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平：乾嘉汉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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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嘉汉学是清代最具特色，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渊源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由顾炎武开山，阎若璩、胡渭奠基，至吴县惠栋正式确立，经徽州戴震发展到高峰，再到扬州阮元等学者而进入总结阶段。乾嘉汉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古代典籍的系统整理和传统文化的全面总结，从而使得中国数千年来包括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在内的许多专门绝学得到发掘和彰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意义。那种认为乾嘉汉学有考据而无经世、有学术而无思想、汉学家纯粹“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的传统观点，是不确切的。

　　今天，当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再次掀起文化热、国学热之时，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了解、研究、评价清代的乾嘉汉学，以便更好地借鉴、利用汉学家给我们留下的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编 者

　　中国传统儒学在宋明时期是以理学为主，到了清代，则以经学为主。由于清代的主流学术主张回溯和尊崇汉代的经师经说，所以清代的经学被称为汉学；由于汉学以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朴实的经史考证为研究方法，学风朴实谨严，故人们又以朴学概而括之；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清代的经学研究尤为重视证据、强调考证，几乎“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因此又称之为考据学；由于清代汉学在乾隆、嘉庆时期发展至高峰，成为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所以又被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我们把清代学术的讲题定名为“乾嘉学案”，其涵义也在于此。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迅速走向衰颓，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勃然兴起。

　　在明清易代后，许多学者从现实和理论的反思中深刻认识到心学以及理学的弊害，不同程度地对包括心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进行修正和批判。

　　在学术界普遍抛弃宋明理学之后，清初学术向何处去？一代学术又如何发展？对此，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归古学、复兴经学的道路。

　　在这股努力回归传统儒学的学术趋向中，有两位学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钱谦益和费密。

　　理论思维及学术取向的变化，还带来了学术界研究方法的变化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在这方面，影响最大、最受后世推崇的就是著名学者顾炎武。事实上，顾炎武尖锐的学术批评、高扬的民族气节、峻洁的个人品行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都为一代学人士子树立了典范；而他在治学方法和研究领域所进行的探索，更是为一代学术的发展开启了先路。可以说，顾炎武提倡的治学方法及其所从事的诸多领域的研究，直接促成了清初学术由宋明理学向乾嘉汉学的转变，后世学者或继承他的治学方法、或发扬他的治学精神、或拓展他的治学范围、或推进他的专门研究，终于演成一代学术鼎盛的局面。顾炎武也因此被尊为清代汉学的开山。

　　在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向乾嘉汉学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位重要的学者不能不提，这就是阎若璩和胡渭。他们的学术主张和学术成就，为汉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阎若璩和胡渭通过他们的学术研究，于后世昭示出强烈的思想意义。

　　乾隆年间，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一代学术亦即乾嘉汉学终于正式形成。

　　学界公认，惠栋是清代学术史上最先明确打出汉学旗帜的学者。惠栋继承家学，十分尊信和推崇汉儒经说。为了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惠栋有力地揭橥并确立了汉学的治学宗旨，他十分强调：“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正是经由惠栋的倡导，由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的主张，才得以正式确立，并成为汉学家共同尊奉的学术宗旨。

　　惠栋最受时人和后人推崇的学术成就，是对《易经》的研究。他在深厚的家学基础上，精研20余年，辑录两汉经师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诸家《易》说，并发明《易》理，著《易汉学》八卷；又考证汉儒《易》说，发明《易经》义例，著《易例》二卷。在爬梳汉儒《易》说的基础上，惠栋进而以荀爽、虞翻为主，参以郑玄、宋咸、干宝等各家之说，融会贯通，疏解《易》，撰《周易述》一书。虽然这部书由于惠栋病逝而未能最终完成，但他复兴汉儒经说的努力和成效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不过，汉儒经说本身，不仅有今文、古文的分别，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谶纬之学的影响，或多或少流于阴阳灾异之说。对此，惠栋大多不加别择，全盘继承，这就造成了今文古文杂糅、精华糟粕并陈的状况。

　　由于惠栋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学友和弟子，他们大多恪守惠栋尊崇汉学，强调文字、音韵、训诂的学术宗旨，治学风格和研究内容也与惠栋相近，甚至就连表现出来的一些弊端也大体相同，由此而形成了清代汉学的第一个学术阵营，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继吴派之后，把汉学推向发展高峰的，是以戴震为首的皖派。皖派与吴派并非两个对立的学派，而是先后相承、互为师友，体现了清代汉学发展、演进历史轨迹的两支劲旅。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学识渊博，识断精审，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他对乾嘉汉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力阐扬汉学治学宗旨。戴震曾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就是：“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由字而词而道，准确而又简明地阐发了汉学的治学宗旨，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

　　其二，倡导训诂、考据与义理的结合，强调义理的重要性。由于汉学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寻求经书义理的，一些汉学家过于强调训诂考据，不免有所偏向，少讲或不讲义理，甚至将义理完全归之于宋儒的空言议论。为纠正这―偏向，戴震特别倡导训诂、考据与义理的结合。

　　其三，努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戴震以一个思想家的敏锐眼光，觉察到汉学开始显露出的泥古倾向，因而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从而使汉学得以及时克服泥古、佞汉的弊端，达到一代学术发展的高峰。

　　其四，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以及古天算、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越。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例，戴震把古音学的知识运用于群经字书的训诂中，打破前人“即形求义”的框框，而注重从声音上探求字义，这就是训诂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训诂方法：“因音求义”，也称为“因声求义”。

　　其五，批判程朱理学，阐发义理思想。理学家把人性分成“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认为前者是产生“人欲”的罪恶渊薮，后者才是符合“天理”的真正“人性”，因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戴震根本反对这种理欲观；在他看来，“欲”乃是人的本性，也就是“血气之自然”，“圣人之道”就在于“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而理学家把“理”“欲”截然对立起来，“理”实际上已经成为杀人的借口和工具。戴震的思想学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在清代中叶的学术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继吴派、皖派之后，深受皖派学术影响，又继续保持汉学发展态势，并为清代汉学作总结的是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

　　阮元的学术主张主要有：第一，努力推阐汉学治学宗旨，强调要寻求圣贤之道和经书义理，就必须通过文字、音韵、训诂，舍此无它途径；第二，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在这方面，可以说阮元继承了皖派学术的特色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戴震尚未直接揭明“实事求是”一语，阮元则不仅明确揭出，而且反复予以强调说明；第三，主张折衷汉、宋，兼采二者之长。阮元认为，汉学、宋学两家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在他看来，古代周公制礼之时，已有“师”“儒”之分，后世之学，大体不出此范围，即如相互对立、纷争不已的汉学宋学，实际上也是各得一端，皆有所长。因此，阮元主张将宋学重视义理的特点和汉学崇尚考据的长处结合起来，用他的话说，就是“崇宋学之道性，而以汉儒经义实之。”这一点，可以说是扬派学者独具的特色，即汉学发展到高峰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总结、融合的学术取向。一般认为，汉宋之间的调和是在嘉道以后，实际上，在乾嘉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在始终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阮元还凭借学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条件，大力提倡学术，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学者提供了读书治学的津梁，也总结了清代前期经学、小学等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确非过誉之辞。

　　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的出现，为盛行一时的汉学作了一个总结。此后，随着社会的变化，特别是近代以降，汉学日益走下坡路，而被重新崛起的今文经学所取代。虽然其流风遗韵尚存，但其地位和影响已经无法与乾嘉时期相提并论了。

　　（李 麟整理）

　　黄爱平简介

　　广西桂林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兼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历史学科组副组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名誉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清代学术、历史文献学，著有：《四库全书篡修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朴学与清代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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