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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矿难129小时生死大考验:皮带比纸好吃(图)

12月12日,矿工白国新和他的妻子任国芝回忆起被困井下的那段日子,仍然心潮难平。本报记者唐勇林摄
12月12日,矿工白国新和他的妻子任国芝回忆起被困井下的那段日子,仍然心潮难平。本报记者唐勇林摄

  129小时生死大考验

  本报记者 叶铁桥 唐勇林

  没有人哭,就是慌

  12月3日,如果没出意外的话,已经干到下午4时许的33岁矿工吴鹏永,本来可以像往常一样装矿20吨。按照每吨6元的工资计算,他当天的收入应该在120元左右。

  “天气挺好的,没有任何征兆。”吴鹏永说,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

  每天都是一样,早上5时30分起床,6时下井,等炮炸了以后,他们用铁撮子和耙搂子撮搂矿石装车,然后11时30分上来吃中饭,12时30分或者下午1时再下井,干到傍晚6时上来,然后吃晚饭,睡觉,起床,下井,搂矿石。

就这样日复一日,没有周末和节假日。

  当天下午4时许,吴鹏永正在井下装车,突然上面吹来一股风,接着他听到顶板响。虽然才干了两个月,但凭直觉他知道,上面可能冒顶了。

  他跟同在作业面装车的39岁矿工范金友是老乡,都是内蒙古赤峰人。范金友当时还在装车,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叫嚷,“我一看表,还不到吃晚饭的时候,正想多干一会儿,接着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电也停了。”

  范金友和吴鹏永赶紧从6层巷道往上爬,爬到第3层,看着大片的土石往下落,把巷道给堵了个严严实实。

  在这里,他们还碰到了同为赤峰老乡的白国新。白是矿井里开“四不像”的,所谓四不像,是指一种运矿石的车,由于模样奇怪所以叫“四不像”。

  事故发生时,白国新正开着他的“四不像”在矿井里拉矿石,听到开卷扬车的赵云英大喊,“前方塌方了,咱们出不去了!”

  井下被困的人陆陆续续从各个巷道聚到了一块儿,一数,共11人。范金友一看,他的老乡吴鹏永、杨奋志、白国新等都被困在里面了,心想,这次自己责任大了,因为他们都来自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镇王爷府村,几个人都是通过他介绍才过来的。原来这些老乡大多都有在黑龙江一带的煤矿工作的经历,但煤矿有瓦斯和煤尘,太危险,他们觉得铁矿相对比较安全。这个铁矿4年多了也没见出过什么事,所以范才把老乡们都介绍过来了。

  11个矿工凑到二井台后,一开始大家都慌了,因为虽然此前井下有过小的塌方,塌下几吨土石,不过从来没有想到过整个巷道会塌方。“但没有人哭,就是慌。”白国新说,大家好不容易才调整好心态,开始商量着怎么往外逃。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开始行动起来:把矿车的车灯和电瓶卸下来,切来几段电线,接成了一盏灯,让巷道有了光。大家数了数,一共有3个手电筒,好几个手机。他们决定往外挖通道逃生。

  范金友对于挖巷道非常积极,他最先开挖,但一开挖,土石就哗啦哗啦掉了下来,塌方得更厉害,他们也就不敢再挖了。但是,他们知道在上面的工友们不会抛弃他们,所以还是想方设法在不同的区域尝试挖掘逃生通道。

  果然,他们透过深厚的土层,听到了工友们挖掘的声音,和敲巷道石壁探询的声音,他们也给予回应。这让他们燃起了希望之火,以为马上就能出去了。

  “皮带比纸好吃”

  12月3日事故发生后,矿长肖军和矿上的其他人并没有想到过要上报,而是组织工人进行自救。直到看到自救无效后,才于12月4日上午11时许向兴隆县有关部门报告。

  “我们接到报告是在10时40分左右。”兴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此次事件的新闻发言人孟庆华说。

  县委县政府马上开始组织营救。一开始他们觉得形势比较乐观,兴隆县安监局副局长张福存说,4日下午3时,他接到局长郑元发的电话,说经过敲击洞壁等方式与矿井中被困人员联络,矿井中被困人员有回音,“你不用来了,井下有声音了,你在家待命”。

  到晚上9时,他又接到郑元发的电话,“需要打钻,你马上去借两台钻机过来”。张福存马上出发,跑到离县城二三十公里远的平安矿业,借了台200米的探水钻,派人先行送过去。然后又跑到蘑菇峪乡的太兴煤矿,借了台75米钻机,马不停蹄地赶往孤子山乡。5日早上6时30分,他终于赶到了事发地点。

  而此时,这些矿工困在井下已经有38个小时了。井下没有东西吃,很多矿工饿得发昏。

  范金友说,开始有人想起一层巷道里有一袋酸梨,一个矿工就钻下去拿。结果一看,酸梨都已经吃光了,就剩下两个烂的。

  水也不多,大家口渴得厉害。4日上午,范金友带着一个可装5斤水的小桶,爬到一个50米深的矿井底部去取水。然后再一步一蹭地爬上来。

  3日和4日两天,他们就靠着这小桶水支撑。范金友说,那段矿井是个坡度为60度的斜井,除了他,没有其他人敢去取水,大家都生怕自己体力不支上不来了。

  到了5日,吴鹏永已经饿得受不了了,也不知是谁提议,说赵云英带下来了几本书和报纸,大家一合计,认为纸是草做的,能充饥,于是开始打起书报的主意来。

  白国新虽然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叫,但他看着书却一点儿都吃不下。

  但吴鹏永却没问题,他的身体在11人中算是虚弱的。一开始,他把纸撕成一小条一小条的,放在嘴里嚼,嚼成一小团一小团的,然后用水往喉咙里面送。后来水多的时候,他还想到了一个妙招,就是把报纸放在八宝粥罐子里泡,等泡一段时间融化了,将报纸融水当汤喝。“我一天最少吃三页纸,没有任何反应,吃了肚子就好受多了。”

  范金友第一次吃纸还有点儿反胃,又吐不出来。后来他像吴鹏永一样,也把报纸撕成小块,嚼完后就着水吞咽。

  有人想起红军过草地时曾经煮过牛皮制成的皮带,于是仅有的两根“疑似”牛皮皮带也被收集了。

  白国新说,赵云英的皮带不行,用水一泡就软了,放到嘴里一嚼,苦得要命。吴鹏永的皮带倒像真牛皮的,他们将他的皮带放在八宝粥的罐子里,用塑料胶管当燃料,抽烟的工友带着打火机,点着了煮。但一连煮了三四个小时都没有煮烂,却搞得整个巷道烟雾缭绕。

  最后,他们还是将皮带分成11等份,用小钢锯锯开,每人分了一块儿。范金友吃得最欢快,“我觉得皮带比报纸好吃多了”。

  实在饿得受不了,范金友就用锤子敲击巷道,先敲了5下,隔了一段时间后又敲了一下,又隔一段时间后再敲10下,他这样做的寓意是“我要食”。但外面没有回应。

  他们也知道外面在积极展开营救,但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救援工作遇到了难题。

  上面在攻坚,下面在写遗书

  5日早上6时30分,张福存先到了设在村里的指挥部,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在那里坐镇指挥。他问了问情况,然后来到了几里之外的事故现场。

  事故现场的人很多,都在不停地走动,往井下运木头的,搭架子的,维持秩序的,协调工作的……大家都忙成一团。

  离洞口七八米的地方有一个石棉瓦的临时工棚,这个临时工棚就是现场临时指挥部的所在地。张福存走进去后,发现里面人挺多,一个姓李的副县长在里面,安监局的郑元发局长在里面,国土资源局局长张士民也在里面,大家都很着急,在研究怎样快速实施方案。

  张福存这才慢慢了解了这个矿井的构造。原来这个矿是个斜井,入口宽4米,高2.5米,砖砌的门洞,往里走七八十米,就是塌陷区域,这个区域大概离地面的垂直高度是45米左右。10多个抢险队员,正在塌陷区域挖掘,并将土石一人传一人地传出去。而另一部分人则在加紧用木头做支架保护巷道。

  根据经验,张福存觉得救护很难,因为这个矿井处于风化带上,非常危险,一边掘进必须一边打支护。而且,有时候还要遇着坚硬的岩石层。

  果然,5日的进展很慢,在最慢的时候,抢险队员9个小时才掘进1.8米。

  也许是觉得单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救援工作,也许是出于其他考虑,但总而言之,兴隆县是在12月5日后才将情况上报。

  12月6日凌晨,承德市委、市政府接到报告后,市委书记赵文鹤、市长艾文礼、副市长王克、李维等市领导连夜相继赶赴事故现场。

  而河北省安监局得到兴隆县的汇报是在12月6日6时许。下午4时,河北省副省长张和、省安监局局长高圣先及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国家安监总局和省有关专家相继抵达事故现场。

  6日下午,开滦(集团)荆欢矿业分公司副经理娄玉民突然接到开滦集团公司总经理殷作如的电话,让他赶快到总经理的办公室去一趟,他一跑过去才知道,原来是要他去兴隆县参与救援。

  傍晚7时,他与生产技术部的刘凤文急匆匆地往事故现场赶,大概3个多小时后到了现场。他没有料到和邯郸峰峰煤校1981届的老同学张福存居然会在这里见面,两人赶紧拥抱了一下,说,走,去井下看看去。

  看完情况后,娄玉明马上请示集团,让他们派救援队伍过来。

  “当时没有任何准备,48名参与救援的矿工和干部有的还在井下,有的在林西、范各庄等的家中,接到公司的命令后,马上赶回单位。两个多小时内,48名队员组成的抢险救援队成立。”娄玉民说,7日零时许,救援人员乘坐大巴从唐山出发赶赴兴隆县事故现场,同时,救援队伍还带上了一车各类镐头和管材等救援器材。

  由于时间紧急,队员们衣服都没来得及带够,很多人就穿着工作服出发了。他们没有料到,开滦煤矿的气温刚到0摄氏度,而兴隆县事故现场的气温却已经是零下10摄氏度左右了。

  凌晨3时30分,救援队赶到了事故现场,分为4个班开始救援。

  张福存对先前的救援队伍老大不放心,时刻担心再出二次事故,但老同学的队伍来了后,他的心落下去一半了。“队伍太齐整了,一看就都是精兵强将,尤其是支护打得好,架起的棚子,缝隙连纸都插不进去。”

  尤其让他心动的是这群救援队员能吃苦,“虽然气温是零下10摄氏度,但有的工人就穿着球衣,却干得汗流浃背”。

  此时,井下的11名矿工正在度过他们的第5天,已经有人感觉到绝望。吴鹏永由于身体比较瘦弱,加上长时间的饥饿和恐慌,觉得非常难受。他想如果自己真出了事,家属不知道咋回事怎么办,于是要过记工分的纸笔开始写遗言。

  38岁的赵云英也写了遗言,大致意思是让家人们好好保重,让父母原谅自己不能尽孝。

  范金友不准备写遗言,因为他有个可以录音的手机。这个手机上有他6岁儿子的照片,他在井下时常拿出来看看,鼓励自己活下去。他心想,如果实在活不下去,自己就用手机来录音,让自己的儿女能够真切地听到自己的声音。

  虽然有些绝望,但他们的生命体征还没出现大的异常。

  令他们惊喜的是,在6日下午,井下钻探通过塌方区,双方又通过敲打,取得了简单的联络。救援人员开始向井里送去牛奶、葡萄糖等液态食品,并输送了空气。

  吴鹏永说,当时,牛奶、葡萄糖都送偏了,他们没有喝到。但范金友说他喝到了,“当时巷道里涌进好多水,顺着地上淌。后来才知道是葡萄糖水,但喝到嘴里没有滋味。”这些给养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7日14时30分,开滦救护大队通过生命探测仪,探测到地下有生命显示,气体检测车同时探测到,井下并无有害气体。

  娄玉明及时将这一信息告知了他的队员们,他的队伍因此而备受鼓舞。虽然分4个班轮流作业,每个班连续工作6个小时,但很多救援人员一顶就是两个班。

  我们就在你们上面!救我们出去

  6日下午,吴鹏永的妻子白旭燕在离家三四百里的纸盒厂宿舍接到的电话让她双腿发软,电话是吴鹏永的二哥打过来的,对方说,“吴鹏永被碰着了”。

  出于女人的直觉,她知道出了大事。自己的男人在矿上挖矿,对于挖矿的人而言,不出事则已,一出事绝对是大事。

  她马上收拾好衣服,直接坐车到承德市。一路上,她的眼泪总憋不住。别人问她怎么了,她说老公在矿上碰着了。晚上9时许,她赶到了承德,与吴鹏永的二哥会合后,直接包了个车赶往兴隆,7日早上7时许才赶到事发地。

  白国新的妻子任国芝比她出发早。丈夫出事的消息是七拐八拐才传到她耳中的——先是当地公安局告诉了吴鹏永姐姐的一个朋友,经转告后,吴鹏永的姐姐告诉了他二哥,他二哥才陆续通知到家属。6日下午1时许,任国芝和其他几个家属从家乡包车出发,当天下去6时许就赶到了事发现场。

  家属们没能够接近现场,被当地政府安排在了孤山子乡乡政府旁边的旅馆里,心急火燎地等消息。幸好任国芝的哥哥在这个矿上干过,经过申请,他也加入了抢险队伍,他也由此成为家属们的信息源,矿上有任何信息都能及时从他那里获知。

  从7日到达兴隆后,白旭燕粒米未进,每天就是哭。任国芝虽然也哭,但她想,咬着牙也要吃点儿,万一丈夫出来了需要照顾,自己却瘫倒了怎么办?所以,她每顿都坚持喝一碗小米粥。

  根据以往经验来看,在类似境况下,人的生命极限是7天。12月8日10时30分,救援指挥部主持召开救援调度会,要求救援力争在50小时之内有明确成果。于是,指挥部给娄玉明设定时限——50个小时内必须救出矿工。

  面对这一任务,作为现场总指挥的娄玉民,要求自己的队伍一定要在30小时内将矿工救出来。到了8日晚上,他甚至还调侃地说了一句:“今夜将无人入睡。”

  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疲倦至极。虚岁50的张福存,虽然穿着防寒服,但在海拔五六百米的山上,冷风嗖嗖的,也感觉寒意袭人。他找了半天,找了件矿工穿的黄大衣,前后四个大窟窿,但也顾不得了,只要保暖就行。自4日以来,他很少有机会合眼,偶尔在山坡上躺两三分钟,到了后面几天,他的腿是麻的,腰是硬的。

  惊喜总不期而至。吴鹏永是看着巷道被打通的。当时他们在巷道里趴着,由于穿着单衣,大家又冷又困,只能相互抱着或者背靠背取暖。他们突然听到了下面有作业的声音,于是爬过去看,结果在岩石缝里发现救援队伍打的通道,已经从他们巷道下面穿过去一大截了。

  “我们往下能看到他们的安全帽,于是我就喊,我们就在你们上面!我们就在你们上面!救我们出去!”结果,救援工人还以为是自己的工友们在呼唤,左顾右盼好久才明白叫声来自头顶。

  滦矿集团的杨林庆第一个发现了他们,于是喊,“你们是不是被堵的兄弟们啊?”

  “我们是,就是我们!”“你们是不是11个人啊?”“是,我们11个。”“是不是都活着呢?”“我们都活着呢!”

  于是杨林庆马上出去,将这一消息告知其他人。现场马上激动和闹腾得如开了锅的沸水。

  吴鹏永走在最前面,由于他的皮带被煮食了,他腰间系着根铝丝出来的,范金友是第四个出来的,他一感觉到凉风,就觉得自己受不了,整个心都揪到一块儿了,腿也发软。

  听到消息的时候,就在附近休息的娄玉明赶紧坐车过去了,到了现场,他看到承德市市长艾文礼连袜子都没穿,光着脚穿鞋,跑到他前头去了。“一看到我就抱着他说,老娄,太感动了!”

  第一印象只有一个字:“黑”

  12月9日凌晨1时20分,在冬日野外等候了整整4天后,兴隆县人民医院26岁的外科医生邓春海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病人”——刚刚从井下获救的矿工赵云英。

  邓春海被安排在1号救护车。和他一起等候的,还有在马路上一字排开的其余9辆救护车,每辆车上一名医生,一名护士。

  在零下5摄氏度的寒风中,看见矿工们在一片欢腾中被搀扶着走出,邓春海的感觉是“高兴,也特别意外”。“本来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担架,没想到还能自己走着出来。”

  此前不久,邓春海刚刚又一次检查了自己负责的救护车上情况:准备输的液已经挂好,仪器一切正常。

  帮着搀扶着赵云英走上车,躺下,邓春海迅速从一个4天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等候者,转回成一个娴熟的外科医生:测血压,正常!把脉搏,正常!生命体征监测,还是正常!“这才完全放下心来,给他扎针输液。”

  11名矿工依各自出矿编号上车后,警车在前面开道,10辆救护车向医院飞驰。

  “一上车,我就问他(赵云英)哪里不适,他说除了胃有点不舒服外,其他都挺好。他们还是很会自我保护。”邓春海说。

  80公里的路程,在那一夜显得特别漫长。凌晨3时,邓春海的救护车终于到了县医院。在那里等着接下邓春海手中“接力棒”的,是内科25岁的护士蔡芳芳。

  蔡芳芳是当天内科的值班护士。当邓春海将赵云英搀上车的时候,80公里外的蔡芳芳也已经接到消息,开始忙碌。病床、氧气、监护仪、药品、抢救车都已经准备好了,蔡芳芳又准备好生理盐水,搬来三箱葡萄糖备用。

  与此同时,内科主任和护士长也在忙碌:打电话给所有的医生和护士,要求“不论远近,两点半以前一律到位”。

  事实上,类似的忙碌在4天前就已经开始。内科、骨科、普外科、神经外科、急诊科这些可能会涉及的科室,主任、护士长及核心医生被要求提前准备好床位和药品,保证24小时开机,以便“到了就能用”。

  “那几天全院的医护人员,谁请吃饭都不去,更不敢喝酒。”兴隆县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赵春燕说。

  尽管已经有了4天的心理准备,蔡芳芳第一眼见到赵云英依然吃惊。这位在矿下待了129小时的工人,给负责看护他的护士留下的第一印象只有一个“黑”字:“全身上下,从头到脚,全是黑乎乎的。”

  蔡芳芳接下赵云英,手脚麻利地推入病房,心电图、抽血、检查,“生命体征很平稳。”

  对于这位“80后”的年轻姑娘来说,这些程序性的动作已经熟练,更大的挑战在随后的生活护理——给赵云英洗头洗脸洗脚,擦洗身子。

  “本来擦一擦就行,结果又是打肥皂又是使劲搓,洗了一个多小时。”“从小到大没给人洗过脚”的蔡芳芳,尽管带着口罩,给赵云英脱下水鞋的时候,还是“差一点被熏倒”——赵云英脚上的泥条足足有半厘米厚。“后来的护士,开了一点儿窗,也没把那味儿散出去。”

  “他(赵云英)一看还要洗脚,把腿往后缩,挺不好意思,说‘不用了,你别给我擦了。’我当时想,在地底下困了五六天被救起来,多不易,还不得让人舒坦点,就一把又拽了过来。”

  “老赵当时还蒙着眼罩,也不知道我是谁。后来过了一天,又轮着我值班护理,他把眼罩摘了,把我给认出来了,还有点不好意思,说‘是不是你帮我洗脚来着,我听出你声音来了’。”蔡芳芳颇有点得意地回忆道。本报河北兴隆12月13日电

(责任编辑:曾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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