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有民调组织84万多个 调解成功率95%以上

　　法制网记者 于呐洋

　　夫妻吵架、邻里纠纷、村务管理、征地拆迁、施工扰民、医患纠纷、环境污染、物业纠纷、劳动争议……这些场景常常出现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为生存奔波劳碌的老百姓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都要“讨个说法”。

　　“中华民族有着‘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当老百姓遇到纠纷时，特别是在农村，很多农民认为，通过法律诉讼，既伤了彼此的和气，又要耗费时间和财力，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通过人民调解来解决问题。”这是广西桂林阳朔县葡萄镇司法所所长张发星多年从事基层工作最深的体会。

　　近年来，人民调解范围已从传统的婚姻、家庭等常见性、多发性民间纠纷，扩展到公民与法人及社会组织之间等诸多方面的矛盾纠纷。据统计，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达到84万多个，基本形成镇(街)调委会—村(居)调委会—调解小组的三级调解网络，调解员498万多人。近3年来，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580多万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5%以上。

　　“跨界联合调解”破解跨区纠纷

　　跨省边界历来是矛盾纠纷多发地区，在实际调解过程中，由于分属不同省份管辖，有关地方政策和规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由一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往往难以奏效，影响了跨省接边地区的社会稳定。

　　早在1995年，河北创造性地开展“护城河工程”建设，京冀边界地区逐步建立起了县、乡、村三级联防联调组织和大事通报、联席会议等制度，12年来化解跨界纠纷1万余件。近年来，河北省在总结联合调解构筑北京“护城河工程”经验基础上，不断拓展范围，纷纷与内蒙古、辽宁、河南、山东等相邻省建立联合调解机制，促进边界稳定。

　　2005年，河北省司法厅提出进一步拓展跨省人民调解领域，及时把行政边界地区的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地处冀、辽、蒙3省交界处，有6个乡镇、20个村与辽宁、内蒙古毗邻，素有“鸡鸣三省”之称。三地民众往来频繁，再加之修路占地、河流改道、集市贸易、矿界划分等因素，经常出现生产经营、婚姻家庭、财产权属等各种矛盾纠纷。

　　平泉县司法局多次与辽宁省凌源市和内蒙古宁城县进行协商，分别组建了跨省联合人民调解领导小组。6月12日，平泉县松树台乡营子村第一居民组与辽宁省凌源市大河北乡瓦房村冯家沟居民组，因后山小东沟的30亩刺槐林权属问题，在今年的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双方发生纷争，两个居民组都要拍卖此片林子。营子村调委会在劝阻的同时，及时与乡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联系，要求实施共同调解，两地联合调委会的调解员共同进入两村展开调查。后于6月20日达成调解协议：营子村第一居民组一次性付给瓦房村冯家沟居民组3000元，此林木的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永归营子村第一居民组，冯家沟居民组从此以后不再干涉。

　　“做好跨界地区联防联调工作，对于推进人民调解工作，维护首都和接边地区社会稳定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河北省司法厅厅长张庆华介绍，河北省毗邻北京，与周边七省、市接壤，接边地区因生产、生活引发的矛盾纠纷不可避免。及时有效化解跨地区、跨区域、跨行业纠纷，特别是跨省域的纠纷，历来是我省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庆华说，当前，接边地区因土地、山林、矿产、水资源引发的矛盾纠纷比较突出，处理难度日益加大，各地对接边区域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十分重视，普遍加强了与毗邻接边地区密切联系，建立和完善了县、乡接边地区联防联调机制、纠纷应急处理机制，为化解接边地区跨界民间纠纷发挥了积极作用。

　　律师团化解纠纷除疑难

　　明年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将在北京举办，而大量的奥运场馆建在北京市朝阳区，在征地拆迁中，矛盾纠纷是不可避免的。

　　2003年底的一天，律师薛起堂和李威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管西庄村。当时李某一户因对房屋评估价格不满不肯搬迁，拆迁工作组上门与李某谈了多次，均没有效果。为此，作为乡调解委员会的特邀调解员，两位律师来到李某家给他做工作。

　　两位律师向李某讲拆迁的有关法律，告诉他根据他的房屋面积、区位价格到最后核算价格，完全符合规定。当时政府为了鼓励村民搬迁，还有一些奖励措施。但是李某坚持认为他们家院子和一些临时建筑也应该算面积。律师告诉他，按照法律规定，院子面积和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都不能算拆迁的房屋面积。随即，李某从抽屉里抽出一把尖刀，说：“你们讲法没用，钱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是不会走的。再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律师赶紧拦住他，突然李某躺到地上哭起来。律师将他扶起来，从家庭成员谈到国家将要举办的奥运会，以及奥运场馆建设，李某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律师设身处地帮他分析，李某沉默了。这时，他抬起头说：“那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律师李威说：“我们会帮助你和拆迁工作组说明，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一分都不会少给你。”李某说：“好，那我听你们的。”第二天，李某主动找到村委会和乡政府拆迁工作组，同意搬迁，并签订了拆迁协议。用时两个月的拆迁工作终于顺利完成，3000多个拆迁户无一人上访，而这一切律师功不可没。

　　“人民调解工作室”构建街道大调解格局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街道是一个典型的老城区，常住人口近6万人，外来暂居人口8100多人，外来人口占总人口11.9%，人口密度大。近来年，街道在旧区改造、商业网点开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给居民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群体纠纷时有发生。同时，街道目前有老年人16200人，占常住人口的27%，近几年来，涉及老年人的纠纷除了传统的赡养外，房产、恋爱、婚姻等纠纷也逐年增多。

　　李琴，是一名长期在基层从事调解工作并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街道干部，2003年11月，街道筹建了“人民调解李琴工作室”，以提高街道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工作室”聘请了5名专职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调解员，包括4名富有多年调解经验的调解干部和1名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法律专业本科生，同时还成立了由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及学者、律师等组成的专家咨询团为“工作室”的智力支持。“工作室”定时、定员到居民区与居民调委会主任、楼组调解员、纠纷信息员进行互动，摸排社区纠纷，参与纠纷调处。

　　一天，“工作室”调解员到居委会走访时了解到，安徽来沪务工人员董某在工地上施工时猝死，有关单位未妥善处理，董某的家属10人从老家来到工地闹事。“工作室”立即向街道司法所反映情况，在司法所和居委会调解干部的协助下，“工作室”积极在死者家属、死者用人单位及工地负责人之间做工作，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死者家属最终获得补偿8万元。

　　“在街道设立‘工作室’能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这是让李琴感受颇深的一个体会。李琴介绍，“工作室”运用联动的方式，平息社区各类纠纷，“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将人民调解与信访代理相结合，实行一口接待受理；“工作室”与公安派出所联手调解各类轻伤案件；与区联合调委会联手制作诉前人民调解协议书，协助开展民事纠纷委托调解工作；与社区物业联手调处各类住房侵权赔偿和小区物业管理纠纷；与奉城护理院联手帮助特困老人，解决部分老人纠纷。“通过与各种社会力量联手，‘工作室’丰富了调解手段，增强了解决疑难复杂纠纷的能力。”李琴说。

　　“现在的调解组织形式不仅有村居调委会、乡镇街道调委会、企事业单位调委会，还有大型集贸市场调委会、行政接边地区调委会、商事纠纷调委会、房地产纠纷调委会、消费者协会调委会等，有的地方还探索在公安派出所、人民法院和社区服务窗口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司长王珏说，这些探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人民调解工作范围不断拓展，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纠纷需要及时化解，防止转为刑事案件或群体事件，人民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