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海外投资贸易的国家风险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战争、政府征收、国有化、汇兑限制等，这些很大程度上由东道国政府控制的政治事件或经济行为，极有可能损害海外投资贸易商的利益。

　　这就是近年海外投资热中中国投资者不得不认真面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为保护本国对外投资商的正当权益，必须评估、预警并努力帮助化解的国家风险

　　文/周丽娜

　　在国家风险概念尚处于学者书斋的上世纪90年代初，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友谊集团董事长陈湘舟，成了俄罗斯金融政策变动的第一批受损者。

　　金融突变的百万学费

　　1993年6月24日，俄罗斯中央银行宣布，1992年以前发行的货币全部停止流通。俄罗斯公民或持有俄罗斯居留证者在8月7日之前必须到银行兑换新币，但每人兑换数额不能超过35000卢布，约合35美元，将近300元人民币；同时，俄罗斯海关禁止携带大量卢布出境。

　　“将近100多万人民币的卢布变成了废纸，一家人看着那3麻袋钱掉眼泪。”陈湘舟回忆道，大街上到处都是焚烧旧卢币的人，还有人为此绝望自杀。

　　陈湘舟在中俄贸易中获得的第一桶金，因俄罗斯的这次货币政策突变而灰飞烟灭。

　　1998年，陈湘舟已经在俄罗斯成立独资公司，由于对俄罗斯金融风暴毫不知情，从国内汇了10万美金到当地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他到俄罗斯后，会计说那家银行已经倒闭，钱没有了。“以前在国内根本没想过银行竟然也会倒闭，10万美元的学费也实在太贵了。”

　　1998年，俄罗斯第三次更换货币，将所有原卢布的面额都变成原来的千分之一。由于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陈湘舟在俄罗斯开设的独资、合资公司都花高薪聘请懂得当地政策的员工，一般都能提前获知相关政策的可能变动，做好预防，从而规避风险。“所以这次只损失了20多万人民币，还不那么心疼。”

　　“以前在俄罗斯做生意，最怕的就是政策不稳定。但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经济走上正轨，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政策出台相对稳定，做生意比以前容易了。”陈湘舟说，去年开始，他们大的项目都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惟一的非营利性政策性保险公司——投保，“即使俄罗斯再有重大政策变动，也不会像过去一样，一下子变成穷光蛋。”

　　非洲洛美-科托努大迁移

　　持续升温的经贸、投资热让非洲成为新的淘金胜地。2006年，中国首次成为最大对非出口国。

　　1995年，陶短房就到非洲经商。经历多年的商海沉浮，他并不认为非洲淘金梦如常人想象中甜美，频频慨叹在非洲经历的国家风险，就是“一部血泪史”。

　　提及“洛美-科托努大迁移”，让不少在非洲从事纺织品贸易的老华商仍心有余悸。上世纪90年代末，多哥收紧关税政策，导致贸易成本上升，原来在多哥首都洛美经商的大批中国纺织贸易商不得不转移到邻国贝宁开业。这使得2000年前后，贝宁首都科托努成为中国民间贸易在西非的明星城市。

　　但从2003年至今，贝宁新政府也不断提高关税、改变行规，试图保护本国商人，限制外国商人经营。

　　《贝宁政府关于某些纺织品贸易管理的第21号决议》规定：纺织品进口商只能批发(整集装箱)给在贝宁的法人和半批发(至少5包)给持有商人职业证的零售商。批发商或半批发商未经贸易主管部长特批不能零售。

　　决议颁布后，外商在规定期限内受到严格监督。不但当地政府部门派出众多便衣密探，当地贝宁人还会自发组织明查暗访。

　　这些规定破坏了当地原本分工明确、经营有序的纺织品市场。原来是中国人做大批发，印度人做小批发，当地人零售和出租店面。21号决议出台后，不到3年时间内，印度人店铺由上千家缩减到两百多家。而中国大商户也由近30家缩减了将近一半，剩下的也在计划搬走。

　　陶短房所在的公司之前平均每个月可以销售6集装箱，21号决议实施后一个月只能卖两个集装箱，不得不把刚租的大仓库和好门面全部退掉，撤出经营了7年的贝宁市场。

　　陶短房为此曾专门作了一首七绝：“腰上空囊肩上枪，主人失色客无光；三番摘得瓜儿尽，好剩空藤向税郎。”

　　此时，多哥政府意识到外商流失对本国经济的影响，重新开始实施减少关税等优惠性政策招揽外商。贸易热潮反向运转，大部分商人又回到多哥洛美开展经营。“这样的往返迁移让不少公司血本无归。”陶短房说。

　　走出去战略的风险隐患

　　中化集团是中国一家在石油、化肥、化工行业有很大影响力的跨国企业集团,据介绍,在“走出去”战略和国家能源政策鼓励下,中化积极“走出去”，通过并购方式获得海外资源。这几年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海外投资策略，并取得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目前在厄瓜多尔、中非、中东、突尼斯、巴基斯坦都有油田开采。农药、医药原料、化工产品等出口贸易则在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了很快发展。

　　从事海外石油投资的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政策变动有切肤之痛。今年10月4日，厄瓜多尔总统科利亚签署一项总统令，宣布即日起该国将原定与外国及私人石油企业的超额油价(原油价格上升至原协议中所规定之特定点以上)分成比例由50%提高到99%。这一投资东道国的政策变化，让在拉美有投资的中国石油企业深受其害。

　　这并非孤立现象。根据玻利维亚政府的法令，自2005年起日产量达1亿立方英尺天然气田的所得税将由原来的18%提高到82%。2006年3月，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新设合资公司的特许使用费由2004年底的16.7%上调至33.3%，并非2001年有关法律所规定的30%；所得税则由原先的34%上调至50%。

　　国家风险分析专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陈晓蔚介绍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府政策左转，导致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一些战略性领域限制或者禁止外资进入，在能源等领域政府的控制不断加强，有些国家甚至对资源性企业实行国有化，并调整其税收政策，导致在当地进行资源性投资的企业面临风险。

　　除了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贸易逆差严重、外汇储备水平低下、债务负担沉重等因素扩大了宏观经济风险，政治上的巨变、反对势力的暴动，社会上的罢工、法律或制度的突变，都给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增大了国家风险。

　　“一个国家的宪法与它的实施方式之间的关系是评估政治风险的一个基本标准。”陈晓蔚说，依据宪法和法规先例行事的政府相对具有更高可信度。而另外一些国家，宪法的滥用或频繁修改，都只是为了达到政府目的。某些国家的政治风险是由政党中的关键人物造成的，因为他们的个人影响要大于政党集体智慧。而一些国家的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办事效率。另外，腐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缺乏透明度和腐败通常预示着国家存在政治风险。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的政治倾向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地缘政治学、国际道德和宗教差别等影响仍然很重要。

　　政府介入的风险评估

　　2001年，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化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家风险的专门机构。

　　为了推动本国出口贸易，保障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推出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营利性政策性保险业务——出口信用保险，承保国家风险和商业风险，其中商业风险包括买方信用风险(拖欠货款、拒付货款及破产等)和买方银行风险(开证行或保兑行风险)。

　　“目前，我国企业和公民在进行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活动中，可能遭遇到的国家风险主要包括战争、政府征收、违约、汇兑限制和国有化等。”12月17日，负责组织编制《国家风险分析报告》的陈晓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危险系数较高的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也就是除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代表的传统市场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这种国家风险，影响面大，破坏力强，并呈现突发性和高度的复杂性。当风险事件发生时，即使政治强势、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不能幸免。

　　从2005年开始，陈晓蔚和他的同事们选取40多个指标，建立风险模型，对全球191个主权国家从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四个方面进行考评，将各国分为1～9个级数，风险指数逐级增高。在国家(地区)信用风险图上表现为从红色系到淡青色的九个颜色渐变，版图的颜色越深，国家风险越大。

　　2007年度《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国家风险水平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等地区，这些国家约占全球6成以上，且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国家风险水平最高的国家分布于非洲。

　　该报告显示，与前两年相比，中国海外投资商面临的国家风险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中东欧和非洲地区的风险水平整体向好趋势明显。如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家风险下降最为显著的是俄罗斯，其国家风险由过去的第7级下降为现在的第5级，进入中等风险水平。

　　中国的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荷兰等国的国家风险在9级评估体系中居于第2级(风险较低)，韩国的国家风险系数较去年有所下降，由先前的第4级下降到第3级。

　　中国周边邻国如印度等的国家风险系数普遍有所上升，与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同为第6级，老挝、蒙古和巴基斯坦等同为第7级，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缅甸则为第8级，这些国家均属国家风险水平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玻利维亚、西班牙、希腊、斯里兰卡、黎巴嫩、以色列和伊朗等国家的国家风险均有所上升，其中玻利维亚、斯里兰卡、黎巴嫩和伊朗为第8级，西班牙为第3级。原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国家风险最低的国家瑞士，由于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导致仇外主义的极右翼势力有所抬头，使得该国的国家风险较以前有所上升，由先前的第1级上升到目前的第2级。

　　陈晓蔚解读《风险报告》时特别提到，“2007年全球有近3成国家对我国企业的国家风险水平显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家暴露出新的风险信号。”

　　为争夺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引发的地缘冲突、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导致政府政策左转、地方武装冲突、次级债风波、高油价、贸易保护主义，新的风险信号不断出现，进行海外投资贸易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如果仅仅采取传统的风险规避手段，已经远不能抵挡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国家风险，而应通过“庇护机制”“合同锁定”和“保险转嫁”等新手段利用外部资源规避风险。

　　国家风险的国家化解

　　“我们是技术起家的公司，面对风险非常保守。不能有收款风险，必须百分之百回款。但市场人员又不能放弃机会，就采用风险转嫁的方式。初始阶段，我们先把设备卖给别的公司，再由他们去风险大的国家交易。但这样做几乎损失一半的利润。”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本部副总经理李华宇说。

　　实际上，正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张卫东分析，大多数企业直接采取了避免在风险过高的地区进行工程承包或投资活动；自行承担发生频率不高、预期损失不大的风险；采取投资主客体的多元化措施、技术和市场控制手段以及本地化、社会责任及企业文化建设活动等预防性措施，分散或减少国家风险。

　　事实上利用外部资源规避风险的手段虽然更加复杂，但也更为有力。企业可以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多边投资保护体制(《华盛顿公约》)寻求对自己投资的保护；采取合同或资本、期货市场的对冲交易锁定汇率、产品或原材料价格变动风险；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规避项目所面临的自然和部分商业风险；通过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和投资保险规避国家风险。

　　2002年，委内瑞拉海关和国民卫队希望批量采购同方威视的固定式集装箱检查系统。但委内瑞拉美元短缺，能提供融资的公司才能中标。鉴于中国银行和委内瑞拉财政部有过多次业务往来，双方的合作、贷款协议、流程都比较成熟。同方威视国际业务本部总经理孙晓明去中国银行寻求合作。银行对此项目表示感兴趣，但鉴于委内瑞拉当时的局势，在出具融资意向函之前，需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具保险意向函。

　　2002年4月11日，委内瑞拉石油工人大罢工，数十名高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不再承认查韦斯为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被扣押。47小时后，查韦斯又重新回到总统府，再次宣誓就任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短短两天之内，委内瑞拉就出现了四位总统，第一位和第四位都是查韦斯。在政变中取代他的临时总统卡尔莫纳，仓皇辞职后，被军方投入监狱。

　　局势动荡让中国信保公司不得不慎重对待该项目，为此召开专题研究会，详细讨论和商量是否可以承保。

　　同方威视的早期项目都是政府自有资金采购，这是第一个需要融资的项目，高达4700万美元的订单也是当时能接到的最大一笔，对公司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晓明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了半年，终于听到了中国信保同意承保的消息。委内瑞拉项目的最终夺标也使得同方威视发展驶上了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