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名录：一个更为鲜活的历史

　　幸存者名录，一个更为鲜活的历史

　　今年8月13日，收录了2592个幸存者资料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在南京出版。

　　抽象的数字被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名字，一个更为鲜活的历史慢慢显露了出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年来，首次在国内外以“名录类”形式出版的图书，填补了历史文献与研究的空白。

它以幸存者等历史证人的个性化史料，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对从事史学研究者来说，是一套翔实、丰富的史料工具书；对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说，则是简明易懂的历史教材。不过，他强调，名单收集工作非常艰难，目前才刚刚开始，这项工作将持续进行。

　　国外纪念馆给了启发

　　令朱成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参观。

　　2004年，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人们可以从中查到300万左右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仅镌刻着3000个遇难者的名字。这个巨大的反差刺激着朱成山的神经：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纪念馆要进行第三次扩建。新馆建成后，展厅面积将从原来的900平方米，扩大到6000平方米。这么大的展厅，展览什么？怎样才能帮助人们找回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

　　朱成山想到了参观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那个装满遇难者档案盒子的展厅。“那个展厅里，档案盒从上到下装满了整面墙壁。每个可以搜集到的遇难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档案盒。盒子上写着他的名字，里面装着属于他的资料，不但有年龄、职业、家庭，甚至还有生前的爱好。”

　　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把他们编成《名录》，输入“数据库”，再制成档案盒，那将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了解历史的方式。

　　200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工作开始了。

　　历史上曾有过四次大规模调查

　　由于那时候，管逃难叫‘跑反’。比如家原本在安徽乡下，鬼子来的时候听说南京城里安全，就跑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又听说乡下安全，又跑到乡下去了。这种毫无规律的人口流动，加上连年战乱，户籍制度不完善，使得编辑者们不可能根据户籍查找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史处于历史研究的禁区，而作为民国史一部分的南京大屠杀，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事件发生以后，南京学界才重新开始面对这段历史。因此几乎所有研究者在谈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时，都惋惜地说，我们动手太晚了。

　　而事实上，朱成山介绍，1938年、1951年、1984年、1997年，历史上对遇难者和幸存者曾进行过四次大规模调查，形成了一些名录。199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动了14700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主要是高校和高中学生，其中包括26名来自日本的大学生。他们经过专门培训后，在40天内对南京市15个区县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调查，回收有效结果1213份。只是调查的结果却令江东门纪念馆非常失望，一些中学生的报告五成以上非常粗糙，对一件事的叙述不完整，时空观念混乱，有的连幸存者的年龄、受害地点、受害方式都没有，“只是含糊地说，死了。调查中几个重要的时间、地点信息不详，就无法使用，而且字迹潦草，他、她不分，给身份的确认造成了难度。

　　不过，近年来，南京学者倒是从海外搜集到了大量证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十九集《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主编郭必强研究员告诉记者：“搜集遇难者和幸存者姓名，是南京许多高校、科研机构及专家学者共同致力的工作。2004年，南京大学组织了一批专家专程赴台北查阅档案，当时搜集的遇难者姓名就有数千个。今年再赴台湾时，又发现了数百个遇难者姓名。”

　　20多人埋在史料里一年多，没日没夜

　　据了解，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录入的过程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专门成立了两个工作小组，开展“历史证人个性化档案”的建档工作。迄今为止，此项工作已开展了一年半。

　　“20多位年轻人，埋在史料里1年多，没日没夜。”朱成山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从4000多份名单中确定了2592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从9000多份名录论证为8284个。其中，老人1510人，妇女1370人，儿童262人。”

　　做完第一天的录入工作后，25岁的东北女孩颜玉凡当晚就失眠了。她给自己的硕士生导师朱成山发了这样一条短信：“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受害者的信息，满脑子都是日本人的凶残。这是我做过的最有价值的事。”

　　“收集、整理、筛选、录入、研究、编撰、出版，每一步都不能掉以轻心。”朱成山介绍说，由于当时记录人所处的时代、口音、文化程度不同，名录中不乏错误。例如，有的将人名里的“浦”写成“蒲”，实际上是同一人。还有由于资料的重复性，竟然发现了13个李秀英。后经调查核实，最后确定其中确实有4个叫李秀英的遇难者或幸存者。

　　对于时间和地域，也进行了详细考证。例如，将当年和现在均不属于南京市的句容、仪征、马鞍山、滁州等地，现在属于南京市范围而当年不属于南京市的高淳县，全部从名录中删除；将1937年8月15日—12月5日日军飞机轰炸南京时被炸死的遇难者或幸存者，1937年12月1日—12月12日日军侵占南京时的遇难同胞或幸存者，作为两个附录。

　　“我们不能忘记，每一条名录下面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要记住他们。”朱成山强调，“名单收集工作才刚刚开始，此次公布的幸存者的名录是专家研究的首批成果，不管这项工作有多难，名录的收集工作将持续进行。”

　　快报记者 毛丽萍

　　快报近期报道的幸存者

　　杨翠英 83岁

　　大屠杀那年，杨翠英13岁。为了躲日本人，一家人搬进了大方巷一带的难民区，没想到，有一天，日本人冲进来，看见男的就抓。杨翠英的爸爸、舅舅、堂爷爷和被抓的几千人，被日军集中到大方巷后面的一个池塘边集体屠杀。杨翠英则被一个日本兵打聋了左耳。爸爸死后第五天，杨翠英的小弟出生了，可没多久，这个小生命也被日本兵活活踩死了。

　　陈秀华（80岁）

　　70年前，在日军的追杀中，10岁的陈秀华和母亲被子弹击中，陈秀华左手和臀部受伤，母亲则倒在血泊中，再也没起来。10年之后，陈秀华左手中的弹片才掉了出来。自己的惨痛遭遇，让她在日本举行的证言会上泣不成声，证言会不得不提前结束。

　　张慧霞（79岁）

　　1937年12月13日，9岁的张慧霞和爸爸吃过午饭坐在院子的长凳上晒太阳，叔叔倚着门框。这时，一对日本兵冲了进来，乱七八糟说了一通后，就用刺刀对准两个大人，把他们押走了。爸爸、叔叔从此再也没回来，加上失踪的大伯，张慧霞的奶奶一下失去了3个儿子。她曾带着张慧霞发疯一样在城里找尸体，可一具也没找到。

　　周绍华（87岁）、周秀华（82岁）夫妇

　　大屠杀期间，17岁的周绍华和家人躲进难民区，童养媳周秀华则躲回了江宁老家。一天，周绍华上街办事，没走几步就看到日军赶着一群百姓往鼓楼方向走。周绍华预感不妙，飞快地钻进了路边的树林，躲过一劫。他后来得知，那群人绝大部分被日军机枪打死了。去年，听说江东门纪念馆要扩建，大病初愈的周绍华刚出院，就让儿子陪他去纪念馆捐献了200元钱。

　　孙学兰：（73岁）

　　3岁时，被日本兵用火钳捣瞎左眼。8岁时，在放学路上，被日本军车撞倒，轧坏右腿现在已完全变形。

　　2002年12月，孙学兰去了日本13天做了7场报告，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