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助不感恩案续 当事人表示只要学生出面将和解

　　“只要你出面，我可以和解”

　　昨日，万州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商人状告北大学子讨善款》一案，庭审出现三大争议焦点

　　核心提示：

　　捐赠的善款，是否属于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关系？北大学子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违约？昨日，无法面对各种压力的被告段霖夏及其家人没有出庭。

在庭审现场，原告李富华与被告段霖夏的代理律师之间，就这两个焦点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被告方希望 能够和解。李富华表示，如果段霖夏能够出面对善款的去向作出合理解释，可以与其和解，不再讨回善款。

　　昨日的万州，寒意袭人。

　　上午9时，倍受全国媒体关注的《商人状告北大学子讨善款》主角之一的李富华，来到万州区法院。此时，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已经站在法院的大坝里静候开庭。

　　“被告及其家人，今天应该要到现场来。”距开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富华借此机会，向媒体记者介绍情况。几个月了，都没有见到段霖夏的身影，他希望通过此次开庭，能够与段霖夏对簿公堂，把事情说清楚。

　　9时20分，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家媒体记者，开始通过严格的安检，进入审判庭静坐。“怎么原告还没有来？”望着法院大厅里公示档上的一档开庭公告，李富华显得有些失望。在公告档前，一些群众正在观看他向段霖夏讨要善款的诉讼信息。

　　“开庭了，去把人叫进来。”9时30分，两名人民陪审员和审判长相继走上审判席。被告席上，只有段霖夏的两名代理律师，段霖夏不会出庭，已是事实。在审判长的催促下，李富华才结束庭外记者采访，急冲冲走进法庭坐上原告席。

　　庭审争锋一：

　　捐款是否属于赠与合同关系

　　“尊敬的审判长，受本案原告委托，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代理意见”。作为原告李富华的代理人，高精忠律师认为，李富华与被告段霖夏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赠与合同，并且是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关系。理由是李富华虽然没有与段霖夏签定书面合同，但《合同法》有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双方的行为属于赠与合同关系。

　　“我捐款是给让你好好读书，而不是让你拿去开公司。”李富华在法庭上陈述时，显得有些激动。他认为他与段霖夏之间，是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关系。具体内容就是他所捐赠的4万元善款的用途，有明确的条件限制。

　　为了印证自己的诉讼请求，李富华请了四名证人出庭，证明他的捐赔行为属于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关系。这四名证人，都是李富华开的玻璃公司的员工，有一名是会计，有三名是搬运工人。

　　“李富华在捐款时，说没有说过，你不好好读书，我就找你麻烦，或者要把捐款收回。”对证人提问时，段霖夏的代理人段茂兵，一直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你知道当时捐款是晴天还是雨天、一共捐了多少次款吗？”听到段霖夏的代理人如此向证人提问，李富华不顾法庭纪律，情绪激动抢先发言：“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嘛 ，他是工人，只知道我捐款这回事，哪管晴天还是雨天。”

　　针对证人证言，段茂兵认为李富华与段霖夏之间的捐赠行为，属于自愿，而且无偿，不属于赠与合同关系。

　　“对于李富华先生的捐款，我代表段霖夏表示感谢，暂且称其为高尚行为。”段茂兵说，李富华对段霖夏作出的行为是一种善举，应当赞扬，是对其人格的一种升华。但是，李富华后来认为段霖夏放弃学业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而将其告上法庭，要求返还赠款，刹时间让人对这次爱心助学行为产生了联想。这到底还是不是爱心助学？还是不是社会公益？

　　段茂兵认为，李富华的所为，已经完全失去了善举的意义，已经成为一种有偿资助。如果是真正的慈善行为，就不应图回报，甚至情感和心理上的回报。如果将资助强加上各种条件，这种资助就成了商业行为、投资行为。

　　庭审争锋二：

　　被告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范畴

　　李富华之所以要给段霖夏捐款，是因为看到2003年《三峡都市报》记者所作的三篇报道。他的证人也证实，在2003年8月10日，他从报纸上看到段霖夏的贫困处境后，就先捐了2000元钱。

　　从段霖夏所开办的公司工商注册履历表上，李富华看到段霖夏的毕业学校是渝州大学（现重庆工商大学），注册资金为25万元。“从段霖夏的工商档案显示，自2002年起至2005年6月，他申请开办公司期间，也就是他接受我捐助期间，竟然是在重庆上班、筹建自己的公司。”列举出这一证据时，李富华将次用气愤的语气说，段霖夏压根就没有在北京大学软件学院读什么公费研究生、或者是自费研究生，而是把我捐的钱，拿去开公司，明显是一种欺骗行为，违反了我们当初的约定。

　　从工商履历表上，李富华得出的结论是，段霖夏并非穷得叮当响，他感到自己的善心受到欺骗，有权向段霖夏要求返还赠与的4万元捐款。

　　对于段霖夏所开公司的履历表，其代理律师这样解释：“履历表是段霖夏委托别人去办理的，履历表的内容真实性，没有权威部门进行核实。并不能证明就是段霜夏自己真实意愿的表达。”

　　庭审争锋三：

　　李富华给予的2.4万元是否是捐款

　　在庭审时，李富华坚称捐了4万元。其中，有3000元无法出具票据。对于这笔款，段霖夏的代理人律师对其中的2.4万元捐款存在质疑。段茂兵承认，李富华总共给予段霖夏有3。7万元，但是其中2.4万元，是在明知段霖夏在开公司的时候给予的，无法确定到底是属于助学捐款还是投资合作之用。

　　段茂兵认为，如果说赠与合同确实附有义务的话，应该是段霖夏必须回报社会，这与爱心助学而引起的赠于行为的目的和性质一致，这才是整个赠与合同的真正目的，而且段霖夏得到学习机会后，也是为着同样的目的在努力。在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时代背景下，为尽快实现回报社会和提高个人价值，段霖夏选择了休学。利用自己所学到技术和能力开办起公司，并没有违背李富华所认认附带的义务，而且还积极的在履行这个义务。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开公司，也不可能与他合作搞什么项目。”李富华断然否认知道段霖夏开公司一事，并坚称那笔2。4万元钱，是用于他学习。

　　被告父母：

　　痛陈自己想出名才害了儿子

　　段霖夏的代理律师段茂兵认为，从道德角度讲，段霖夏的确有一定有过错，没有及时将情况向李富华沟通，但是这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违约行为，也不存在不诚信不感恩的行为。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段茂兵首次在法庭上提供了段霖夏家的座机号码，表示李富华完全可以通过段霖夏的家人与其取得联系。

　　段茂兵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有4份，其中一份是段霖夏的父母给法院写的一份信。他简短地当庭阅读：“尊敬的法官大人，小儿段霖夏出生在我这样一个贫苦的家庭，儿子从小读书用功，理想远大，而今落得如此下场，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无能。历来我们父母病多······”

　　在信中，段霖夏的父母写道：“这一次对我们全家人造成很大的打击和伤害。李富华之前是帮助我们，而今是害了我们，更是让段霖夏一生彻底毁掉了前途、家庭、学业。29岁的人，如今光棍一条······只怪我们作为父母的无能，接收了别人的资助。这里接受支助是我们大人的意思。我们想到，我们处于穷山区，几辈人连中专生都没有一个。在我们段家，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北大研究生，一定想法去读，完成学业出名，出人头地。

　　段霖夏的父母说：“不论是你资助们，或者是我们借了你的钱，你应该到我们家里来要钱，找到我们父母事前过问一下。我们如果不认账，你再告我们不迟，难道我们家里面没有电话。我们家里面的电话是2000年就通了，从来没有停过机。”

　　法庭陈述：

　　如果露面双方可以考虑和解

　　四年前，李富华与段霖夏一家，因为捐款而亲如一家；四年后，两家人再次因捐款反目，不得不对簿公堂。段霖夏的代理律师在作最后陈述时说，无私奉献，真诚相助，这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传统美德。李富华先生对段霖夏的捐助，就是在发扬这种美德，但遗憾的是，在法族上，却因李富华先生要收回爱心捐助，收回曾经的美德，而让双方面对冰冷无情的法律，真令人痛惜。

　　段茂兵说，目前，段霖夏的公司受到他人非法侵害，现在又要面对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早已身心疲惫，没有精力来到庭审现场，也无法到庭审现场面对昔日帮助他的人。他希望法院能够从追求司法和谐的角度，协调双方进行和解。

　　“我并不是非要回这笔钱，我把这笔钱要回后，将一分不少在捐给那些真正需要捐助的人。”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李富华说，如果段霖夏不露面，他就不会和解，将坚持法院进行公正判决。如果段霖夏与他见面，合理说出那笔钱的去向，他会原谅他，也不会追回善款。

　　电话连线：

　　段父痛陈自己的过错

　　“今天我们不可能到万州法院出庭。”昨晚7时，记者拔通了段霖夏老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父亲段茂国。“我只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我们家太穷，都是我们父母的害了自己的儿子。”电话里，段茂国的语气显得很激动。他告诉记者，他的眼睛有病，离了眼镜就看不见东西。他不能出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家中没有钱。他家的柑桔不好卖，20多天了，才卖了七八百元，还信用社的贷款利息都不够。

　　对于“段霖夏有25万注册资金”一说，段茂国说，那笔钱是他二儿子段霖夏花了6000元，请人帮助打入的虚拟资金，并不是二儿子本人的资金。段霖夏根本就没有钱，只有提供项目。公司运作的项目，全是他的妹妹和妹夫投资。因为他的妹夫是一个小包工头。

　　为什么在法庭上，段霖夏的代理律师没有说出这家笔钱的来历？段茂国说，因为代理律事没有问这个问题，重点不在这笔钱的来历上，他们也就没有说。二儿子目前的处境艰难，是他们的过错。

　　记者想通过段茂国与段霖夏取得联系。得到的答案是，段霖夏二三个月了，只与家里面通过两次电话。由于家里的座机没有来电显示，他的父母至今不知道其身在何处。“二儿子段霖夏在重庆买的商品房是按揭的，银行催还按揭款找不到人，都找到家里来了。”电话里，段茂国的声音有些呜咽。

　　庭后深思：

　　民间捐赠立法存在空白

　　积极发展社会捐赠事业，倡导人们爱心捐赠，无疑是一项关怀社会困难群体的崇高事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捐赠行为有时却仍遭遇到各种尴尬。?1999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公益性质的捐赠行为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但是，对于社会上常见的不属于公益事业的捐赠行为，却没有相关的法律进行规范，如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发起募捐，谁有资格发起募捐倡议，捐赠的款物该由谁来管理、谁来监督？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也是社会捐赠屡屡遭遇尴尬的重要原因。

　　?而借助民法的一般规定和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方面的规定规范非公益社会捐赠行为显然是不够的。其最大的局限与缺陷表现在：无法据此对募捐人的募捐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与有效的约束。

　　为此，现在有专家建议，在完善现有公益捐赠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的社会募捐方面的法律，重点明确募捐发起人的资格、条件，以及捐助人和受助人各自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建立对募捐款物的交付、使用过程的监督机制，加强对社会募捐的行政监管和调剂机制，并规定参与各方相关的法律责任等等。

　　据段茂兵透露，目前，《慈善事业促进法》已经起草完毕，就是为了规范相应的捐赠行为，避免为此产生的不必要的矛盾。

　　重青报特派记者 李天春

　　同城报道：

　　重庆晨报：追讨善款案开庭 贫困生父母给法官写信自称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