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量和“无名画会” 纯粹之魅

无名画会

　　赵文量和“无名画会” 纯粹之魅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无名画会”是第一个在野的艺术团体，比星星画会更早，存在时间也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与“文革”艺术背道而驰，反对将艺术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倡导“为艺术而艺术”。

　　多年来，这群艺术家默默地作画，很少参与公开的艺术活动。直至今日，人们对“无名画会”仍很陌生。尽管2007年初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无名画会”巡展，但他们的故事，似乎仍然遮蔽在历史深处，他们的光芒，很难穿透这个热衷于以排行榜身价来确认价值的时代。

　　“玉渊潭画派”　1958—1973

　　2007年12月5日，北京方庄某小区，赵文量和杨雨澍以往的住所

　　相识

　　“咯噔”一声，电灯亮了。刺眼的强光，瞬间照亮无窗的客厅。在这套长时间无人居住的老式结构的两居室里，蓦然造访的主人和客人，甚至骤然亮起的灯光，显得非常突兀。

　　门后的月历牌，边边角角泛黄，上边的时间停滞在2006年8月。椅子背后的铁架上，画框层层叠叠。屋内整整齐齐摆满了他们的油画。

　　“我们买画框就跟上毒瘾似的，有钱就买。”赵文量声音苍老。长久以来，他被外界公认为“无名画会”的发起者、“玉渊潭画派”的核心人物。

　　“这可没办法。”说话憨而闷的，是杨雨澍。60多岁的人了，灯下一张倔倔的脸。

　　自打50年代相识起，两人相伴至今。

　　客房的灯亮了以后，杨雨澍赶紧熄掉厅里的灯。赵文量两个女儿的接济，和为几个外国友人画画肖像，是他俩晚年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客厅里尽是画。“你不知道，2001年那会儿，这儿暖气爆裂，好些画都毁了。”赵文量双眉深蹙。

　　主卧里还是画。仅有的家具：两张单人床，一高一矮，一北一西。

　　3年前，赵文量终日躺在那张略高的床上。长年作画落下的颈椎病，让他几乎全身瘫痪。

　　“我那会儿真想死哦，可就连吞安眠药都没可能。他就守在旁边。”他瞅了一眼近在咫尺的杨雨澍。

　　杨雨澍迅即眼睑下垂，缄默不语。适才，他何等迫切，“我这一生可以说，全都献给艺术了。没有结婚，没有家。除了画，就是他了。我能走到今天跟赵文量是分不开的。”

　　“来来来，快坐这儿，我给你们沏茶去。”一回到现在的住地——朋友为他们在方庄租的一套三居室，杨雨澍就进里屋找画册，赵文量忙着倒水。

　　水从饮水机里潺潺而出，加上大厅里的彩电，就算这屋的现代化了。其余，全是过去：过去的画，过去的人，过去的回忆。

　　追溯“玉渊潭画派”，要从1958年，赵文量第一次到钓鱼台写生说起。当时，钓鱼台位于北京西边，又称玉渊潭。

　　20世纪80年代后，玉渊潭成了公园，公园里的著名景观是“八一湖”，其东面隶属于中央政府的钓鱼台宾馆。而在此前，钓鱼台作为郊外一处游览场所，游人稀少，景色荒芜。

　　“文革”前，赵文量有段日子天天上那儿画画，“那儿有河湾，河湾前有柳树，后边有槐树。”

　　赵文量画于1956年的处女作《大树麦田》，保存至今。

　　那会儿，他是个不务正业的“社劳青”：没有学校，没有工作。初中毕业后，随父进京。父亲是石油部的一名俄文翻译，家在黄寺附近的石油部职工宿舍。19岁，面对考官，放出大话一句，“我看现在的画作千篇一律！”从此，中央美院的大门朝他紧闭。

　　赵文量与杨雨澍的邂逅，始于熙化美术补习学校。“1959年，我到学校学习绘画。他比我早一年到，他15岁，我22岁。”赵文量若有所思。

　　“那天，我在画室画人像，他的脸就贴在窗户上看。我瞧他一直站在外面，就招手让他进来。他挺不好意思的，跑开了。”

　　后来，杨雨澍告诉他，他早知道学校有个叫赵文量的人，油画画得极好。“在他眼里，我成了一个高级人物。”赵文量笑道。

　　直到1961年夏天，杨雨澍的同学“麻脸”找到了他，问他还记不记得杨雨澍，想不想到杨家坐坐。

　　“那时候，我家地方小，经常在张达安家画画。他是‘玉渊潭画派’早期的中坚分子。他的老师黄养辉师从徐悲鸿。他擅长素描，性格傲慢，不易接近。”

　　杨雨澍的家，原来在珠市大街翠花胡同。挺破一小院，挺窄一小屋。

　　父亲早没了。他，妹妹，一个奶奶，全靠他当小学老师的母亲苦苦支撑。为了分担家务，杨雨澍放弃了美术学校的学习，去白虎涧采石场当工人。

　　“他那会儿正闹肚子，个儿高，人看起来很瘦，眼神像受了挫折。”

　　杨雨澍向赵文量敞开心扉：因为出身不好，他从小饱受歧视，“就连他长相好点，都要被人指指点点。”

　　杨雨澍14岁报考中央美院附中，因家庭问题不能如愿。当地一片警指着他鼻子吼道，画笔绝不能掌握在你这号人手中，你这辈子休想。

　　“我拍案而起，一气之下对他说，以后我来教你。”提起这回事，赵文量至今怒气冲冲。

　　“片警冲我们直嚷嚷”

　　1962年。杨雨澍跟着赵文量进了北京青年美术补习学校。

　　“家里真待不住了，一个社会青年没被分配，成天画些不革命、非主流的题材，是很容易受街道委员会‘关照’的。”

　　他们不敢在家里画画，而是选择偏远的地方写生。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感到来自身后和暗处，那一双双无孔不入的眼睛，“监视、询问，是邻居和街道干部给我们的家常便饭。”

　　他们在那所艺术学校，“每天对着冷冰冰的石膏像，不知所以。”

　　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们从那里带走了“无名画会”的另一骨干——石振宇，“他16岁，消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硕大的眼镜。”

　　赵文量持重，张达安孤傲，杨雨澍抑郁，而石振宇的佻达，调和着这个小圈子的沉重。

　　石振宇的天赋在漫画。“尖刻至极，极尽丑化之能事，常把画中人给惹急了，想用漫画形式还击他吧，又恨自己画不过他。”

　　1963年7月14日到28日，是石振宇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们一群人第一次到三堡集体写生，共待了19天。我经历了从刚开始随便画一点，到真正把一生都交托给绘画的过程。”

　　那次写生，也是赵文量真正面对大自然，放纵画笔的一次深度体验。

　　转眼1964。国家经济刚刚恢复，但空气很快又紧张起来。他们不知道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只是苦恼着没有地方画画。

　　“这一年，他们3人在我家画画。那时我父亲没了工作，给人看洗衣房。家里并不大，4个人挤在一起画。一天，我们在自家小花园前画人像，我侄女扮成苏联小姑娘，白衣蓝裙，胸前飘着红领巾。这时，片警来了，冲我们直嚷嚷，不让画。这里不许随便来人。我27了，心知肚明，这是人家警告咱呢，人家早注意上了，咱不能继续在这儿画了。”

　　只好向郊外转移——钓鱼台，八达岭，十三陵，偶尔什刹海。

　　遇罗克说，“我也加入你们，好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此画作完后，发生恐怖血腥的‘红八日’，我自此停画45天，到十月二日，重新拿起画笔，此画在手提箱中存放了近十年。”

　　这是写在《八月十八日》这幅画背面的寥寥数语。这幅21.3×18.2cm的油画，是赵文量在长陵外宫墙画的。彼时，全国一片“红色海洋”——天安门广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小将。

　　赵文量、杨雨澍和石振宇却远离“赤流中心”，一头扎进十三陵水库。

　　在他笔下，《八月十八日》是一派盎然绿意——一株株树木，郁郁葱葱。

　　那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写生。

　　“在红色恐怖中，我们停止了绘画。”

　　紧接着，“破四旧”运动来了。

　　“我朋友欧阳英从东北回京探亲。我们托他把画运走。”赵文量说到这里，杨雨澍的腿微微颤抖。

　　“装了一柳条包，两百来斤。石振宇挺瘦，背着大包很吃力。一到北京站情况就不妙，红卫兵盘问他，你那是什么东西？”

　　北京站二楼，到处张贴着触目惊心的黑体字：“格骂”、“格打”、“格杀”，每个乘客必须接受盘查。检查的人敲着棍子挨个儿问，“什么出身？”

　　“轮到欧阳英，打开箱子，里面的小画片流了出来。我全身发软，一身冷汗。正在这时，有人跑过来喊，出事啦，出事啦。一帮红卫兵跑了过去，我们这才逃过一劫。”说着，杨雨澍不由自主站起身，来回踱起了步。

　　“我看《辛德勒名单》时，就想起那一幕，我流着泪看完了电影。”杨雨澍说。

　　“八•一八”过后，杨雨澍的家被抄。红卫兵抄累了，坐在一旁歇息，他蹲在地上，暗自庆幸他的画早转移了。

　　为安全起见，他们自制了小画箱，从此养成了画小画的习惯。后来，小画箱在 “无名画会”成员中推广，所有人都使用过它。“我们至今还在使用。”赵文量说。

　　那年，10月2日，他们3人决定，最后合画一幅画。“那天天空非常蓝，不像现在灰灰的。卧佛寺的路两边种着白腊树和丁香树，秋天使人格外美好，我们正画着，突然背后传出一个声音，你们还在画画？我也加入你们，好吗？”

　　赵文量转过身，原来是遇罗克和他弟弟。“他们是杨雨澍的朋友。”

　　两年后，遇罗克因《出身论》被捕入狱。其间，石振宇分到了工厂，张达安去了通县农场。参加挖运河后，赵杨两人找到了工作。两年后，赵失业，而绘画，仍在暗中进行。

　　“玉渊潭画派”　1974－1979

　　2007年12月7日下午，北京京沈公路口某别墅区，郑子燕、韦海的家

　　第二代

　　韦海家院子里，秋千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曳。

　　韦海的妻子，郑子燕，“玉渊潭画派”另一名画家，展示了韦海的最新作品——《忍》。

　　画面中，裸着身体的男子，于明暗中分裂，没有五官的脸，让人感受到强烈的痛苦。

　　早年间，韦海大声疾呼：艺术不是享受快乐的，而是享受痛苦的。

　　画是他将笔绑在拇指与食指间完成的。2001年，POEMS综合症袭来，先是脚，后是手，渐渐地，韦海变得有气无力。

　　现在，特制轮椅勉强支撑起瘫软的身体，他正努力地点击网页。片刻，他抬起头，咧开嘴笑了：“我的脑子还没有问题。”

　　“玉渊潭是一个中心点。离张伟家比较近。赵文量带着杨雨澍、石振宇，常去玉渊潭写生。不知什么时候，几拨人就这么撞上了，相互引荐，共同学画，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一去就十多个人，闹啊，游泳啊，画画啊。再后来，我们汇合了二十多人，‘玉渊潭画派’就这样被人传开了。”

　　“这事得感谢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如果林彪没有摔死，就没有1972年，中国整个政治形势的松动。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坎，老画家开始复苏了，张伟、马克鲁等大量知青返城了，这才有了‘玉渊潭画派’的扩充，直到后来的‘无名画会’。”

　　杨雨澍在自家客厅里，逐条分析。

　　2006年7月23日，策展人高名潞把两代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

　　赵文量总结说：“1974年，我们在玉渊潭画画认识张伟之后，不到一年，张伟带着马克鲁到石振宇那里，这样，我们都认识了。然后就认识了韦海、郑子燕他们。1974年是‘无名画会’的大汇合，也是玉渊潭画派的大汇合。”

　　“玉渊潭画派”第二代画家当初人来人往，出出进进。在赵等人看来，比较固定，也比较出彩的有：郑子燕、她的弟弟郑子钢、韦海、张伟、史习习、马克鲁、王爱和、李珊、刘是、邵小钢、田淑英等人。

　　“集体犯罪感”

　　1967年，赵文量搬进什刹海东煤厂5号。“9年间，家里再没来过人。”再有人来，已经是1976年。

　　马克鲁回忆说，“我记忆中上个世纪70年代那些日日相聚的去处，简直太奢侈了，那是真正的张狂，每一个地方不过十几平米，最小的就是赵文量的家，满屋子的画儿，一张大木床，两个凳子。冬天安装了炉子，便没了地方。人来人往，不计其数，真是个奇迹。

　　“大家常常在屋里、门口，或坐或站。渴了喝水，饿了下面。又继续清谈，常常到半夜，还会有刚来的人。早晨尿盆还没倒，又有访客敲门。那时没电话，也不时兴事先约定，聚会常常是马拉松式的，从文学艺术到社会政治，从绘画的技巧到理论的探讨，常常会有激烈的辩论。”

　　“策展人高名潞为我们总结了一个词：集体犯罪感。”郑子燕笑眯眯的。

　　她记得赵文量很少参与年轻人的辩论，他更爱画画，或者为别人指导画画。

　　那时，赵文量已历经种种坎坷：失业，妻子离去，独自抚养女儿。他喜欢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年轻人，愿意听他们差遣，“赵文量，今天到我家来一下。”

　　“最滑稽的是石振宇，一会儿从眼镜片上面看人，一会儿从眼镜片下面看人，很能活跃气氛。杨雨澍像个大孩子，常常手里拿本书，引经据典，观点偏激，和石振宇争得面红耳赤。”

　　这样“集体犯罪”的生活，更多集中在史习习家——文化部宿舍203号大院。

　　“他和张伟家楼下都有公共电话，大伙就靠这两部电话联络呢。”

　　郑子燕的父亲郑野夫是著名版画家，解放后供职于中国美术家协会，母亲与史习习的父亲同在一个单位。

　　“习习的父亲是文化部领导，浩劫中受到了非人待遇，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文革”开始时，203号大院的图书馆不停地往大卡车上装名著，要运往造纸厂化纸浆。习习和子钢从图书馆的天窗钻进去，“抢救”出不少好书。

　　这些书自然成了大伙儿聚会时共享的精神滋养品。

　　与远赴黑龙江的子钢相比，习习瘦小文弱，急了还口吃。他很挑剔自己，“常把不满意的作品烧掉，有时外出写生，画完后，就把作品直接扔到湖里。”

　　史习习死后，仅留下一幅作品。

　　那时大家都喜欢上他家，因为他一个人住，没有家长管着，大家可以肆意张狂。

　　说起张狂，高名潞认为这群艺术家中，韦海“脑中有反骨”。

　　“韦海的父亲是个优秀的专业画家。他头顶光环长大，所以一向自视甚高，一遇挫折就倍受打击。”郑子燕聊起了韦海。

　　第一次考中央美院，因为家庭有海外关系，政审未能通过；1976年，他的一幅《红嘴唇》，引起了中央美院两派学生激烈争论，差点动起手来。结果，他被老师轰了出去。

　　“1977年，中央美院恢复高考，我陪他一起报名。老师都不瞧他的作品，就说，韦海，我知道你，我们美院不要你。”

　　三次打击后，韦海与正统艺术彻底决裂。苦闷中，他迷上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玉渊潭写生时，他会脱掉衣服，指着湖边的柳树喊：

　　“如果没有我，这棵树，这片风景，有何意义？”现在，韦海躺在轮椅上，再度精疲力竭。

　　这群人中，张伟是“少爷脾气”，任性率真。他最怕见到韦海，因为韦海神通广大，总能看到内部电影。看完后，火速骑车到张家，迫不及待地拉开张伟捂住耳朵的双手，把剧情详详细细复述给他。

　　“直到一天，张伟带来一个漂亮腼腆的小女生。”这名小女生，就是李珊，日后成了张伟的妻子。

　　“马克鲁曾经追过王爱和。”王爱和，肤白眼圆，幼儿园老师，外表温柔，大伙管她叫“大白兔子”。

　　“其实她内心像匹小狼一样强悍。”

　　恢复高考，她闷不作声地考入社科院。毕业后，为了考托福，她在家备战一个月，家人要她去打油，打油回来，发现功课落下了，她操起油瓶就朝墙壁狠狠砸去。

　　马克鲁画画时，整个人经常被一种情绪左右，身体颤动，笔触跳跃，一会儿挥舞画笔“啪啪啪”，一会儿又陷入沉思。这种状态，被称为“著名的马克鲁激情”。

　　刘是是马克鲁的同事，在食品公司工作时，听马克鲁神侃“玉渊潭画派”半年多了，垂涎欲滴。

　　“我们都叫他小耗子。不仅因为他个小，他更爱见人说好话。”

　　他常溜到别人身后，一脸谄媚，你画得真好呀。结果，招至的往往是一顿白眼。

　　“我那时可是真心的，我真把你们看成神仙似的人物。”若干年后，刘是很是委屈。

　　颇为有趣，他当时的女友，田淑英，每次看他画画，十分无聊。于是，她也拿起了画笔，画着画着，她就成为“玉渊潭画派”中的一员。

　　“无名画会”诞生了

　　1975年春，画家们在张伟家——福馁境大楼，秘密组织了一次地下画展。每人拿着自己的作品，分别从福馁境大楼三个不同的门进入，有限的观众是他们最熟识的一些朋友。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画展。毫无疑问，所有展品的风格和技巧，迥异于当时意识形态主导的主流艺术，赵文量的《神鸟》、杨雨澍的《中山公园雨》、马克鲁的《雨中的街道》、李珊的《佳佳》等，风格各异。

　　暮色降临，在那个18平米的空间，韦海唱起《我的太阳》，另一人则颇有深意地低吟，“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为大伙儿把门的是张伟的母亲，一个教俄文的老太太，那天晚上，她也加入了年轻人的行列，唱起了俄罗斯民歌。

　　1979年春，“玉渊潭画派”画家们汇聚在赵文量家，等他回来讲述北京美协书记刘迅接见他的情况。

　　“刘迅希望我们组织一个展览。”大家一听，先是惊讶，后是乐开了花。

　　刘迅对他说，“我在监狱里就听说了，有一批年轻人在‘文革’中坚持自己的艺术。所以，我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找到你们搞画展。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给你们做展览，哪怕坐牢，也要给你们办展览。”

　　开画展得给这个非学院派的小组起个名啊。石振宇提议叫“戈多画会”，取自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韦海大声反对，说某某画派会有一个固定标准，而当初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这个团体像个乌托邦，能自由自在画画，没有任何约束。

　　赵文量发话了，“任何名字也代表不了我们。就叫‘无名画会’吧。以无标准为标准。”

　　“无名画会展”的场地在画舫斋。参展作品接受北京美协审查时，赵文量的《十年成痞》、杨雨澍的《我》、石振宇的《自己》被认为“画中人物傲慢张狂”，张伟的《装卸工》更因为“题材敏感，对现实有批判性”，被美协坚决撤下。

　　赵文量找到刘迅。刘迅冲着美协负责审查的人喊了起来；“‘文革’中别人在画画，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

　　对方无话可说，勉强同意。

　　据说，经过这场风波，1981年第二次“无名画会展”时，张伟和李珊没再参展。

　　“第一次画展前，成员之间就疏于来往了。”赵文量点到为止。

　　“文革”中边缘，“文革”后依然边缘

　　2007年12月6日下午，北京南十里居，高名潞住宅

　　“‘玉渊潭画派’第一代画家与第二代画家，对艺术的追求上，存在着价值观的不同。赵文量他们倡导的是‘艺术应该是宝贵生命的一部分’，李珊他们则认为，‘艺术应该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著名艺术批评家、策展人高名潞说。

　　正是他，写了一本厚重的《“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从学术上肯定了“无名画会”，将这个长时间自生自灭的艺术群体从湮没无闻中抢救出来。这无疑是一桩功德无量的事情。

　　1993年，高名潞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了在历史系读博的王爱和。她将他带到自己在波士顿的家，从箱子里取出保存多年的幻灯片，那里有她的作品，还有若干张无名时代的老照片。

　　“我看后，很感动，有才气，有真情。”高名潞说。

　　马克鲁80年代末定居美国纽约。一次，他的“著名激情”再次喷发，驾车去波士顿看望王爱和。王爱和和先生推着婴儿车，请他在哈佛广场的露天饭馆吃了顿饭。

　　回家的路上，王爱和对他说，她决不认同外界把“无名画会”视为印象派风格。

　　“马克鲁晚年不幸。”北京通县工作室里，李珊神色凝重。

　　去年春节，他惟一的儿子自杀了，“那孩子是个优秀的艺术家，有抑郁症。”

　　儿子死后，等待马克鲁的，是妻子的崩溃。他变卖了北京的房子，劝说妻子握起画笔，慢慢将悲伤转移。

　　1986年，李珊和张伟结婚6年后，张伟去了美国。“我申请5次，5次拒签。”

　　最后她放弃出国，也放弃了这段婚姻。“我们还有来往，我和他女朋友关系很好。”

　　“张伟可以做情人，做朋友，不一定适合做丈夫。”说着，她递过相架，相片上，她亲昵地搂着一个男子，“这是我现在的丈夫，很有魅力吧，比我小，是我主动的。”

　　也许，这群画家属她最潇洒，打过若干份工，一度停过画画，后来又重新拿起画笔。喜欢开快车，玩雪橇，养名犬。

　　80年代，石振宇转向工业设计，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教授。至于“小耗子”刘是，曾紧跟赵文量学画，最终也放弃了，现在除了拍广告，还帮前妻田淑英出画册。

　　80年代是杨雨澍最不愿提及的年代，“人们放弃理想了，注重金钱了。”

　　他和赵文量曾试图融入社会，北京市妇联安排他们在其属下的杂志社做美编，一个月后，他们都觉得“不是这个笼子里的鸟”。

　　东煤厂5号的房子被收走后，他们搬进了杨雨澍在方庄的家。据朋友说，有段时间，他们感到外界太冷酷，觉得“人就像狼一样可怕”，终日把自己锁在屋里。

　　“杨雨澍年轻时，也爱美食，讲究衣服皮鞋样式。日本的‘东洋魔女’到中国打排球，他连夸人家身材好，眉飞色舞。”

　　郑子燕一边给韦海夹菜一边说这是一个悲剧：过去给杨雨澍烙下了太深的印痕。

　　“可我们不都有各自的悲剧？”韦海艰难地将食物喂进自己口中。

　　“真正令人悲哀的是，‘无名’总是不在时尚之中，它永远处于边缘：‘文革’中它是边缘，‘文革’后仍是边缘，在全球艺术市场火热的今天，它还是边缘。”高名潞说，边缘才是前卫艺术的真正品质。

　　“在市场化的今天，大家呼唤纯艺术的复兴。可是复兴不易，这样‘无名’就要被重新提起。”

　　赵文量对记者说，“我们从没想过要做主流，也就无所谓边缘。今天的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不认为这是悲剧。”

　　（实习生饶智整理录音/图除署名外，均由无名画会提供）

　　将忠实艺术与个人尊严等同，赵文量及其绘画弟兄在过去四十多年完全交付给画布，远离官场与市场的门墙。

　　无名画会的光荣，是从来不属于美术界。中国美术界不缺少画家与作品，但无名画会提醒我们，许许多多狎弄艺术的人，并不是真的艺术家。——陈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