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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追求全能，对有限功能的科学失望后，人们开始重新回到故纸堆里去寻找答案，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自道教，它与佛教文化、基督文化很不一样。
典型的是对死亡的看法。
基督徒相信人死亡后可以升天，佛教徒认为人死亡后可以轮回，而道教却强调“长生不老”。佛教认为人的生命有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未来。而道教影响下的中国人是不谈未来的，他们强调无限地延长现在这种状态——也就是长生不死。同时，中国人对死亡会格外地迷茫和恐惧。
所以，中国人对长生不死有一个极大的追求。从秦始皇开始就寻求长生不死的药，此后每一代人，包括帝王将相，都在寻找一种能够维系人长生不死的“功夫”和药物，所以就出来很多炼丹师，寻找各种办法：祝由术、炼丹术、导引术、辟谷术、房中术、吐纳术等等。
有限功能与全能的冲突
在没有科学指引的古代，这些现象并不让人感到诧异。现在，科学产生了，在道教文化中繁衍下来的老百姓开始寄希望于利用科学手段来让自己长寿甚至长生不老，或者寻找一种包治百病的药物。
但他们不明白的是，科学不可能提供包治百病的药物，或者说，科学讲究的是一种有限的职能。具体到现代医学来说，它会存在诊断不清楚、疗效不满意等等问题，它与神学所要求的全知、全能、全善的无限职能不一样。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追求全能的，在医学上则反映为追求包治百病、长生不死。
对有限功能的科学失望，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回到故纸堆里去寻找答案。这样，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医，就很有市场。
在这个市场中，有时他们会把科学的一些结论肢解后加入进来，有时又强调自己跟科学对立，总之科学是他们需要的一种工具、一种佐料，其主体是中国的长生文化或者是养生文化。这样的做法很迎合大众的口味，他们很容易就做到：你即使相信科学(但并不很了解科学)，也还会相信我的东西；你不信科学，则更会相信我的东西。
“信则灵”
由于道教传统文化(讲究清净无为)的影响，中国人骨子里是一种适应自然的思维，而不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思维。也因此，他们更愿意相信来自深山老林、来自自然、来自原始的东西，而不愿意相信和接受来自改造自然而获得的东西。强调来自天然，认为来自天然的东西副作用少。
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神，却有一种泛神思想，这就是相信所谓“气”的无处不在。每天早上，天坛公园都有很多人在那，把身体往老树上蹭，他们希望老树上的“气”能够转到自己身上。这是一种原始的所谓“接触巫术”。接触巫术、交感巫术等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中国人因此总宁可相信某种神秘力量的存在，相信只要自己接触了这个自然神，就可以获得力量。对经络的认识也是如此。这些养生方面的书，只要往这方面靠，总会很有市场。
如何看待这些东西的疗效？应该说，这类养生法可以起到一种信仰疗法的作用——这是巫术可以起到的作用，就是所谓的信则灵。医学需要一种信仰的作用。比如一个人去看病，面对一个老医生和一个年轻医生，有时他只要挂到了老医生的号，病就好了一半。具体到中医，我认为，中医养生讲究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讲究强身，但在预防疾病方面则是靠不住的。至于其具体的养生效果，是从来没有得到严格证明的——作为养生文化，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严格验证。
“中体西用”思想依然
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特殊问题:科学是一种外来文化，它有时与中国文化会发生冲突。中国人对于科学，一直是敬畏、妒忌与抵触三种情绪并存。
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体西用”反映了这么一种心理：中国人始终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精髓，仅接受西方文化中实用的部分。
八国联军时期，北洋军阀会觉得枪炮是好东西，可以买来我用，但对于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大多数中国人从骨子里是排斥的。
我所在的协和医院也可以显著地反映这一点：作为一个早期的教会医院，其建筑是典型中国式的，但其中的内容则完全是美国化的；中国人对它是又爱又恨，对于它治病救人的能力中国人是接受的，但从义和团开始，中国人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种外来的基督文化。文革时有一本书，书名就叫《血泪斑斑旧协和》。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印度也一样，文化大国都有一种过于沉重的文化包袱。中国文化必须从自身内部经历一个涅的变化，然后才能复兴。
现在这种模式，它总是要跟西方进入的科学发生很多矛盾和冲突。这些打着中医旗号的保健类书籍，比以前那些用气功把肿瘤、结石之类的病灶“抓出来”的宣传进步了一些，但从实质上来说还是要你不相信现代科学，而把传统的那套“功夫”用一些新名词重新包装，让你接受。
相对于这些养生保健类书籍，严肃的科普读物在中国不太有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科普作家不知道如何借助于传统文化来宣传科学。
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一个结合点？我们始终没有找到。(袁钟，协和医大出版社社长 记者 方玄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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