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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镇坪:村民相信华南虎的存在

  疯狂的镇坪

  从地理上看,镇坪县是一个圈。县城没有中心,所有机关、店铺都在一条环形道路两旁,环绕的大巴山间是一个个村落。道路入口,是“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的崭新广告牌,右下角印着那只显眼的老虎。

全国媒体用尽手段报道了好几轮,而漩涡的中心镇坪,却没有受任何外界争议影响。镇坪人相信华南虎的存在,连最夸张的描述也被收入县林业局的《虎讯报告》:“在县政府广场上听到了华南虎的吼叫,很遥远。”

  记者◎葛维樱

  镇坪迷阵

  “我们这里有华南虎。”小店老板、摩的司机、政府官员,不待询问就会迫不及待地告诉来客。两个月里,从县城到周正龙家的“摩的”价格,从5块涨到了15块钱。一个月前,他们见到外地人就吆喝:“去周正龙家不?”但现在,镇坪人更喜欢谈自己所知道的华南虎。“是我先看到而且报告了华南虎,比周正龙早。”猎人彭国海说,他是镇坪县林业局推荐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无论哪一天去见他,不用提问就会把原文背诵一遍。一问细节,彭国海就用非常质朴的眼神看着来访者说,“找不到”(不知道)。第二个被访者的固定叙述是看到了“半条牛大的动物”,再问下去就会发现她几乎对问题毫无反应,有时候还需要林业局工作人员提示。但跟随林业局带领起码能得到所谓“目击者”,仅凭《虎讯报告》去找人,经常得出和报告完全不同的描述。

  “我二舅把老虎吃剩下的熊掌捡回家了,吃了一个,不好吃,卖了一个200块钱。”一个司机非常诚恳地要带路去采访他二舅。林业局确实记录了有关黑熊尸体的报告,但上面写着,熊掌、皮毛和骨头都被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拿回,已经上缴。有关熊掌的第三叙述是,被一个四川人从农民手中买走一对熊掌1000元。这个今年内唯一的熊掌故事,被林业局当做旁证颇多的一个“虎讯”,出现了三个版本,主人公、价格、时间、地点都不一样。而所有被访者又都指天发誓自己不说假话。奇怪的是,镇坪人并不因此而互相怀疑,他们确信这就是华南虎存在的铁证,并且互相传递。

  除了根据林业局的安排和《虎讯报告》所演绎出来的信息,有关老虎的零星传闻每天充斥着耳朵。“烂草黄我们这里从来就有,只不过不知道那就叫华南虎,不知道要保护,所以从来没上报。”林业局的解释和山民们的炫耀矛盾。“我们不知道是华南虎,老虎总知道吧,镇坪从来就有。”所谓的“从来就有”,年代说法颇不相同。镇坪县志的确切记载有三次:两次50年代,一次1981年,都是抓到了活老虎,或者捡到了虎尸。而山民们则把这个时间段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人前一天说自己1999年看到过老虎,第二天就改成了1988年。包括周正龙一开口就会引用的物证,“去年有人用老虎夹子夹掉了一个老虎的指甲,是小指的”。这个指甲已经被证实至少有40年历史了,而周正龙同样坚持,“就是去年”。在镇坪的记忆里,50年代、60年代和2007年没有区别。

  三省交界的小县生态

  在镇坪待的时间越久,越会被这种气场感染和同化。镇坪是陕西人口最少的县,总共5万人,还比不上普通的镇,3万多人都散居在大巴山上。地处陕西最南,与湖北、重庆交界。一位县领导说,镇坪的理想是“2019年变成大枢纽”。事实是:去年以前,去一趟最近的城市安康,车要走12个小时的绕山土路。为了扶持这个国家级贫困县,2006年刚开通了盘山水泥公路,到190公里以外的安康也需要近5小时。各村子之间相隔遥远,去另一家做客的,往往都会留宿,“因为路不好走”。除了当地人,只有个别四川人来做小生意,“连个邻居县都没有,往省内走,还不如翻山,去湖北和重庆的小县城更近”。无论饮食、口音和生活,镇坪人对于哪个省都没有认同感,“我们就我们自己的县政府管,没来过外面的人管”。

  镇坪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自然国心”,只有进入镇坪县的介绍网页上才能看到这个古怪的名字。但镇坪人都很自豪,认为这里“很重要”。当地的农民唐世兵,也是周正龙的好友,在自家的中国地图前抑扬顿挫地讲述:“从经度和纬度上算,镇坪正处于中国这只雄鸡的鸡心领部位。”是雄鸡的心脏还是人的领口?唐认为没有区别,周正龙希望记者去采访唐的理由是“他上过高中,说话有道理”。不伦不类的标题下,是一个自行开发的“国心森林公园”,并没有给镇坪带来旅游收入。另一个坐标是“陕西的南大门”,自豪感和这些地标都没有变成看得见的利益。实际周正龙发出的感叹是“我们最偏远,连统计华南虎的时候,都要把我们漏掉的”。

  每家门口都张贴着有关华南虎保护和森林禁猎的“宣传明白纸”,周正龙所在的文采村村长刘正香正在看电视连续剧。刘正香也会讲述自己的“虎讯”,但他更倾向表达自己相信老虎存在的观点。他说,“在镇坪没有什么其他渠道,有钱人都不会在这里生活,有见识的人也出去了,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政府”。镇坪的信息并不闭塞,这里家家都有电话,人人有手机,电视也都能收到凤凰台,但基本上开着的电视都放在湖南台上。“我们这受教育程度低。”镇坪人不太关心高考升学率,“没钱上学,再说大学毕业回来找不到工作的人有的是。镇坪就是这样”。对于很多镇坪人,无论省林业厅或者国家林业局来了什么专家,大家也就是“热闹一下,但是具体说什么,想什么,还是听县政府、县林业局的”。刘正香猜测:“如果我们变成了华南虎保护区,老百姓一家大概能发几百块钱吧。”但是被问到自然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时,做了20多年村干部的刘正香露出小学生一样的思考表情。

  华南虎逻辑

  包括周正龙在内,镇坪人随时都准备好了一句话,反击任何疑问。“那些说我们作假的专家,到镇坪来过吗?”周正龙说得更夸张,他说要自掏腰包,请反对的人亲自到镇坪来。各电视台以及《人民日报》都刊登了对于华南虎的质疑,但镇坪人的底气根本就让他们忽略外界。经贸局一位女干部气愤地说:“那些胡说八道我根本不要看,网上的东西都是乱讲,照片就是真的。”对于镇坪人,参与鉴定照片的李昌钰是谁并不重要,“说他是神探,我们这里出了案子死了人,也没见他来管过”。

  对于外界质疑,镇坪人大多会找出一个反击武器——树叶。在华南虎论战中,打虎派认为周正龙照片里,老虎头上的树叶几乎和老虎的头一样大,是不可能的。针对这个批评,林业局很快带周正龙上山,找到了一个巴掌大的树叶。在杂货店买文具,不用问就会反被老板娘一顿质问:“那个什么专家连来都没来过,就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叶子,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找到了?”对于巴掌大和老虎头大这两个概念,老板娘根本不屑一顾。“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上过山,吃过苦,他们在美国、北京的大房子里,电脑跟前,几句话就说是假的?”在镇坪,科学的力量远比不上人们情感力量的强大。

  镇坪的封闭力量不是电视、网络、电话能够打开的。政府内部,县里各机关的干部互相调来调去,出不了圈子。林业局的前任局长去当县人大政协主席,副局长去当公安局长,下属镇的镇长来当林业局长,粮食局副局长去当经贸局局长,县里就这么些人,更换位置。县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缺少工业、商业,当公务员是务农以外人们唯一的出路。镇坪人自觉地站在统一战线上。周正龙说女儿考县地税局,笔试考了全县第1名,89分,却被71分的唯一一个竞争对手挤掉了,“人家有关系”。而公务员系统也一样,机会很少。有人悄悄给记者塞了个条子,说经贸局领导拿下属单位和本单位的双份工资,“我们这辈子也等不来个记者,已经20年了,我想说”。但很快他就后悔了,不再多说,“镇坪就是这样,我还是要混下去。因为在镇坪,联盟是必须的,你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周正龙的关系网

  周正龙的女儿很漂亮,大专毕业却回家里闲了几年,现在刚刚考到了当地新建的电站。这在镇坪,是一个极为稀少的机会。对于绝大多数人,农业是人均不到1亩的耕作山地,只能产些玉米、土豆。道路好了,青壮年都和四川人一道去外地出苦力下矿。周正龙是很少的没有长期外出打工的山民。“每年死得多呦!”但没有统计数字,当地对此司空见惯。镇坪没有大企业,只有一些对农产品再加工的简单生产,比如腊肉和药材。只有政府机关很齐全,街道上每隔几步就是一个机关的牌子。除了县政府大楼略显气派,前面有一个小广场,其他机关都是一些破旧的小楼。周正龙女儿的梦想是地税局,“但是我们家没有关系”。

  “那道坎下都是周正龙的亲戚,这道坎上都是我的亲戚。”唐世兵说。坎下是周妻子的家人。镇坪的多数人之间都有些关系,打听任何一个人,都会遇到他某一层关系的亲戚。有一个人自称是周正龙的亲戚,最后绕下来是周正龙的女儿的前男友的姨夫。在当地人看来,这些关系都是清晰的,立刻能够对号入座。这些关系是镇坪人赖以生存的根本。

  “我们这里讲人情。”在华南虎照片事件里,周正龙身边最引人注目的是县经贸局局长谢坤元。谢坤元是周正龙妻子罗大翠的堂哥,罗大翠的母亲改嫁,谢家和罗家一直有所往来。尽管周正龙现在急于撇清和谢坤元的关系,还把记者带去看他家完好的门,“因为以前打老婆,谢坤元就在这里踢门。”谢坤元从县粮食局副局长调任县经贸局局长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将县里经营了50多年的灵麝人工繁殖场以200万元价格卖给了四川私人老板。但在镇坪找不到有关谢和周关系的传言。“人家借了个相机。”所有人都会这么告诉你。但是谢坤元至少在前期起着重要作用,比如把数码相机和傻瓜相机借给周,而且还参与了周正龙和网易之间的讨价还价。网易开出若照片为假则退钱的条件,谢坤元加上了“真假以陕西省林业厅的鉴定为准”。谢坤元曾经说要去安康注册“镇坪华南虎”的商标,还说,“大家一直觉得农民就应该一副老实憨厚的模样,为什么农民就不能融入市场经济,正确认识自身的价值,把它发挥到最大?”

  即使算上谢坤元,周正龙也不是镇坪有关系的人。下着雪的深山密密丛丛,雪花落在叶片上的声音也渐渐变大,“再往上走一户人家也没有了”。周正龙出生在上竹乡松坪村,周家曾经是这里山上最高的那户人家。“2000年以后整个镇坪的人家都由高搬低,现在上面已经没人住了。”周正龙说自己的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而在当地生活50多年的村长说,周的父亲就是一个普通农民,没出过门。母亲在周一两岁时改嫁。现在父母都已过世。周正龙的哥哥周正云曾经因为诈骗罪被判入狱5年,后来再次入狱。“可以说周正龙这个人没什么亲人。”所有人都说周正龙和他哥哥不一样,“哥哥会说,弟弟不大会,而且弟弟孤僻没人缘,十几年前哥哥出狱,得了肺痨,去外地了,不知去向”。

  底气

  周正龙成为“周老虎”以后,他们家今年没吃到山里最美味的冻柿子。“还不等冻,树上的柿子就被记者们吃光了。”镇坪人都说没感觉到周正龙的变化。“这个人脾气坏得很,现在还是那么坏。”周正龙带着记者大摇大摆进了一家农户吃喜酒,他拿出50块钱,对收礼的人说,“我给40”,拿回找的10块钱。“周正龙确实和我们不太一样,孤僻。我们这里都喜欢玩牌,周从来不玩。”周正龙和人打交道少,10米开外不到的邻居都不走动,但这并不说明周不懂得打交道。对记者们,周正龙的见面方式是,先冷落,故意忽略,然后等问话。在这期间,周正龙看似大大咧咧,其实时刻观察动向和需要。连记者接电话都能听出来是谁打的,路边跑过的机动车也全在他眼里。“一个记者下车了,一个记者到前面去采访村支书了,还以为我不知道。”虽然不能上网,但每天发什么稿子周正龙全知道。

  镇坪出名的猎人不少,靠山吃山,即使1998年就开始收枪禁枪,很多人家里还是有自制的火枪,“用火药打钢珠的”,也有买来的“辽宁枪”、“湖北枪”、半自动、全自动步枪。虽然周说自己“神枪”,但公认他最有名的是“下套”。曾有关于他的传闻是,“一天抓住了5个”,野猪、麂子都有。在周正龙高兴的时候,他会讲述自己怎样看到一头300斤重的野猪,然后,“一刀毙命”。周正龙没说,那次抓野猪,他唯一的徒弟被野猪弄伤了脚,“结果周正龙把人扔在山里,把猪给背回来了”。唐世兵说,这事大家都知道,也对周正龙颇有议论,“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谁都挺冷淡。本事是有一点,对钱特别小气”。虽然人缘一般,但照片出来后,周正龙还是赢得了整个镇坪县的尊重,“可以随时给县长拨通电话”。

  周正龙虽然得意,却又不愿听劝告“注意镇坪形象”,他对钱的吝惜很直白。“我去拍照片就是为了钱,专家说了找到给100万的,最后林业厅就给了2万块。”周正龙家的电视还是20年前的“黄河”牌,“有时候能收到中央1台,有时候收不到”。但家里有两个大冰柜,“以前用来装猎物”。周正龙80年代去过上海和湖北打工,“但是太苦,年底就拿回来了3000块钱”。对于上山打猎几天就能挣一两千块的周正龙,打工诱惑不大。2000年以后,封山禁猎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周正龙尽管办了“狩猎证”,也还是大多偷偷摸摸上山去打猎。家里的房子还是20年前的土房,“那些去矿上打工的都盖了新房,还有人不用管娃娃上学,也贷款盖房”。周正龙的女儿上大专,3年花了7万块钱,儿子高中毕业也去河南的一个技术学校学了1年。“这两个现在都还挣不了钱。”

  尽管每次陈述都有很大出入,周正龙对老虎的说法还是越来越大胆,他说自己至少看过20次老虎,但一问细节他就说,“今天不回答问题了,我打煤球去”。被他这样整治过几次,记者们就不敢再追问细节,除了“拍照”一段被反复重复和强调,还有一些周正龙愿意申诉的东西,比如人家欠他工资,人家冤枉他。周正龙对于社会有自己独特的标准,说起“打虎派”,他就认准对方“欺负农民”。但凡是质疑老虎照片的,周正龙都能找到一个对方的利益出发点,比如鉴定照片的网易是广东的网站,“广东有华南虎保护区,拿着几百万元,连个脚印都没有,所以就来闹我们”。比如县动物保护站站长李评,是唯一质疑照片的知情者,“我带专家几次上山的向导费被他扣,2000块钱”。林业局也侧面地维护周正龙的说法。周最喜欢提到的是陕西省林业厅派来的4次“华南虎调查队”的专家。专家们的名字被周正龙说得烂熟,怎么一起发现脚印,专家怎么样抱住自己激动不已,还有不断拿出来的奖励证书。“什么依据?这些专家就是依据,我就相信他们,他们也相信我。”至于专家是研究田鼠还是华南虎的,周正龙不关心,“专家都认定了:你懂!”

  极少数派的陈述

  “我们县小,没有局外人这一说。”李评笑着说,他已经在安康待了一个月。自从作为镇坪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管理站的站长,接受媒体采访、怀疑照片的真假以后,李评就离开了镇坪县。“请了病假。我现在就两个字——尴尬。镇坪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县林业局和周正龙都强调李评欠周正龙的向导费,所以现在躲起来不接受采访,但李评的电话却一打就通,他饿着肚子连说了5个小时。

  李评在镇坪已经工作了20多年,7年小学老师,15年“动管站”。“1999年全国野生动物普查,我去陕西省林业厅开会,人家说华南虎濒危,我说镇坪早几十年倒是有的。”野生动物普查虽然过去,但是华南虎专项调查却漏掉了镇坪,陕西省林业厅的官员认为有必要“摸摸底”。“当时只给了1万块钱,4个人,两个是动物研究所来的。”李评说那时的调查问到了老百姓,“但是一直到2003年都没有什么确切的信息”。县林业局动管站截至今年初,一直只有李评一个人,“说是个站长,实际上抓盗猎、宣传封山什么的,全归我管。对镇坪的一草一木都太熟悉了”。

  镇坪的华南虎传闻已经消失了很多年,直到2004年“五一”期间,彭国海说发现了华南虎的脚印。“此前确实没有任何传闻,现在去问,肯定都说一直没间断过,可是我之前就是负责找这个的。”李评和猎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山里大大小小的狩猎活动曾全归他管,“我放生的蛇就有1万多条,所以我有个外号,叫许仙”。他是寻找华南虎的第一个当地负责人,“以前县上对这个也不大重视,到2004年以后重视了”。李评说2004年的脚印并没有引起太多当地的反应,“虽然我们总是宣传,也建立了信息反馈渠道,热线电话到处发,但没什么信息报上来”。2006年6月开始,陕西省华南虎调查队到镇坪第一次考察,李评每次都负责安排向导、勘探路线和一切前期后期工作,“基本上一无所获”。

  今年1月的第二次考察成为认定华南虎的关键,两位专家就一个脚印争论了两天,最后因为同样认可是华南虎脚印而激动不已。“周正龙就是发现脚印的向导。”但这种热度仍然是小范围的,周正龙本人也没有受到任何重视,甚至县里当晚的庆功酒都忘记了叫周正龙。尽管照片模糊、论证基本没有,但这次脚印被作为周正龙和县林业局都反复陈述的最主要证据。“看着那些专家那么激动,我也被感染了。”县林业局局长覃大鹏说。覃大鹏2006年底上任,以前是镇长和党校的老师。镇坪从没来过这么多的专家,何况还是“震惊世界的发现”。县政府在电视上打出广告,“有奖举报线索”,后来很快改成“欢迎举报”。

  真正的华南虎热潮是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7月6日华南虎调查队已经公布说镇坪存在华南虎之后,我们忽然间就满山是虎。”此前一直想破头寻找华南虎信息的李评,一时间有点反应不过来,“7月7日县里就挂起了大标语”,此后的虎讯越来越多。“看见一大片压平的草,就说是老虎交配。”李评又气又笑,“是周正龙说的。”但当时有的是比周正龙更加耸人听闻的线索,“看见老虎跳到另一个山上去,看见老虎吃牛”,亲眼目击者有,“听到老虎叫的不计其数”。李评去访问据说听到虎叫的一个农民,“他说声音像锯子拉树”,李评一听就觉得不对,“和我同去的是李骞,我让他不用汇报这个没价值的信息了,但他还是汇报了。李评后来发现,李骞常常会递交一些信息。“我说过几次,但是7月份以后满山老虎了,林业局也好,老百姓也好,没人听我说什么。”李评的工作态度变得很消极,“最早来的媒体不是因为周正龙,我安排了一次以后再也不想参与了。”李骞很快取代李评,不仅接待媒体,也和向导们关系密切起来。后来被派去检验周正龙的拍照现场的李骞,从一个蚕场调来不满一年,他说的话和周正龙一样,无法问出细节,每一次都和上一次不一样,这两个人彼此的话也对不上。

  “只要领导相信,老百姓相信,我一个人不相信有什么用?镇坪有没有华南虎我不知道,可是这么个搞法,我觉得不对。”一开始周正龙拿照片到林业局来时,李评发现大家都有点背着自己了,“我一进屋大家就不说话了,照片也收起来不给我看。”“4天以后,我收到一条新闻短信,说华南虎照片发布了,我都没意识到是周正龙的照片。”

  和李评一样,当地唯一唱反调的猎人是黄昌国,黄不大愿意接受采访,说自己就因为“大概20多年没听过任何有关老虎的消息”的说法,“到处是谣言说我嫉妒周正龙”。黄昌国说自己唯一一次“可能是老虎”的判断,是1990年在山里发现了两个小熊的尸体。而且,周正龙拍摄照片的位置,是黄昌国曾经住过的地方。“现在种香菇,放牛,那里并不是什么深山。”黄昌国现在依然是离照片拍摄地最近的住户,他用手机拍下了两头黄牛,“离拍照的地方才几十米”。黄在当地算富户,有个香菇场,“今年利润也就三四万元”,但他现在也有点气愤,“每天镇上有人来查我接受谁采访了,还说监听我的电话,我说你们别吓唬我,我设置密码了,就算接受采访也不告诉你们。”-

(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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