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们参与记录历史

　　1997年我们参与记录历史

　　刘维扬 高林胜 朱昕磊 于英杰

　　与二战结束后，犹太人马上就开始对遇难者资料进行调查不同，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正因如此，南京市于1984年、1997年做过的两次大规模的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活动，才被史学界称为“抢救性”的调查工作。

其中，1997年的那次，是由一群学生完成的——那年暑假，南京市教育局组织南京11个区县的14000多名高中生，4个学生一组，对南京70岁以上老人进行了地毯式寻访。几经周折，记者与当年参与寻访的女孩李娜取得联系，10年前17岁的她是金陵中学高三（1）班的学生。

　　每天在大街小巷寻访老人

　　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李娜对幸存者寻访工作的记忆依然鲜明。她告诉记者，当时的活动是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展的，7月初动员，7月下旬到8月份整整一个月具体实施。“当时的开营仪式在江东门纪念馆举行，很隆重，所有参与夏令营的同学都赶来了。”而在活动之前，教育局还给每个小组配备了录音机、照相机，甚至给了冲胶卷的经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意组织教师代表进行培训，告诉他们如何提问，如何笔录，然后再由教师辅导寻访小组的学生们。

　　“当时的寻访是按学校所在区域进行划分的，我所在的金陵中学处于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我们负责华侨路街道办管辖范围内所有70岁以上老人的访问和记录。每年的7、8月份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我和另外几个同学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新街口附近的街道和巷子里，每天都是大汗淋漓，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大爷脱下汗衫痛说日军暴行

　　一群十六七岁的少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走街串巷做寻访，“当时我们从街道办的老师那里领取70岁以上老人的名单和详细住址，然后就过去访问。做完一份名单后，再去老师那里换另一份名单”，李娜说：“很多人开始的时候，都把这样的一次夏令营看成是当社会小记者的一次锻炼，但实际寻访时，才发现情况远远超过最初的想象。”

　　因为要给之后的史料编纂做基础，所以组织方给当时的寻访设计了相对标准的寻访记录单，上面包括幸存者姓名、住址、性别、年龄、口述记录等许多填写项。“当时受访的老人们一说起大屠杀时的回忆，情绪都很激动，每句话都像在控诉，我们年龄又小，听着听着就容易陷入到老人们的回忆中去，记下的文字也不由自主地带着主观的情绪”，李娜回忆说：“我记得有一次寻访时，一位老大爷当场就把汗衫给脱了下来，指着脖子上的刀伤和背上的枪伤控诉日本兵的残暴，我们听得太投入，反而影响了文字记录的完整性。”

　　寻访是对历史的感性回溯

　　或许正是因为年龄小、寻访经验不足，1997年那次寻访活动虽然规模很大，但调查的结果却是差强人意。在学生们带回来的2460份调查表中，获得专家学者认可的幸存者最终也只确定了1200多名。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确经验不足，一些调查结果也不符合严格的史料调查标准,如果我们当时再大一些，可能这项工作效果会更好，那样的实体寻访是不可复制的，这些年，当年的大屠杀幸存者也在逐渐老去，想起这些，的确感到遗憾”，李娜说：“但对我们这些参与到那次活动的人来说，寻访可以看成是对历史的一次感性回溯。在这之前，我们对大屠杀的印象多集中在文字和影视作品中，通过对幸存者的访问，接触到这些活生生的人，又通过他们个人的遭遇去感触当年的悲惨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大屠杀的民间记忆在我们这里完成了一次自然传承。”本报记者 朱昕磊

　　■专家视点

　　多关注幸存者的精神创伤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尽管已经过去70年，由于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幸存者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张教授认为，幸存者的精神创伤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在他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发现在许多幸存者身上这些症状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他将幸存者的精神创伤归纳为：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3种典型类型。

　　精神分裂型：在张连红所调查的幸存者中，2003年去世的张玉英老人可谓是精神分裂型的典型案例。1937年12月13日，11岁的她同父亲行至湖南路路口，父亲被日军当街刺死。后来，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当时难民都称她为华小姐）收容了她，并帮助她上学。对于失去父亲的张玉英而言，华小姐无疑成了她的亲人。到了晚年，她日益思念华小姐，最终精神完全分裂，生活不能自理，被居委会送进养老院。

　　自我封闭型：1925年出生的杜秀英，性格内向，很少讲话。在接受采访前，她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她在12岁时遭到日军强奸的伤心往事——这次强暴事件导致她长大后3次嫁人均因不能生育而离婚，包括她的女儿（养女）也不知道。张连红告诉记者，后来他曾去看望过杜秀英大娘3次，每次去他们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日本人和战争。

　　神经质型：在张连红的调查中，有些幸存者的精神状态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例如，1999年9月，张连红去采访下关一位幸存者孟秀英老人，在她讲述了她的大屠杀经历之后，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

　　“最近几年，新闻和影视方面的记者采访幸存者的密度相当高，他们的采访在无意中加重了这些幸存者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张连红认为，绝大多数幸存者接受访问前普遍会感到心情紧张、焦躁不安，访谈时会情绪激动，访谈后会很长时间不能平静，甚至会连续几天睡眠不好。“我们应该多关注幸存者的精神创伤。”于英杰

　　我们曾想制作一册“1937南京音影”

　　本报记者1997年与17位幸存者面对面交流

　　1997年的初冬，高林胜和我合骑一辆摩托穿行在南京城东与城南的小巷里，目的是还原这年暑假南京中学生做的一场“寻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和目击者夏令营”活动的部分内容。

　　南京的中学生在这个意义深长的夏令营寻访活动中，找到了2000多位证人。当时，高林胜和我带着三台相机、一部采访录音机走街串巷，打算从2000余受害者、幸存者和目击者中选出100人，为每人记录千字证言，留一张接受我们访谈的黑白照片——这就是我们两人“1937年南京音影”的初始设想。当时我们得到的第一批幸存者名单是来自于南京市白下区中学生的统计，所以我们两人的第一轮寻访就从南京城东开始了。

　　采访在老人们各自的家中进行，我们让老人们以最认为舒适的姿势坐着或躺着，面对镜头和麦克风，慢慢诉说他们当年遭遇的惨祸，其中有的人是第一次向外人揭开记忆的盖子，第一次有着文字与声音的记录。刚开始他们的心情都很平静，但基本以涕泪滂沱或痛不继言结束。十年前的初冬南京温度并不算低，也没有雨，但随着寻访活动的深入，我们感到照射在身上的初冬阳光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冷，眼前的世界在这些受害者、幸存者和目击者诉说中色彩逐渐褪去，仅剩黑白二色。

　　这组照片刊出后，隔了三天本报读者戎嵩泉、戎嵩余打电话给我们，要求寻找我们采访的受害者戎秀英，说她是他们在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失散的堂姐。我们采访那年，戎秀英73岁，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目击证人，全家8 口人被日军杀害4 口，由于家毁人亡，与戎氏兄弟失去联系。这组幸存者“音影”让劫后余生、失散60年的戎家姐弟终于重逢，这是让我们唯一感到宽慰的。回过头看十年前我们的那次采访，我一直是抱着内疚与遗憾的，由于我们一直得不到后续名单，我们在进行了17人的采访后，不得不打住。今天，我很遗憾地得知，我们采访过的17个人，大部分已经过世。 刘维扬（刘维扬系本报资深记者；高林胜系本报资深摄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