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需要治疗而不是研究

　　选择性失忆症是一个人受到外部刺激或者脑部受到碰撞后，遗忘了一些自己不愿意记得的事情、人或物。这种病的治疗难度不大，通常患者都会痊愈。可当得病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时，要治好，就不容易了。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正当中国人民痛苦地将目光再次投向那段悲惨岁月、悼念30万死难同胞的时候，作为大屠杀加害者的日本却向世界宣布：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在12月11日的社论中，将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它认为“南京事件”究竟算不算大屠杀，还需要中国“推进实证性的调查研究。”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坂场三男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谈到世界各地正在拍摄的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时表示，“希望导演们不要挑起观众负面情感反应”，“日本与中国应成立联合学术委员会，研究该问题。”而日本导演水岛悟拍摄的影片《南京真相》则干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它认为，南京大屠杀都是中国编造的，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日本政要的支持。

　　真是令人震惊！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做出结论六十年后，在大量遗骨、照片、资料被摆进纪念馆后，在拉贝等大屠杀亲历者写下百万字回忆录后，在一些参加大屠杀的日本老兵表达忏悔后，在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仍然在世、仍可一遍遍流着泪讲述亲人被残杀经过的时候，日本政府、媒体、学者却仍在为战犯百般抵赖、推卸罪责，难道他们看不到幸存者身上的刀疤、看不到堆堆白骨、看不到那一张张照片吗？难道他们都瞎了吗？这真是21世纪人类文明之耻！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南京大屠杀可说是铁证如山。这其中，不仅有受害者的累累白骨，也有加害者的照片、日记；不仅有中国人的口述笔记，也有外国人的亲历目击；不仅中国法庭对战犯进行了审判，也有国际法庭作出的历史公论。可以说，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篡改、不容抹杀、不容质疑。

　　那么对南京大屠杀还有无继续研究的必要呢？答案是当然有。历史走过70年，许多证据已经湮灭，事件的亲历者正在先后作古，我们有责任进一步加强研究，厘清细节，还原历史，保护一切能够记录这一人间灾难的证据，以此纪念逝者，警醒未来。中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在这一问题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共同研究必须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如果日本要研究的是“南京发生过大屠杀吗”，“日本侵略过中国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合法的吗”这类早有历史公论的事情，那么中日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研究的基础，而只能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这个过程也不叫“研究”，而是“治疗”――医生对失忆症病人的治疗。

　　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不是失忆症的第一次发作。在今年8月美国众院通过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议案的前后，日本政府也是百般狡辩，说没有“具体证据”。一些日本政客、学者和媒体还在美国大肆公关，登广告、花钱游说，试图阻止议案的通过。而在拖延多年的二战劳工赔偿、化学武器受害者赔偿等问题上，日本社会也同样表现出失忆症状。这种失忆症状，其实就是日本不愿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进行真诚反省的体现。

　　二战结束六十多年，许多日本人的历史观仍是颠倒的，错位的。在他们眼里，二战中的日本不是加害国，而是受害国；他们只知道广岛、长崎，不知道沈阳、南京；在他们每年双手合什，为广岛原子弹遇难者祈祷时，却睁着眼睛对慰安妇、二战劳工、化学武器受害者、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说：“假的，假的，都是假的。”据说，日本人之所以如此颠倒黑白，是为了避免心理自虐，寻求内心平静。但通过否认历史，真的能让日本人心安理得吗？难道睁着眼说瞎话，就不是在心理自虐吗？

　　否认历史是注定不会得逞的。日本的做法，也正在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公愤。目前，在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为了历史的正义，正在拍摄各种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了解70年前那场人类惨剧，同时也在观察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

　　那么，日本该何去何从呢？也许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维利说过的一句话可资借鉴：“承认我们的责任，这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