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方式———从《古史辩自序》和《“斯文”的传说与真实》谈起(图)

　　———从《古史辩自序》和《“斯文”的传说与真实》谈起郭辉

　　我看书的毛病是乱看、瞎看、没有目的地看、不计较厉害地看、不带功利心地看，只要能提起自己的兴趣，一切都在消灭之中。这样的好处是视野较宽，知识面广，但弊端是蜻蜓点水，什么都知道一点点，但一深入就完了。结果弄的自己的老本行法学也没有时间关注。其实当初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发现仅靠法律解决不了我心中的很多问题，这样以来，就成了漫无边际的走马观花。

　　最近看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自序》，里面说，他年轻时“天天逛书肆，就恨不得把什么学问都装进了我的肚子。我的痴心妄想，以为要尽通各种学问，只须把各种书籍都买了来，放在架上，随心翻阅，久而久之自然会得明白通晓……我总以为宁可不精，不可不博。只为翻书太多了，所以各种书很少从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这样的读书，为老辈所最忌，他们以为这是短寿促命的征象。我也很想改过来，但是求实效的意志终抵抗不过欣赏的趣味……拿到一部书想读下去时，不由得不牵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于第三、四部。读第二、三部书时，又要牵引到别的书上去了。”(顾颉刚：《古史辩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第26-27页)

　　至于乱翻书的好处，顾颉刚先生说：“这种情形，在当时确是很惆怅的，但在现在看来，也可以说由此得到了一点益处，因为这是读书时寻题目，从题目上去寻材料，而不是读死书。不过那时只是随着欣赏的趣味而活动，并没有研究的自觉心，就是见到了可以研究的题目，也没有实作研究的忍耐心，所以不曾留下什么成绩。”(同上，第27页)

　　此言甚是，吾心有戚戚焉。顾先生的经历可以暂时平息因我乱翻书所带来的不安，但另一方面我却因达不到顾先生那样的乱翻所带来的境界而惭愧。我也知道，做学问贵在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否则就会“为老辈所最忌”，而“老辈人”之极端表现，我以为以黄侃先生为最，徐百柯先生在《“斯文”的传说与真实》中说，“黄侃凡得书，必字字读之，未尝跳脱。他曾讥讽世上读书而不能终卷者为"杀书头"。传说他临终之际，所读《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批点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徐百柯：《“斯文”的传说与真实》，载《读者》2006年第13期)

　　这样的文字可谓字字珠玑，每一个文字就像榔头一样叩打着我的心，使我万分惭愧，感叹自己的定力不够，不够专心。

　　从上面两位先生对读书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是希望在读书中找到乐趣，一个是批判性的阅读。他们之间相同的地方在于都不是读死书，不同的地方在于读书的方式。

　　因此，我以为，要是为了好玩或欣赏性的阅读，不如采取顾先生的方式，但缺点是博而不精；要是为了研究，不如采取黄先生的方式，这个要求具有较高的耐心与定力，但缺点是精而不博，因为人生毕竟有限。

　　另外，我认为上述顾先生的话可以包含以下意思，一是泛读与精读之间的矛盾；二是泛读对以后的研究会很有帮助，因为泛读是带着兴趣做的，会有无心插柳的好处；三是若有自觉的研究，就必须有精读的心态和行动，如果年轻时有作这种忍耐的心态，则会留下成绩的。众所周知，顾先生后来的成就与他后来的忍耐心和年轻时候的“痴心妄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于黄先生关于精读的态度，我是尊敬的，但感到不容易做到，恐怕能做到的人也不会很多，多数人对此只能抱着“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态了。而果真要做，则对所读之书应有一定的选择，钱穆先生对李敖先生的告诫对我们来说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52年6月15日，17岁的高二学生李敖向钱穆请教治国学方法，李敖先生写道：“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李敖：《李敖回忆录》)

　　钱穆先生的告诫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而言应值得思考。我想，如果按照钱先生所言的那种读书方式，要真研究一个问题，还需要某种程度的定力，这就如李醒民先生所说的，“抓住一两个有意义的问题，集中精力研究三五年、七八年乃至数十年，不要左顾右盼，肯定会有收获或突破。热衷于异想天开地造体系，枉费心机地自垒山头，随波逐流地乱转向，对问题的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李醒民：《抓住问题下工夫，不要左顾右盼》，载《科学时报》(2007年7月6日A4版))

　　这样，定能做出一定的成就。也许就能达到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说的“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那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