她上过课的教授发来的短信所说：“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你的使命则刚刚开始。”与智障孩子4年来的朝夕相处，早已让这位校长自然而然地把照顾这些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种“使命”让李娟决定继续走下去。“我从没觉得自己在做生意。”李娟看了一眼坐在自己身边的智障女孩段方艳，说，“残疾儿童不应该被抛弃，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20岁的段方艳右腿右手残疾，父母也是智障，家境非常困难。在学校就读的几个月里，学校每月只收她120元，但她家至今还欠着学费600元。像段方艳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有时，李娟会遭到人们一些善意的取笑：“你这样还怎么办学校？”

　　可李娟指着段方艳说：“像她这样的，你忍心不让她来吗？”而这个智障女孩只是傻笑着，嘴里反复念念有词：“老师，上学。”然后看一眼背后空荡荡的教室，又说：“老师，没。”在学校不得不关闭后，这个只会说一些简单字词的女孩经常一个人一瘸一拐地在街头游荡，但每天，她还是习惯性地要到学校看上一眼。

　　身体无法直立、生活不能自理的智障男孩李福星也赶来学校。他行走时，是依靠一只高脚板凳“咣咣”地挪动，将胸部压在板凳上，双手紧扶板凳，拖动下肢前进。李娟头也不抬就知道：“李福星来了。”因为这“咣咣”的声音她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而这个20岁的男孩也对这位校长感到亲近，他把合影里的李娟单独剪出来藏在钱包里，说：“这是我的偶像。”

　　在一幅挂历的后面，他双手颤抖着写自己在学校学会写的名字，等他歪歪扭扭地将3个汉字写完，口水已经在纸上淌出一尺来长。因为大小便不能自理，这个男孩身上散发着异味，但李娟却似乎毫不在意，只是叮嘱他：“回家后记得换裤子，还有，记得要洗屁股。”

　　尽管从2005年开始，当地的公立残疾人学校开始免费招收智障儿童，但在目前，像李福星这样生活不能自理的学生还不在招收之列。每每看到这些没学上的智障孩子“脏兮兮地爬来爬去”，李娟总会很难过，即便少收费也会收下他们。

　　然而她的学校境况开始恶化。部分孩子转去了公立学校，部分孩子因为家庭困难不再上学，还有一些孩子拖欠着学费。到2007年，这里只剩下16个学生。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从2003年起，每年这位年轻的校长都要上街去搞募捐。每年的“世界残疾人日”，她总会带着学生，去演讲和表演节目。她还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比如演讲时要尽量投入感情。她曾经把一些中小学生感动得“稀里哗啦”地哭。

　　但募捐来的钱却越来越少了，从开始的三五千元到后来的一两千。每次募捐完毕，看着募捐来的钱物，他们忍不住在寒风中拥在一起抱头痛哭。“太难了！大家似乎越来越无动于衷。”李娟摇着头黯然说。几年里，她几乎跑遍了市区所有的商铺和机构，但是，已经有过一次合作的便不会再有第二次，因为对方觉得，“上一次报纸和电视就够了。”

　　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资金支持也渐渐少了。2004年，李娟的学校里曾坐了满满一院子的市里各级领导，离开时他们挨个握着李娟的手说，“你辛苦了！”一位市里主要领导还郑重叮嘱：“有什么困难找政府。”

　　8年里，政府支持春雨学校的钱物折合起来总共约1万元。其中包括2005年当地民政部门拨给春雨学校安装空调的5000元，这是李娟收到的最后一笔来自政府部门的资助。

　　李娟再也没钱聘请老师了，只好跟妹妹两个人白天黑夜轮班。妹妹李娜原本在工厂上班，5年前被姐姐拉来帮忙。

　　陷入困境的李娟一度找到领导寻求帮助，但对方似乎更关心她的学校“证件全不全”，资质合不合格。有关部门一位负责人也善意地劝导她：“还是别办了，干啥不好。”另一位负责人更是表示：“不要做能力之外的事情。”

　　2007年10月30日，一年来备感孤立无援的李娟终于“崩溃”了。那天，一个智障学生竟拴一根电线从三楼滑到二楼楼顶的凉台上，有人好心提醒李娟：“不行就别干这个了，要是孩子万一出了事还得负法律责任。”

　　李娟终于心灰意冷。“我没用，我投降。”她苦笑道。

　　她打电话叫来学生家长。尽管所有的家长都表示反对，有家长甚至说“李娟，你太绝情了”，但她还是决定关闭学校，“该散就散吧”。10月31日，最后一个孩子被接走。

　　妹妹李娜怕她反悔，让她当天就卖掉学校的桌椅和设备。“终于解脱了，”她对自己说，她可以做回一个正常的女人。这几年里，她几乎没有时间照顾6岁的女儿。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李娟每天都会接到家长打来的电话，问她什么时候重新开学。

　　“那几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怎么办？”她依旧放心不下。

　　几天前，这个原本打算“解脱”的女人，又专门跑到旧货店，告诉店老板：“从学校买来的东西先别处理，说不定还要重新开学，我会加几百块钱把这些东西赎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