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
回国前，我们全家到美国阿拉斯加自助旅游。那天，我们乘坐游轮出海看冰川，因风力太大，船颠簸得厉害，包括我太太和女儿在内的许多游客都晕船呕吐，船长决定提前返航。上岸后，还没完全缓过神来的女儿提醒我，刚才船上广播说，游客可以退钱。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来到售票处，果然看到好多游客在排队退款。因此我家拿回了100美元。
这是女儿英语比老爸强的一个实证。其实，在此之前她的英语表达能力已经明显比家长强了。我看她在家里给同学打电话，英语脱口而出，连口音都和当地的孩子没啥两样。哪像我这个学了将近30年英语的人，和老美交流起来还得“边想边说”，“指手画脚”，不太自如。
如果有人说我英语很差，我是不服气的。1983年高考，我的英语得了92分（满分是100），是我所在那所县城中学单科考分最高的。可我到了上海读大学，见了老外连招呼都不敢打。1998年，副高的职称英语咱也考了90来分。可在采访中我还是尽量避开老外，免得打完招呼就没话可说了。2002年，我首次随团出访美国，行前通过了全国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语考试（BFT），但到了美国，连电视都看不太明白，和对方交流时更是表达不到位。
像这种英语“高分低能”的现象，我想绝不是我个人独有，可能是中国人学英语的通病。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在教会组织的免费英语口语班，美国志愿者让大家做一个“游戏”——画出你人生的成就图，坐标横轴是时间，纵轴是成就感。在场的一位中国女博士画的图出人意料，因为她把目前在美国的点画得最低，也就是人生的最低谷。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到了这里“人家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的英语对方也不太明白，这对我的自信心打击太大了”。这位女博士通过了托福、GRE考试，掌握的英语词汇量不少，看书没有问题，但她说英语结结巴巴的，又带有浓重的东北口音，加剧了她的自卑。
我女儿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英语，可我带老外到家里来玩，人家和她“Hello”，她却躲到我背后，问她“what""syourname？”她也不回答。直到5年级上学期结束，她在国内学校总共学了两年半的英语，尽管每次考试都拿高分，但我没见她在生活中用过一句。
11岁那年，女儿随我们到美国，插班到当地小学的5年级和美国孩子一起上课。每周5天，每天7个小时，在学校这么一个纯英语的环境里，她不得不去听，不得不去说，不得不去看，不得不去用英语做作业。有一次，我到学校接她，看到她和同学们边跳绳边唱着儿歌，特别好听。我想，在玩中说，在玩中唱，恐怕是学英语的最好方式了。大约3个月后，我发现她在和美国人交往时已经能说一些英语了，尽管带有老家的口音，但表达起来比我自然。
半年后，女儿迷上了英文小说，她自己有公共图书馆的借书卡，就自己上网去查找、预约，把某作家写的小学生的故事，能借到的都借回来，总共看了不下50本。大量的阅读，对她英语表达能力的提高大有帮助。一年后，我发现她似乎更喜欢用英语来思维，包括写日记也改用英文了。回国前的最后一次家长会上，我私下问老师，女儿英语综合水平和美国同龄孩子比，怎么样？老师告诉我，大概低一个年级。
在美国一年半时间，女儿的英语接近当地孩子的母语水平，更是大大超过了我。我想，这不仅与她年纪小容易学语言有关，更重要是我们两代人学外语的方法迥然不同。
我小时候学英语是把它当做一门学问来学的——记单词、背语法规则，考试时又把它当做数学一样来“推理”——什么填空题、改错题、判断题，把语法的规律掌握后，运用数学的逻辑推理就能搞掂。即便是听力，只要掌握了题型，靠猜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考过旧托福的人都知道，“Pizza总是难吃，Pie总是好吃”，“男生爱吹牛，爱Showoff，爱喝酒，爱Party，不爱上课，爱找女生借笔记，反正就是不干好事；而女同学则个个都是完美主义者的化身。”熟稔“考经”的人往往能考出高分，但到了美国难免会碰到像上述女博士那样的烦恼。
再来看看我女儿在美国学习英语的过程：先是大量地听，然后慢慢开口学着说，接着是自己找书看，并学着写日记。这种学习外语的方式和咱们学母语的过程完全一样，它是符合语言规律的，所以才行之有效。
女儿回国后，校长特准她可以在英语课上看课外书。她就利用英语课的时间，把原先在美国用中文写的30多篇文章，逐一翻译成英文。每个周末，我带她到这里的一个美国朋友家，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并请美国朋友帮她修改作文。现在女儿已经在《双语周刊》、《英语沙龙》等报刊开设了个人专栏，她渴望不久能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中英文双语书。
我女儿有幸走出了学英语的误区。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把英语当学问来研究的习惯依旧未改。这不仅贻害了我们“60后”，而且还在继续危害下去。我看到，“90后”的中国孩子学的还是“哑巴英语”，还在重蹈覆辙。因为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把学生首先定位为“英语学习者”，而不是“英语使用者”。这种本末倒置，必然导致英语教育的失败，只能培养出一批像我这样“高分低能”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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