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毛泽东留下来的数亿稿费，彭兴庭主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处理，“江青作为毛泽东同志合法的妻子，李敏、李讷等作为儿女，对毛泽东的稿酬，他们的法定继承权不容任何人剥夺……如果毛泽东的财产合法合理，那么，毛泽东妻儿的这种权利，是不能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历史地位而被否决的。
”(见《南方都市报》12月10日社论版)
对这一点我完全赞成，但问题是，“毛泽东的稿酬”是否完全“合法合理”？
从稿酬本金的巨大数量可以判断，毛泽东的稿酬并不是按字数计算的。否则，到毛泽东逝世为止，他公开出版的著作，包括各种单行本、诗词、语录等，就算以当时的最高稿酬标准计算，也绝不可能达到那么大的数字，显然是按版税计酬的。由于毛泽东各种著作的发行量空前巨大，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版税。
照理说，即使是党和国家领袖，对出版社来说都是作者，按标准付版税完全正常。但不要忘记，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已经没有私营出版社了，毛泽东的著作完全是由官方的、公营的出版社出版的。而从60年代开始，版税制已经完全取消了，不仅再也不能拿，已经拿过的人还得受批判。如当时复旦大学的周谷城教授，在批判他的内容中经常出现一条——他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拿了十几次版税，是典型的“不劳而获”，有时甚至直截了当，称之为“剥削”。在知识界、出版界、教育界，一般都将拿版税当作资本家拿“定息”一样，是不光彩的行为。保留下来的“合法合理”的稿费制度是按字数计算，标准是很低的。再版的印数稿酬更低得可怜，而且是随着再版次数递减的。但对毛泽东的书或许是全国唯一的例外，依然实行版税制。
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连按字数计算的稿酬也取消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但毛泽东的著作印得最多的阶段恰恰是“文革”期间，“毛泽东稿酬”的主要部分应该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此期间出版的书虽然不多，但也不乏印数大的或质量高的。像中华书局整理的《二十四史》、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蒋学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整理者和编绘者连署名权都被剥夺了，更不用说拿稿酬。像蒋学模的书，据说印数超过一千万册，要是也付版税，该有多少，实际上也没有付。“文革”结束后的“落实政策”也从来没有包括补发此期间的稿酬。
我相信，对毛泽东的著作采取这种特殊办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意愿的。或者是他并不了解真相，或者他知道但并不希望将这笔钱留给自己或家人，所以他才多次提到要用来交党费。
所以，合法合理地解决办法，应该是将“毛泽东稿酬”区分一下，在国家实行版税制的阶段，毛泽东出版的著作可以按版税计算。而在取消版税制后到“文革”开始这一阶段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只能按字数和重印数计算稿酬；“文革”开始后的稿酬应该全部取消。这并不是对毛泽东的苛求，而是遵守当时的法规和做法，与全国人民一致。这样做，不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无损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才真正是合法合理。（葛剑雄）
(来源：南方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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