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谁同我结伴去汴梁

《我叫刘跃进》剧照

　　点击阅读刘震云最新小说：我叫刘跃进

　　刘震云

　　谁同我结伴去汴梁

　　一般的清高的人都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是拿工资的。这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你说一个钉鞋的，他能因为这个鞋匠的职业拿工资吗？他是靠钉一个鞋拿一个钱来养家糊口的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依照导演冯小刚的回忆，多年之前，王朔在颐和园第一次与刘震云见面。刘震云带来一个10集的电视剧剧本——《一地鸡毛》。

　　刘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看剧本，夕阳将下，王朔走进冯小刚的房间，把本子扔在桌上，幽幽地说了一句，“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

　　多年后，刘震云坐在记者面前，听这个段子，笑得含蓄，他说，“如果王朔真这么说过，我愿意说，在用汉语写作的人当中，对我构成最大威胁的人是王朔。”

　　这个青年时代写过《塔铺》、《新兵连》、《单位》、《官场》、《一地鸡毛》等中短篇的小说家，迈入中年后，拿出了《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3部长篇。

　　与影视圈的牵手，使他近些年来的身份更加复杂了一些，他和冯小刚、王朔，一度被称为影视圈“铁三角”，冯小刚也毫不讳言，“有两位‘爷’托着我，一个是王朔老师，另一个就是刘震云老师。我是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来完善我的电影。”

　　与冯小刚合作推出了《一地鸡毛》、《手机》之后，传说中的《温故一九四二》也将在明年年底正式开机。

　　再度合作之前，两人为今年的贺岁档各自忙活，冯小刚拿出了《集结号》，刘震云则担纲制片人和编剧，年底推出电影《我叫刘跃进》，成为中影集团打造的“中国作家电影”的第一炮。

　　会钉皮鞋，又会嘣爆米花，

　　有什么不好

　　对于刘震云的跨界，业界各有说法。“一个写小说的，没事儿老往影视圈扎，隔三岔五还在电影上露一小脸儿，别人就觉得你这人不踏实。”他笑呵呵地说，“客串个电影有什么呢？出席个活动，参加个新闻发布会又有什么呢？这就跟去菜市场买菜，小贩说，‘大哥，麻烦您给递个秤。’捎带手的事儿，怎么就掉了你的价儿了呢？”

　　他很爱拿自己的农民出身说事儿，喜欢拿祖辈的乡野生活经验作为现实参照。

　　“我生长在河南一个特别小的村庄，庄子叫老庄，这个名字是我外祖父取的，挺有意味的。这是一块盐碱地，维持生计的惟一办法就是熬盐，拿盐去换粮食。我外祖父跟人家不一样，他不仅熬盐，还熬碱，他推着车去卖，他吆喝‘老刘家的盐来了’，同时也吆喝‘老刘家的碱来了’，熬碱没耽误熬盐，熬盐没耽误熬碱。”

　　他把写小说比作“一门手艺”，“一个人不看小说，不看电影，他死不了，别觉得这事儿有多大。”既是门手艺，则艺不压身，“你会打狗也会撵鸡、会吹笙又会敲梆子、会钉皮鞋，也会嘣爆米花，这都不是坏事。”

　　短篇小说《塔铺》发表于1987年，这篇小说为他赢得了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现在看，这个作品不见得写得有多么好。”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让他“第一次通过写作，找到了自己跟世界之间的各式各样的关系”。

　　在此之前，他有相当长的痛苦期，“80年代，老一辈作家关心的事儿是改革，中国向何处去，人民的疾苦，历史的反思。”年轻人学着前辈去思考，一支笔沉重得提不起来，“我每天发愁怎么改革，怎么反思，怎么思考历史的出路，最后写着写着写烦了，觉得要是文学这么写的话，对于我真是没有任何乐趣。”

　　《塔铺》里他放弃了对这些大命题的追问，他写了很多小时候刻在心里的感触和记忆，比如乡间暮色如何升起，比如乡间女子粗壮的身体和脸上细长的绒毛。

　　打开自己与世界的认知通道之后，写作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一地鸡毛》、《官人》等作品喷薄而出，为他赢得了“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的大帽子。

　　1999年，他推出长篇力作——200万字巨著《故乡面和花朵》，这个大部头花了他8年时间。

　　他对写作环境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很多作品都是在《农民日报》的办公室里写成的。

　　干嘛不写《一地鸭毛》呢？

　　自己写得愉快并不等于读者买账，《故乡面和花朵》推出后，曾有人戏言，全中国有耐力看完这部小说的人不会超过10个，真正能看懂的不会超过3个。

　　朋友也找他谈，“好好的，写这些干嘛，就照着《一地鸡毛》的路子写下去，不是挺好的嘛！整什么妖蛾子啊！”

　　“《故乡面和花朵》和我以前的作品非常不一样。过去的写作，像《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等，主要是现实世界打到心上，从心里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来的一种情感，《故乡面和花朵》完全不同。当我过了30岁之后，我就特别向往一种非经验的广阔和深厚。”

　　他笑起来，说也不是不想接着《一地鸡毛》，再写一篇《一地鸭毛》，“问题是我已经离开了写《一地鸡毛》的状态，往前走着走着，走到另外一条路上了。而读者的心态好像是去火车站接人，总想见到熟悉面孔，对陌生人有种本能的抗拒。”

　　他说，自己是不在乎外界评价的，“我一路都是在非议中走过来的。”

　　《一地鸡毛》刚发表的时候，有老作家当面批评，“你这是小说吗？小说能这么写吗？没有任何结构，没有任何冲突，也没有起承转合，这完全就是小林（小说主人公）一家的生活流水账。”

　　“小人物，大感觉”是刘震云自己总结的作品的基调，冯小刚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记录了刘震云对自己作品的捍卫。

　　《一地鸡毛》投拍前，刘震云找到冯小刚，对他说，“我写的不是凡人小事。写的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表现的是凡人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话说回来，凡人无小事。泛泛地说，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的大饥荒、柏林墙的推倒，这些都是被公认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涨工资评职称的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包括发生在‘八部七局六处’里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则被公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涨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

　　1年后，走哪儿被夸到哪儿，“写得好啊，哐，给我扣一顶新写实主义大帽子。”

　　“虱子多了不怕咬，我被人说惯了，无所谓了。”采访那天他穿件中式黑袄，他把手袖起来，说自己这些年生生从一个老实听话的农村孩子变得逆反了，“别人都说好的事儿我还不乐意干呢，别人都说这事儿不成，你别去，我还偏去了！”

　　结伴去汴梁

　　30岁之后，刘震云说自己再没有了写作的焦灼和紧张感，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个个知心，写起来再不拧巴拘束。

　　“我常拿结伴去汴梁打比方，也许本来就是亲人，在这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哪里去？’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兴许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因为要写的恰是那个阶段的精神同路人，所以这故事讲起来就轻快，“如果整天憋着，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肯定拧巴。”

　　厨子“刘跃进”是他最新的同伴，“一个河南厨子，做胡辣汤和羊肉烩面。”当烩面厨子是他小时候的梦想，刘跃进这个名字则是从他表哥那儿挪用过来的。

　　“刘跃进丢了个包，包里装着他的全部财产。刘跃进找包时，又捡到一只包，包里有一个U盘，牵涉到另一个生活圈的几条人命，故事由此开始。这厨子本来是一只羊，在羊群里遇到点倒霉事，无意中闯到狼群里；狼该吃羊啊，万没想到，因为这只羊的出现，几头狼自杀了。”

　　他笑得狡黠，说这故事跟《手机》比更带劲儿，“手机是慢车，刘跃进是快车，还是D字头的。”

　　对于自己的“刘氏幽默”，他极有信心，“只追求哄堂大笑不是喜剧，真正的喜剧存在于生活的涡流中，甚至蕴藏于悲剧中。举个例子，去年最大的喜剧是什么？是绞死萨达姆兄弟。绞死萨达姆时弄得他满脸是血，全世界人都看不下去，大家就开始讨论绞死他弟弟易卜拉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果情况更惨，后来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没计算好绳子粗细与他体重的比例。这件事情是很荒诞可笑的。”刘震云表示，影片《我叫刘跃进》表现的正是一个人要尽力掌控自己无法掌控的事物的尴尬状态。

　　他颇自得地将自己归为幽默的第四阶段，“我说的时候你也没笑，出门也没笑，回家还没笑，过了好长时间，偶尔想起来，你脸上也还没笑，但是你心里笑了，叫会心一笑，就是这个。”

　　我对清高有种本能的怀疑

　　人物周刊：你在《农民日报》工作的时间长吗？什么时候成为自由作家的？

　　刘震云：我现在关系还在《农民日报》，不在那里拿工资，但是档案一直放在那里，我现在还是挂名的编委呢。每年报社到下面去征订，他们拉我去充门面，当“三陪”，我都去的，大家关系处得很好。

　　人物周刊：跟你聊天挺逗的，写的是凡人俗事，你本人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样清高。

　　刘震云：你很清高，你义正辞严，可以，但你首先得从自身做起。一般的清高的人都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是拿工资的。这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你说一个钉鞋的，他能因为这个鞋匠的职业拿工资吗？他是靠钉一个鞋拿一个钱来养家糊口的。

　　那些清高的作家首先应该向我学习，我没有拿过纳税人一分钱，我是一个自由作者，我的钱来自稿费，并且稿费一到我就赶紧交税，我是自食其力的人。

　　人物周刊：写作上你追求怎样的境界？

　　刘震云：当一个人还在把事儿往深刻里说的时候，就证明他还没有达到深刻的阶段。真正达到深刻境界的人，就开始把话往家长里短说了。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登过这个山顶，他肯定老是说这个山顶无比美妙，什么什么特别好看，咱俩啥时候去吧。但是真正登过山顶，站在山顶的人，他开始说山下的鸡鸣和炊烟了。

　　人物周刊：在人们印象中，作家去写剧本，会把手“写坏”，你是怎么想的？

　　刘震云：我怎么觉得我把手写好了呢？如果是表现吃饭这么一个细节，电影关心的是上到桌上的一盘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说关心的是厨房里操作的过程，剥葱剥蒜，菜下到油锅里，腾出的火苗和“滋啦”的声音。

　　小说的节奏很犹豫，电影的态度很坚决。写小说的人写剧本，会给电影的结构、节奏、情节、细节带来深厚的动因；写过剧本的人再回头写小说，会给小说带来节奏和情节上的坚硬和爆发力。

　　人物周刊：这一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作家，无论余华还是王朔，他们新的作品拿出来之后，好像跟大家的期待和想象都有差距，你怎么看？

　　刘震云：这个困难摆在所有人面前，我想他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所有朋友、读者就像到车站接人一样，都希望接到熟悉的朋友，对陌生人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但是对于写作者本人来讲，他总是希望下一个自己跟上一个自己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再重复，你对写作慢慢会失去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