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一个屠城的梦魇，回旋在我们脑际70年；一段数十万人的血泪和屈辱，我们诉说了70年。70年前的梦魇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伤痛又该如何记忆？这是我们问了几十年的问题。
2年前，张纯如英文写作的纪实文学登上《纽约时报》书评排行榜，今年，好莱坞纪录电影《南京》在东西方院线放映；去年年底，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接待了8个西方背景的摄制组。那段被忽略的历史，突然进入了全球视野的历史讲述中。
2007年，中国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和讲述的接力棒也传到了更年轻的导演手中。
南京，成为2007年艺术关注的一个焦点。它已不仅是只属于中国人的历史。
当我们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不再仅仅把愤怒和屠杀场面作为历史表达的惟一内容时，我们也许才会真正进入这段历史——那段我们与其他经历了战争的国家和民族都共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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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和讲述的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导演的手中。他们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开始从单纯对灾难场景的控诉，进入更加理性的层面。面对虐杀，我们是否在灾难中表现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记者/陈晓
2007年冬天，天津睦南道的一栋西式小洋房里，电影《南京！南京！》正在拍摄。
这是迄今为止对这段历史最年轻的影像讲述者的创作：主创组的年龄都在20多岁到30多岁之间，而扮演在片中举起屠刀的日本年轻人，年龄也在19岁?35岁之间。70年前，也是一群二十多、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作为大屠杀的主角，扮演了施暴者和受难者的角色。
“我看旧照片发现，被屠杀的人绝大部分特别年轻。屠杀的实施者也都非常年轻，目光凝视对方，只是语言不同，灌输的教育不同，信仰不同，就叩动扳机、挥舞军刀。这两组年轻人，想起来让人不寒而栗。”《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说。
2007年，世界共有7部有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投入拍摄。在中国，讲述这段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更年轻导演的手中。而他们开始从对灾难场景的再现和控诉，进入更深层次的追问：这样大规模的虐杀，是战争中的暴行扩大化吗？在灾难中，我们是否表现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以史为鉴，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屠杀本身，还有1937年的战争，1937年的中国。
70年前，谁，经历了什么？ 2007年12月8日傍晚，《南京！南京！》片场休息，但原因却不一般。
从南京来的一个特约演员，在剧情的感染下，说出自己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剧组正在做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对着镜头讲出她家女性亲属被日军凌辱的过程。南京研究大屠杀的学者张连红说，目前所知的整个南京遭受过日本性暴力并愿意说出来的女性不过12人。那么，这位老人是第13位。陆川说，这是一个“残忍的惊喜”。
顺着挂着古式西洋闹钟的楼梯，沿着支着安全区值勤记录黑板的楼梯间，穿过裱着西门子公司老照片的客厅，记者见到了这位老人。她穿着淡绿色长棉袍，米色围巾，银灰色的头发盘在脑后，面庞线条优美。她已经收起激动的情绪，准备进入镜头讲述，脸上的表情克制，平静。高圆圆扮演的女教师问她：“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一开始，她缓慢、清晰地说:“昨天晚上，一帮日本兵??”很快，随着语速的加快变成痛哭，后面的话都淹没在哭声里，短短几分钟的讲述，只能分成好几条来拍。
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问了几十年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有着不尽相同的叙述版本。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要求把描述日本侵略历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删改。随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立。1988年，导演罗冠群在参观完纪念馆后，怀着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愤怒、震惊，拍摄了《屠城血证》，成为当年国内票房十大卖座片之一。1995年，吴子牛看完300万字的史料后，以对30万亡灵的内疚之心，拍摄了《南京大屠杀》，这则消息当年上了日本报纸的社会版头条。
影片把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从文图史料变成了逼真的影像画面，观众真切感受到屠城的过程。
但这并不是那段历史的全部。面对30万人的离去，70年后的我们绝不是只要从中听到哭喊，看到血泪。
因此，在2007年陆川的历史影像中，纵使有“残忍的惊喜”，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的故事也只有短短几分钟。陆川在军队呆过，在他的讲述中，水上、角川、伊田……这些太阳旗下手握军刀的士兵，成为了那段历史的一个重点。“我们在非常认真地拍日本人，非常认真地拍日本士兵。我们所有的日本演员都是从东京请过来的，而且我给他们的戏份都非常重，因为要看到他们在战争中的变化。”陆川说。
普通人还是嗜血士兵？ 刚开始聊天的时候，夏村真广(注音)规矩得有些拘谨地坐在酒店的床边，21岁的脸上透着干净，害羞、紧张。因为出演《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士兵水上，他第一次来中国，也第一次了解南京大屠杀。来中国后的第三天看到剧本，夏村真广大哭，用英语给陆川写一封长信，说他演不了这个角色，说太可怕了，“导演你放我回日本吧……”
夏村真广最终还是扮演了水上，这个他认为“非常可怜，生错时代的年轻人”。他需要在电影中杀人、强奸。对夏村真广来说，这是一条可怕的心灵之路。他以前学服装设计，在日本浅草的一个市场上发现了和服的奥妙和美丽，因此对自己国家传统的优美充满热爱。他还喜欢骑自行车环游日本，去公园的池塘边观察小动物，一看就是3个小时。他说自己不喜欢战争，原因是胆怯，不敢去面对战场上的杀戮。但他也固执，自己相信的东西，不管对错，一定会去做。他讨厌这部分性格。但他所讨厌的这部分自己，成为联结起士兵水上的路径。“我以前写日记，看完剧本后，我把角色和我的日记做比较，发现我和水上有相似之处——会固执地听从上面的命令。虽然不想打仗，但会去慢慢适应战争环境。”夏村真广对本刊说。
一同来到中国的年轻人中泉英雄，也在扮演的角川中，找到了他可以接受角色的普通人的部分：“内向，怕杀人，也怕被人杀。变化是在战争中，最后会崩溃。”
在日本1937年拍摄的的纪录片中，12月13日攻入南京的部队里充满了这样的年轻人：战事未起时，他们彬彬有礼，心中充满着对周围事物的爱和温暖；从军之后，他们慢慢学会服从神授的君权，成为虐杀的野兽。
如何区分开施暴阵营中的士兵和人民？一直是表达这一段历史的难点。不管从中日邦交，还是从哲学意义上的人性，发动战争者和被卷入战争的人民都是不同的两类群体，前者要承担所有的罪恶，后者则要承载战争中的温情和战争结束后重新生活的希望。
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拍摄于1995年。是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表示要把战后50周年作为日中关系的新的出发点。同年9月，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指出，“要使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吴子牛告诉本刊，在1995年，他把日本人民和嗜杀的日本士兵分得很清楚，因此他将主人公的妻子设计为一位日本人，和她的中国丈夫共同经历了7周梦魇般的屠城，并生下一个叫“南京”的中日混血儿。
但战争的可怕和邪恶之处正是：它让世界上没有人民和士兵这样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人民和士兵是一体的。普通人也会拿起战刀。
《南京！南京！》剧组的日本年轻人需要接受从日本请来的教官的军事训练，陆川要他们找到从普通人到将杀人当做游乐的心灵依据，“你会目睹这些孩子在变化，当他们真的开始喊口号，开始瞪起眼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股劲真的是挺不一样的。”
木幡龙在剧中扮演一个“表面自由放肆，但内心很复杂”的日本军官伊田。虽然对“是否相信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木幡龙“不想回答，对不起”，因为他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中看到了很多完全不同的说法”，但他认可伊田这个角色行事逻辑的真实。在拍摄中，有一段强奸的戏，他甚至自己加戏，给自己设计了更强化“坏”的戏份。陆川说，“我都想不到他会这么演，那是他自己设计的——我既然要演坏人，这样才坏呢。”
什么样的军队和国力的对抗 但，这也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全部。
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失败后的衍生品，“如果我拍的日本人还是那种蓄着渣胡子，头脑简单，只剩凶狠的，如果我们真是曾经输给这样一个军队，那才是真正的悲哀。”陆川说。
横山伸治在中国学习电影7年，虽然各种说词不一的资料，让他不确定南京30万人被虐杀是否属实，但他出任了《南京！南京！》的副导演。“如果这部电影还是把日本人的形象从始到终贯穿着愚蠢地残暴，我没有兴趣。”他说。
还原两支军队的形象，就要拨开漫天的血腥，看清1937年的中国和日本。当我们真正做到从细节上去还原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战争胜败的秘密就清晰地写在军服的质地、设计、颜色，军队的枪支、弹药，甚至一张普通士兵绘制的图纸上。比如1937年的日本军服，专门在腋下设计了一块三角布，让步兵这块特别耐磨。1937年攻入南京时战事刚开始时，士兵的衣服都是呢子的，最后打到1942年穷了，才穿的棉服。
在南京大屠杀的所有回忆中，国民政府是被隐没的一方：他们在南京城留下一个仓皇撤退的背影后，似乎就从这段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了。但细节告诉我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在抵抗：守城的五支中国部队，除了中央军的军服还比较靠谱之外，从广东四川调来的部队的服装都特别凌乱不堪，服装有四五种颜色，十几种款式。中国军队刚从军阀混战的狼藉里脱身，各路军队的枪支都是不通用的，子弹也都不通用，因为不同的军阀造枪支子弹的工厂都不一样，基本上是不同的生产线。
“这是国力的PK，这仗没法打。”陆川说。
自我救赎的星光 目前的史料显示，在屠城中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被动的受难者。”罗冠群说，这是他导演《屠城血证》时遇到的一个难题。面对一个如被下了咒语般顺从的屠杀，罗冠群采用了虚构的手法。“这是我国第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片子，我必须要正面、全面，既要表现日本士兵的残暴，也要表现中国人民的气节。不然感情上过不去。而综观整个抗日战争历史，我们也是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件。”
因此，在1988年的影像叙述中，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人是勇于反抗的：照相馆老板14岁的女儿被强奸，小儿子被打死，他用儿子佩玉的碎片扎向日本兵的眼睛。另一个角色“小广东”对日本士兵举起了斧头，男主角展涛在烈火中撞响了巨钟……
1995年，吴子牛再次回望这段历史，他觉得这是一部给后人看的电影，不能“从血腥到血腥，从悲凉到悲凉”，“极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他在片尾设计了孩子的意向，给影片希望。片中男女主人公带着在战火中出生的中日混血的孩子，逃出死亡之城，上到扬子江上的小船，背景音乐响起“不要哭啊，南京”，“这是唱给孩子的，也唱给城市的，还有下一代，还有希望。这是我片子中惟一的亮色。”吴子牛说。
到了2007年，陆川试图以仿纪录片的形式做一个剧情片。他将影片都洗成了黑白，并且剧中的每个细节都有史料出处。因此，胶片中没有响彻紫金山的豪迈钟声，在真实的屠杀中也没有找到中日友好的民间感情的象征。
“我在看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沉浸在黑暗中，你看到的是虐杀虐杀，强奸强奸，反抗就是集中在紫金山保卫战那段时间。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后，你就发现基本上整城的中国士兵和百姓就顺从地被驱赶着。我甚至看到日本兵有这样的记录，一排20个中国人，把头砍掉，再上来20个中国人，把尸体抬到坑里，跪下，再把头砍掉。杀一下午，没有一个人去跑，没有一个人去闹，当时看到这些，真的是觉得巨郁闷。”
陆川在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员孙宅魏的研究中，看到在一场对四万人的屠杀中，日军有仅亡一两人的记录。上了4年军校的陆川就想：“如果是集体暴动，可能还是会死掉很多人，但是我相信没准能跑掉1000人。四万人暴动，日本人怎么打啊，子弹都穿不过的人墙啊。”
但是沉入历史最黑暗处，也会发现星点的亮光。在对史料进行梳理的时候，陆川逐渐发现了一些让人荡气回肠的救赎：城内7周大屠杀时，中国人惟一一次持枪抵抗的行动，是在几个日本兵抓人枪杀时，正好有几个中国兵藏在墙后面的地下室里，他们开枪打死了那几个日本兵，这在当时造成了全城混乱，传说中央军进城了。
还有一个叫陈瑞方的女子学院的老师在日记里写到，当时安全区的中国男人被以士兵的名义抓起来，日本人要把他们带走枪杀，经过拉贝他们的反复交涉，日本人同意让安全区的妇女来认，是她们的丈夫或者儿子就可以留下。结果有1个女人换了6身衣服，救出了6个男人。
还有魏特琳写在日记里的，日本人来金陵女子师范大学的安全区要妓女，有20个妓女主动站出来跟着他们走了。“这些女的是自己站出来的，她们站出来救了别的女人。但是你想象，这多可怕啊，不是去接客，而是被轮奸。”
这些是中国人救中国人的故事。虽然“真的是凤毛麟角，但是我还是在电影里用了，还是非常希望能写出一些自我拯救的故事。”陆川说。
吴子牛说，拍片子就像播种一样，是要讲节气的。时代不同，同一段历史的面貌也总有不同。(实习生李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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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一个废墟中，人性在战争中的恶能够极至到什么地步？人性在那样的冰冷和邪恶中，如何拯救和自我拯救？”
本刊记者/陈晓
中国新闻周刊：你用两年多来搜集史料，你对表现这段历史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陆川：南京保卫战是战争，但是南京大屠杀是战争中的一次暴行。我读了很多史料，我们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哭腔，在哭诉。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带着一种理性的态度去分析这段历史。屠杀、奸淫，它是一场战争的副产品。
有时候得跳出一点点想，特别是对于我，对当下来说，什么是有价值的？就是我能够去展现，去还原，在那样一场战争中，那样一个废墟中，人性在战争中的恶能够极至到什么地步？人性在那样的冰冷和邪恶中，能否拯救和自我拯救？我觉得这两种无论表现在什么人身上，对当下都是有意义的，这才是我作为电影导演想做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你看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中，表现出的人性的恶到了什么地步？
陆川：南京大屠杀中的残暴指数绝对是登峰造极的。美国对越共的零星虐杀是有的，但这种大规模的没有；还比如说对犹太人灭绝性的屠杀，也并没有达到如此程度的对人身的大规模刻意虐待。
我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有时候跟日本演员说戏，他们问怎么演啊，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这是在游戏场。他人的地狱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游乐场。你看他们很多照片里边，很多日本兵后面插着旗子，上面写着烧杀队。你说他是在什么精神状态下？
在东京面试演员时，一个日本演员刚开始不相信，后来他专门找我跟我说，他想起他的爷爷在弥留时刻，他问爷爷，你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哪里度过的？他的爷爷微笑着跟他说：是在1937年的南京。
中国新闻周刊：战争中的恶行是共通的吗？具体到南京大屠杀，是任何一场战争都会有的暴行扩大化？
陆川：南京大屠杀肯定是军方授意的，最开始发了命令，就地处理。但在命令拿到之前已经在执行。日军的追击速度太快了，在供给线完全断裂，没有供给的情况下，他们对俘虏“就地蒸发”，这是他们一个术语。
当人在战争环境中，内心那种黑暗力量，杀戮的欢娱，杀戮的愿望，是一种“他人的地狱，自己的天堂”的欢娱，在历朝历代的君王，或具体实施的这些士兵个体身上都有体现。当战场解除了一切教化，打碎了一切禁忌，又赋予了你生杀予夺的大权，赋予你剥夺他人贞操不受惩罚的权利、剥夺他人生命不受谴责的时候，确实人是可以变成极其可怕的野兽。当这个野兽又是一个野兽群体的时候，这种恶是会被无限放大的，这是战争的普遍性。而南京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我发现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军令的结果。军令只是要求你去处理俘虏，没有要求你去以这种方式。枪杀和虐杀确实是两回事，有很多是日本兵自发的行为。他们想出了各种各样(残暴)的方法去杀害俘虏，可以说是无奇不有。
我想可能有些事情只能是日本军队才能做出来的，在马来西亚，在菲律宾战场上，他们也作了很多很残暴的事情。这是有特殊性的。(实习生李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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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王艳
《南京》:一个美国富翁的“电影慈善” 2006年夏天，美国人泰德·莱昂西斯宣布，他因偶然看到张纯如的讣闻和经历后，决定资助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电影。一年后，《南京》在中国上映。
泰德·莱昂西斯是个明星式的商人，白手起家的希腊后裔，美国在线的副总裁，同时也是美国职业冰球联盟“华盛顿首府队”的老板。
《南京》成为莱昂西斯涉足电影的契机。他在华盛顿成立了Agape(希腊语“爱”)电影公司，而《南京》就是所谓“爱的努力”。
这个媒体大亨投入了200万美元，和足够多的精力。经过5个月的研究后，莱昂西斯决定雇用著名的“纪录片二人组”比尔·古登塔格和丹·斯塔曼来指挥这个计划。这两个人先前合作过赢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的《世贸双塔》。
2006年3月，莱昂西斯来到南京，花了3个星期和剧组一起采访了南京大屠杀的32名幸存者。
对于一部纪录片而言，《南京》推广过程完美得出人意料。莱昂西斯先与中央电视台敲定了电视播映计划。2007年1月，《南京》在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并得到了最佳纪录片剪辑奖。在“七七事变”纪念日登陆中国，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进入美国院线，然后全球发行DVD。
圣丹斯电影节的首映式上，莱昂西斯创造了一个新词汇“电影慈善”(filmanthropology)，《南京》是为“慈善”而生。在莱昂西斯之前，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ebay的创始人杰弗里·斯科尔也从事过同样的事情。
“用电影的方式影响人们对大事件的看法，激发他们行善或者参与捐赠。”莱昂西斯说。显然，南京大屠杀完全具备成为“大事件”的所有条件：被西方世界遗忘的历史、人权、宗教、普通人成为英雄。
在收回投资成本后，莱昂西斯将把影片的利润全部捐给慈善事业，特别是帮助那些经历过大屠杀的人。
《南京浩劫》： 历史在商业电影中的价码 仅在去年年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就接待了8个西方背景的摄制组，这其中既有像中美英合拍的商业电影《南京浩劫》，也有法国罗森电影公司的《南京1937?2007》《南京》《张纯如》这样的纪录片。
在这波热潮中，《南京浩劫》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它是好莱坞关注南京大屠杀的开始。
第59届戛纳电影节上，好莱坞威瑞迪安娱乐公司宣布将同江苏省文化产业集团合作《南京浩劫》。江苏集团的董事长李向民表示，影片的投资达到3亿，将在2007年春节前后开机，于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正式上映。半年后，外景地盛大开工。
今年7月，《南京浩劫》的艺术指导罗冠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影片的工作已经暂停。有消息说，是威瑞迪安公司没有兑现2000万美元投资承诺，中方只好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新的投资方欧米伽公司仍是一家好莱坞公司，刚刚成立一年。欧米伽总裁宣布，影片预定2008年秋天在美国影院推出，同时投资增加到4亿元。
8月，《南京浩劫》拍摄了预告片的第一个镜头，距离最初宣布意向已过去了15个月。
中方制片人新给出的故事架构与《南京》毫无区别：“主要依据当时的新闻、回忆录和幸存者的遭遇，反映70年前南京沦陷时，以拉贝先生和沃特琳女士为代表的国际友好人士组成的国际安全区委员会，面对日军暴行进行了种种反抗，保护了一大批无辜的中国平民的故事。”
《南京浩劫》的前任编剧麦克唐纳的故事却是另一个角度。他曾设想通过女性视角描述历史灾难，主线是一位中国母亲与历史真实人物沃特琳在大屠杀时期的交往和经历。
麦克唐纳是历史学家，经典历史剧《罗马》的编剧。继任者杰夫里·凯恩长于改编间谍小说，并因此获得过奥斯卡提名。
不断重复的辛德勒式叙事 纪录片《南京》交织在真实的影像资料和幸存者的口述中间，由几名好莱坞明星演绎了25个西方人拯救25万中国人的英雄主义故事。“虽然我们收集到了动人的书信和日记，但写下它们的人都已经去世了。古登塔格和斯塔曼建议让演员来阅读，这样既不影响真实性，又能增强感染力。”《南京》的执行制片人迈克尔·贾克布斯对本刊说。
纪录电影实际上只是张纯如纪实作品《南京大屠杀》第五章的内容——南京安全区。贾克布斯说，“如果张纯如没有写第五章，《南京》也就不会出现了。相比大屠杀，西方人的行为被忘记得更加彻底。”
张纯如在书的第五章提到，“同样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曾经组织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的命运。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帮助南京的中国人，但他们从未从生活和后人那里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还没有一本描写这些被遗忘的二战英雄的著名图书，当然也没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强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的影片。他们的精神主要藏在从柏林到美国森尼韦尔的档案和阁楼中。”
可没有一个中国导演可以像古登塔格一样毫无负担地决定影片的方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已经有好几部呈现屠杀的惨烈，我们必须找到新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如《南京》的广告语所说，这是“中国版《辛德勒名单》”。
有一种可能性，《南京》的制作者们从美国另一部个人拍摄的小成本纪录电影《南京梦魇》中获得了前车之鉴。
创作者约瑟夫坚持从宏观角度看待历史，《南京梦魇》采取传统的叙述方式。结果是，所有的发行公司都不感兴趣。大公司让他把样品寄去，然后石沉大海；小公司对这个主题闻所未闻，连样片都不愿意看。
后来约瑟夫把《南京梦魇》放在Youtube和个人视频网站上。仅在美国国内便有超过400万人观看或下载了这部纪录片。所以约瑟夫称自己的电影是“有史以来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个悲剧的最好的一部。”
新的叙事很快有了复制品。2006年底，德国导演雷蒙德·莱开始拍摄纪录片《拉贝日记》。
在张纯如的描述中，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是“南京安全区的传奇首领，奇怪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日本盟国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根据拉贝的复杂性格，张纯如得到了结论：他就是“中国的辛德勒”。
上世纪90年代《拉贝日记》就在德国出版了，可是德国人因对拉贝的纳粹身份无法释怀，进而对他的那段历史心存怀疑。雷蒙德·莱拍摄《拉贝日记》的想法很明确，一位德国英雄的故事。在读《拉贝日记》前，他同样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
今年10月中旬，由德国豪夫曼和佛格斯娱乐有限公司和中国华谊兄弟联合投资2000万美元的影片《约翰·拉贝》正式开机。制作班底主要是德国人，《约翰·拉贝》很大意义上是一部德国电影。
华谊兄弟的老板王中磊说，德方的剧本没有着力于重现民族恩怨，而是从基本的人性视角出发，提供了重温那段历史的全新视角。直到今天，《南京浩劫》还没有公布演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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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在本国内的许多经历，和当年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样，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记者/孙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
这一天，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个狂热的星期一。此前几天，这个岛国的人们一直预备着走上街头。一周前，“祝南京陷落”“皇军大胜”的旗帜和标语已经早早地悬挂于东京各处。12月11日，肾上腺素分泌过多的大众，终于等不及走上了街头，提前庆祝战争的结果。街道上人山人海，连小学生也参加了游行。
人群中，包括日本人津田道夫。当时，他才上小学二年级，父母亲都是学校的老师，那时候一家人所有的话题都是当下的中日战局。孩子们唱着“紧握惩罚的枪和剑”，虽然这些歌词的意思大多孩子并非明白，但他们已经学着像军人一样度过每一天。夜晚，家长们带着孩子去看灯笼游行，队伍刻意造成的灯笼波涛持续到天亮，这场景津田道夫直到60年后还记忆犹新。
此后数日，全日本都沉浸在庆贺的气氛中。津田道夫回忆，此类的全民疯狂在15年战争期间他们也就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南京陷落，一次是占领新加坡。
同样的夜，南京经历的是血与火。
12月14日，驻德日本大使东乡茂德向美国大使说，南京陷落之前，他的国家已经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这是日本官员面对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数字最坦诚的一次，只不过这句话他是对美国人说的。美国大使将这个惊人的消息密电罗斯福，罗斯福没有表态，自此这个数字成为机密(直到去年美国国会解密那个时期的档案，数字才被公之于众)。
此前不久，美国国会刚刚通过《永久中立法》，美国国内经济开始衰退。
宋美龄也结束了美国的游说之行，她在电波里绝望地对美国人说，发生在中国的种种凄绝人世的境况，你们又哪里看得见呢？再会吧，诸君。
同是那一年，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来到中国。离别故土，他的母亲送给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对儿子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中国人抓住，你就剖腹自杀！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
东史郎在日记中写道，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
后来这个儿子终于明白了，他把自己母亲当初所说的每一句话，公开发表了出来。津田道夫长大后对自己的父亲充满羞愧，他更不能原谅自己去庆贺中国人的血与火，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他说，日本的大众对那场战争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但是让津田道夫看不懂的是日本的大众在战后的行为。1945年，战争结束后，仅仅三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发出通知，诚征日本新女性去做美国军队的慰安妇。并且以国家的名义，把这种官方组织的性服务，称作战后国家的紧急设施的一部分。
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和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样，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几年前，一个中国人试图走进日本的史料里，无意中发现了这段历史。
被强调和被遗忘的记忆 这个人叫萨苏，在中国是搞IT的。
几年前去日本工作，找了个日本的老婆。平时喜欢上上网，灌灌水，直至有一天这个电脑工程师被牵扯进了一场事关南京大屠杀的论战。
论战发生在网络上，时值2004年，在日本闹得声势很大，涉及面很广，引起论战的正是日本战后出生的一批年轻人，他们觉得中国人总抓住那段历史不放，就拿自己现有的知识和逻辑辩驳了一番。
当时，身处东瀛的留学生们都参与了论战。萨苏被一个朋友拉着也参加了。日本学生说，中国教科书里提供的南京大屠杀的一些照片，其中中国人很多穿的都是短袖，可南京沦陷的时候正值冬季，你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事实上，战争发生后，留在南京的多是些贫民，破城之初，日本兵肆虐，根本衣不遮体。根据美国《时代》周刊当时有限的记录：那些年纪太小、太老、太穷、病得太重或是什么都不懂而没有离开南京的中国人，被大批屠杀。
萨苏让这些孩子们去找找身边的老兵，看看他们的回忆录，清清楚楚。日本学生反驳说，战争中士兵都是疯狂的，他们当时的记忆不走脑子，现在的回忆不靠谱。
萨苏质问，总不该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年轻人却说，中国多年内战，那些尸首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论战至此，萨苏觉得这么辩驳下去于事无补。于是，网络工程师打算就用日本的史料去写本书，告诉年轻人被隐瞒的真相。
起初，这个网络工程师以为日本的年轻人是因为看不到真实的史料，但当他走进日本的图书馆，看到的却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记录比比皆是。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在眼前再现，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忍卒读。
可是在这些文字里，这个网络工程师看到的不是老兵出于忏悔的回忆，而更像是记忆里的狂欢。比如，1986年7月到1987年8月，在《朝日新闻》上刊载的持续一年的“战争”连载中，起先温故知新的初衷被丢弃，一些老兵手记的内容都是，比如多少中国姑娘受了他们的暴行，多少中国贫民横遭屠刀。他们平静地回顾出当时的任何细枝末节。对于那些看故事的日本年轻人，更是在那些特有的细节中找乐。
翻开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战败民意调查，其中来自街头的声音，大多这么记载:对英、美投降是无可奈何的，但对中国人低头是让人气愤的。
在战败之初，这差不多是日本人普遍的声音。昭和天皇的侍从在战败后的日记中这么写道，从早上起，美国的飞机就在盘旋、噪杂，但没有办法，B29实在是美丽的飞机。不太有恨的感觉，到处是优秀的科学力让人心旷神怡。
直到萨苏接触到战败后的日本为美国人提供军妓的那段历史，他终于明白这个民族对于战争的理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主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民间长期受“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宣传的影响；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也成为日本民众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这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自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爱国"的名义驱使无辜的女子为"进驻"的外国兵卖淫。”
后来，麦克阿瑟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这些慰安所。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共计五万五千名慰安女，自此流落街头。
直至60年之后，韩国的慰安妇把日本兵的战争罪行不断告到法庭，这些被日本人遗忘的官娼才开始向国家申请赔偿。
为了刻意忘记的历史 不幸走入那场屠杀的人，几乎都走不出心灵的阴影。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1937年南京难民眼里的华群小姐。经历那场浩劫4年之后，这个女人选择了自杀。60年后，张纯如又走了进那场屠杀，后来她也自杀了。
如今当萨苏走进那段历史，他至今都没有勇气去接触那场屠杀的细枝末节。作为逃避的另一种表现，活跃在日本极右翼和一些青少年，从1994年就称南京大屠杀为“虚构”的，并在网上与萨苏辩论。
这些年轻人认为“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此外，他们还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的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而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随着生命即将终结，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讲述，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2002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回忆录《南京战》，收录了102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暴行。不过右翼也从没有停止过“虚构说”宣传。
而在萨苏接触的日本老兵里，当被问及那段历史时，多数都是一言不发地沉默。
有一次，萨苏坐在地铁上拿着一本日本战争时期的史料。旁边的一个老人看到，大声训斥他说，你们年轻人，不要看这些东西，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东西，而是日本当年所犯的错误。
对于那段历史让年轻人不要去看，又何尝不是一种逃避。
于是，他回去后准备写另一本书，描述他眼里的“菊与刀”。他想，告诉那些年轻人历史的真相不如告诉他们遗忘地活着有多可悲。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政治利益总是决定着一段历史的面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在冷战格局下被渐渐湮没。自张纯如之后，中国人1937年在南京屠城中的个人记忆开始进入世界公共记忆之中
记者/陈晓
1997年以前，“南京大屠杀”在英语世界还是个陌生的词汇。虽然二战已经成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和最值得警醒的历史悲剧。但在世界版图上，它衍生的最残忍的灾难还没能成为二战史的一部分。对屠城事件的传播，在海外，也仅局限在华人集中的圈子内，比如旧金山的湾区，多伦多，温哥华——华人活动家组织各种会议和教育活动，发短信，举办小众的展览，期待更多的人关注。
张纯如就是这样，偶然进入这段历史的。
1994年，她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会上看到的血腥照片让她刻骨难忘。之后，她用2年时间实地调查、写作完成《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并于1997年在纽约出版。该书曾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共发行了近50万册。
抛开一种民族感情的盛赞和另一种民族主义的诋毁，在美国的荷兰历史学者LANBURAMA如此解释张纯如的书在英语世界引起轰动的原因：“如果这本书是纯粹的历史书或者学院式的资料，我想它不会有如此的销路。如果作者是个鬓发斑白的教授，恐怕也没有如此的轰动效应。”——张纯如的女性身份，美丽，并且年轻，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拨开真相的勇气毅力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
中国人1937年在南京屠城中的个人记忆，由张纯如带入世界公共记忆之中。
还原历史的细节 中国的大屠杀研究自1984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开始，“我们一直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铁一样的事实来处理，两国学者在数字的考证上不断交锋，天真地以为谁赢得了数字，谁就掌握了历史事实。”200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炜这么评价中日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争夺。
大屠杀中个人的灾难、痛苦，都湮没在这些抽象的数字中。
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开亲历者调查，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证实南京大屠杀，用于反驳日本右翼教科书。当年做调查的表格很简单，就是让亲历过屠杀的市民填上家里有几口人遇害，以及所目击的日军暴行。
同样的研究还出现在1997年，又为了应对反复出现的日本右翼教科书事件，南京市教委组织千名中学生寻访幸存者，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亲历者回忆。
这样的调查被学者们称为“应对性研究”——虽然有市民的口头回忆，但没有死者名单，没有具体细节，更没有战前战后的生活史对照。
张纯如曾在伊利诺大学学习新闻，并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写作硕士，这些训练让她写作南京大屠杀时，不仅做史学考证，也注意历史细节的还原。采访幸存者时，“她的问题常常具体到几时起床，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样的鞋，走路的模样，以及当时的天气等。”曾为她在南京的调查提供帮助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回忆说。
张纯如的书中只有10个幸存者的口述，却被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C·柯比称为是“对日军的所作所为，比以往的任何记录都更为详细”。
“华裔美国人”的讲述身份 1985年，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采访过100多名幸存者，写出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那些幸存者讲述的遭遇，他觉得非常惨烈，“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也创作不出来”。虽然这本书也被翻译为多国文字，但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
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学研究，似乎总是跟着日本右翼组织的脚步进行反驳。在这种针锋相对的语境中，中国人提出的任何可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都被认为是政治宣传。这在中日双方对历史的辩争上，屡屡被视为“虚构南京大屠杀”的论据。
这个政治命门成为张纯如的成功之处。“这本书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张纯如的身份，她是华裔，但她是美国人。如果她是中国人，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是政治宣传。”加拿大史维会主席王裕佳说。
同时，张纯如找寻到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其中包括来自当时第三国目击者的无可辩驳的指证：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日本人进入毫无防御的南京城时，他们就留在城里。”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C·柯比说。这些资料中包括《拉贝日记》——一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记录的“小型档案”。
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发表声明，称《南京大屠杀》是“非常错误的描写”。后来，张纯如与齐藤邦彦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的访谈，当场同齐藤邦彦进行辩论。这一场论战如此成功，以致张纯如被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亲自接见。1998年，她获得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颁发的年度国家女性奖，并成为当年《读者文摘》的封面人物。
被历史抛弃的“历史” 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并不是首次以第三方的身份，用英文对大屠杀进行的记录。
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有三位美国驻外记者把这些暴行以丑闻的方式传递到西方，他们是《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他们在城市里呆到12月15日，目睹了两天的屠杀。
一直呆在南京城并建立起国际安全区的20多位外国传教士、大学老师、西门子公司的商人，也留下了见证屠杀的文字：“我要讲述的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读到过如此残酷的暴行。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夜至少1000起而白天更多，如遇反抗或任何看似不满的表现就用刺刀捅或者开枪??”这是美国人约翰·麦卡勒姆记录的1937年12月19日南京城的情况。
这些文字传回美国国内，在当时的主流杂志如《时代》《读者文摘》《远东杂志》上刊登，激起了美国民众的震惊和愤慨。但他们对远离本国的人类惨剧的愤怒是短暂的。而政治利益总是决定着历史的面貌。“美国人和欧洲人处于实用主义，对他们曾身临屠杀现场的同胞的话所持默然的态度。”张纯如在研究中如此总结。甚至美国政府帮助了对真相进行隐瞒和审查。
此后，冷战格局下，南京大屠杀的苦难更少为中国以外的人们所了解。
记录大屠杀的文字被时间一层层冲刷着。经过60年时间的洗涤后，历史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传于世的著作里，南京大屠杀消失了。
张纯如曾对美国中学历史课本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发现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国公众所能接触到的权威二战历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
《美国二战图片史》是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但其中没有一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
温斯顿·丘吉尔1959年写下了1065页的宏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个重要盟国首领的宏大视野，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书中没有给南京大屠杀一个字。
被奉为叙事经典的亨利·米歇尔的《二战风云录》，以细致的笔法描述了战争始末，但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
甚至中国人也不清楚这段历史。1963年就读于“南大”历史系的经盛鸿教授说：“当时现代史基本上不提民国史。”所以隶属民国史的“南京大屠杀”不见踪影了。拍摄《屠城血证》的导演罗冠群告诉本刊记者，身为一位南京人，他在1984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立之后，才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背后的血泪和羞辱。
张纯如在《南京暴行》一书的末尾写道：“我最大的希望是这本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
而张纯如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的愿望是：我希望本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承担起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责任编辑：张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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