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难题：政府如何转变为“服务型”(组图)

语录：

　　“从2007年起，未来十年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要通过宪政的建立，人大地位的提高，公众参与的发展，以及财政体制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改革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政府职能的转变，第二是垄断行业，这两个问题是深化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也是最困难的两个问题。”

　　“政府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转型，变为服务型政府。就此来说，政府最大的需要是如何限制权利和解决其法制化、规范化的问题。”

　　“十七大”、《劳动合同法》修订、五一黄金周的取消、带薪休假的执行以及新近大热的“厦门XP”事件都是2007年时政的热点和焦点话题。

　　蔡定剑坦言，“十七大”报告中他本人最关注的，是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面。他之所以指出未来十年对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性，是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矛盾来看，如果不及时解决，就有可能会激化。

　　暖冬的北京，没有丝毫酷寒。本报记者在位于北京北四环附近的蔡定剑家中采访。

　　经济发展带动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你如何评价“十七大”的意义？

　　蔡：“十七大”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很关键。

　　前两年，对于中国改革曾经发生过争论，从经济改革争论到要不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了重要关头，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深入下去，同时引发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

　　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有了重大转变，以前强调GDP第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位的，公平和效率是第二位，到后来，有了执政理念的转变，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实际上是很大的政策调整，而我们党自己完成了这个调整。

　　从经济发展带来社会政策的改变，引起大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

　　记者：政治体制改革是你一直强调的？

　　蔡：2004年，我曾在广州的中国发展趋势大型公开论坛上做报告，当时就曾谈论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一直强调中国应该在适当时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难以稳定和持续，同时也可能会对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危险。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正在发生转变，“十七大”报告有了很大的进步，转变为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社会政策的调整在调整社会矛盾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记者：明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看，你如何总结？

　　蔡：中国改革开放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改革的背景是对过去进行反思，传统知识分子从观念上改变，从而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成果是提高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扩大了直选，发挥了人大的职能。

　　第二阶段是1989年至今，经济体制改革突飞猛进，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缓慢。观念改革相对滞后，而财富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近几年人们感觉到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层面解决。

　　未来十年是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期

　　记者：如何看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蔡：党内民主、发展民主制度、开拓民主渠道、活跃多种民主形式；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扩大公民的有序和多样化的公众参与等，这几个方面是主要的；还有人大的民主选举权等一些好的理念。

　　就“十七大”报告看来，报告是一个原则，具体到落实，党内民主可能会具体扩大，比如更多有竞争性的选举、选拔任用干部上更多的票决制，包括在一些基层党内选举的改革，我觉得都可能会做，从乡镇一级到县一级。

　　记者：为何说未来10年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蔡：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矛盾讲，如果不及时解决，可能会激化矛盾。

　　首先应该推行宪政的权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中早有规定。近年从孙志刚案件开始，到后来的劳动教养、妇女的退休年龄、公务员的不合理歧视规定等方面，有不少学者提出应该设立违宪审查，但尚未有明确回应。

　　此外，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提高人大的地位；行政改革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规范的公共财政制度，因为行政最根本的是用钱，因此，对于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制度是很有必要的；还要建立公共参与制度等等。

　　今年政治体制改革在进步

　　记者：你如何看待今年的厦门XP事件？

　　蔡：我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越来越多，公民更多地借助网络或者媒体来直接表达意见，厦门XP事件就是如此。

　　该事件因为公众参与和政府做出了更理性、更加符合市民意见的决定而收到很好的结果。由于公众参与而影响了政府如此大的决策，这是近几年来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事件和重大进步，说明政府越来越顺应民意的决定。

　　也表明公众参与这种制度在中国将有更大发展。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在重大的项目上应该做公众参与，而且应该早做，而不是之后再做，否则不但被动而且会造成巨大损失。

　　记者：今年通过了一批新的法律，如大热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就业促进法》通过？

　　蔡：这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些制度方面的改进，是很大的进步。

　　《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引起很大反响，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和对资本的约束；《就业促进法》增加了反就业歧视的专章规定，提出就业机会平等；《律师法》的修改也有很大的进步，加强了律师申诉职权的保障；《城乡规划法》，第一次规定了政府做城乡规划时必须要有公众参与。

　　记者：怎样看待五一黄金周的取消？

　　蔡：公众参与的一个好例子。从中可以反映一个良好的政府和民间互动趋势，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亮点。

　　政府对于公共事务和事关公共利益的事件能进行公开讨论，采取公开咨询的做法帮助做出决定，结果且不论，但确是征询老百姓意见的一种办法。当然公共参与也需要完善，也需要有制度规范，什么样的事情通过何种方法征询意见需要建立制度，事先进行咨询。

　　记者：明年在制度方面还会有哪些推进？

　　蔡：肯定会有推进，包括党内民主的扩大，基层民主方面的实验等。

　　公众参与也会有一些发展，过去公众参与很多时候是社会层面在推动，这些年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态度来回应。当然，不可能所有的参与都能改变政府，但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同时，政府能否有进步，就在于是否能够采取积极的、制度化的措施，使其规范化，制度化。

　　记者：如何看待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

　　蔡：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成果，这不可否认。既引起瞩目，也引发惊讶和震动。

　　过去我们还讨论中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看来先搞经济体制改革，让人民先富裕起来的路是迫切的。

　　我认为，经济改革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政府职能的转变，第二是垄断行业，这是深化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困难的。

　　记者：政府改革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蔡：政府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转型，变为服务型政府。目前，我们仍然是经济型政府，政府在推动发展经济上扮演重要角色。有些政府站在第一线，搞项目、搞投资，这就不好，政府应该提供服务和环境。

　　政府最大需要是如何限制权利，有些政府利益化了，管理变成罚款收费，成为利益主体，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此外，政府机构要改革。改革确定后，需要法律规定下来，否则改一改就回去了，一有事情就出现新的部门。

　　记者手记：

　　采访前我们就知道，由于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法学理论和开拓性的法学观点，蔡定剑成了国内有名的法学理论、宪法和人大制度理论专家。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曾评价他是七九级这批“佼佼者学生中的佼佼者”。

　　每到年末，学者们一般会很忙，蔡定剑也如此，他被一些研讨活动、教学工作所包围，以至于本报记者和他的谈话，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被突如其来的电话铃所“震”断。

　　对于“十七大”报告所体现出的社会政策等各方面“很大的进步”，蔡定剑认为这非常有意义。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他也一直在关注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蔡定剑认为，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及时赶上，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反过来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