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医生为何沉默

　　“医院恐惧症”

　　不信任的气氛弥漫在医院周围。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办公室里，整形外科专家李青峰递过来一封信。

　　李青峰常常收到这样的信件。关于现在的医疗体制和医生这个职业，他听过的抱怨、指责甚至是咒骂，要比这样的信件多得多。

　　最近在北京一家医院中发生了一起悲剧，把这种不信任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一位年轻的孕妇罹患重症肺炎，亟需手术治疗，但她的丈夫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根据有关规定，手术不能进行，数十名医护人员只能眼睁睁看着胎儿和孕妇先后死亡。对这一事件，眼下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但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李青峰医生看来，悲剧之所以会发生，仅仅是由于医患双方完全丧失了信任。

　　“死者的丈夫对疾病一无所知，却对医院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和不信任”，李青峰说，这是弥漫在全社会的“医院恐惧症”的极端个案。

　　在李青峰看来，如果在20年前，这样的悲剧根本不会发生。那时候的医生掌握着治疗的主动权，他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坐视病人死亡。

　　20年前，“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已经退休的胡庆澧当年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工作非常辛苦，每周只有半天时间能回家休息。他的妻子也是医生，两人工资微薄，除去必要的花销，每月仅能储蓄4元。但这段艰苦的生活，现在成了胡庆澧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医患关系很好”，胡庆澧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病治好。”病人赋予给医生的信任，以及亲密无间的医患关系激发了胡庆澧的信心，让他深感职业尊严。

　　和20年前相比，治病现在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服务，医生和患者的关系越来越被看作是合同关系。对此，朱正纲用了一个委婉的说法表达不满：即使是服务，医疗也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形式，而李青峰直言不讳地反对将医患关系理解成合同关系。

　　“如果医疗是一种合同”，李青峰说，“病人就必须完全了解选择某个治疗方案的理由，以及这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有些治疗方案，连医学生和非专科医生都无法理解，怎么能够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理解？”

　　有些医生可以开出三个治疗方案，让病人选择。“公平吗？看上去很公平。其实呢？病人被牺牲了。”李青峰断然说，“病人不是专家，不可能知道哪种方案最适合他。”

　　在病人对医生越来越“不满意”的情形下，医政部门推出了医疗服务“满意度测评”。这被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批为“机制倒退”、“弄虚作假”、“表面文章”。袁克俭直言不讳地反对单纯从满足患者要求出发去理解医疗服务。

　　和20年前相比，医学的专业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不是让患者依赖医生，而是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医生，担心他们利用自己的无知谋取私利。而医生在医疗官司的教训下，也开始在心里建筑自我保护的防线。怀疑使医疗成本急剧增加。医生变得过分谨慎，即使是面对那些症状典型的感冒，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也宁可安排病人查血、拍胸片，以排除其他可能。在大多数时候，这些检查都是不必要的。胡庆澧将以往的医生和病人比作“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战友”即使没有变成敌人，也已经要彼此提防。

　　由于家属不签字而不能手术，导致病人死亡，在李青峰看来，医生的心态是可以想见的：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避免可能出现的纠纷，避免可能出现的责任。

　　这种心态的变化，也许是20年来中国医疗体制变化的一个部分。

　　和20年前相比，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了——这被认为是医疗事业进步的一个指标，但这一成果并不巩固。“医患双方彼此警惕和恐惧，导致治疗活动无法按照医学科学的原则进行”，李青峰认为，这是现行医疗体系危机重重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