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男公关”调查

日本东京新宿，女性俱乐部“爱”的内部。37年前开始营业，目标是满足女性顾客的需求。 Androniki ChristodoulouWorldPictureNews

2007年7月4日，日本东京新宿，女性俱乐部“爱”的内部。这家俱乐部37年前开始营业，目标是满足女性顾客的需求。俱乐部的首次入场费是5000日元，但是在这里玩一晚上，开销最高可能达到几百万日元。男公关给女顾客带来开心和欢笑，促使她们购买饮料，当然，一些老主顾还会给心仪的男公关买礼物。ndroniki ChristodoulouWorldPictureNews

　　深圳“男公关”调查

　　“男性性工作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同样是性革命的产物。”方刚说。 “男公关”，“业内”常用的说法，或简称为“公关”，或繁称为“公关先生”，或“先生”，民间的称谓中最具贬义的如“鸭”，中性的称谓在南方如“仔”，在北方如“少爷”，而在“青年性学者”方刚的博士论文中，则称之为“男性性工作者”。

　　2006年4、5月，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方刚“卧底深圳一家夜总会”，对“男公关”进行接触式体验、调查，这是大众传媒的报道视角。

而作为学者的他，更愿意将自己的行为称之为“社区考察”，目的是研究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概。2007年6月，方的这篇题为《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共18万字。

　　中国历史上不乏“男宠”的记载，但男性性工作者作为一个行业的出现，则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特区，被业内人士认为是最早出现男性性工作者这一行业的城市，也是目前中国男性性工作者最集中的城市。

　　长久以来，男性性工作者是黑夜里隐秘着的特殊群体。本报借助方刚的视角，勾勒出男性性工作者这一群体的图谱，呈现形形色色男性性工作者的生存处境。其中，他对这一特殊人群的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的立场。

　　2006年4月至5月，我在深圳市的FH夜总会，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社区考察。YY，是我进入FH夜总会进行社区考察的“引路人”。在2005年年底，我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进行男性性工作者研究，寻求信息帮助”的启事，YY是较早与我联系的人。

　　曾经有过短暂的性产业从业经历，现为某外企高级职员的YY，利用他在深圳的各种资源，帮助我寻找可以进入考察的社区。在经历多次碰壁之后，终于获得了FH夜总会客房营销部经理申哥的许可，同意我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在他的部门里工作两个月。申哥，便是我进入所考察社区的“看门人”。

　　在申哥的建议下，我最后决定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这一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进入社区。事实上，正如引路人富哥所说，“在深圳没有人关心别人的事”。我进入夜总会后没有人问及我的身份，只认为我是一个“来赚钱的”。这就是深圳的地区符号，更是夜总会这种社区普遍的思维方式。

　　中国历史上不乏“男宠”的记载，但男性性工作者作为一个行业的出现，则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特区，被申哥等业内人士认为是最先出现男性性工作者行业的城市，也是目前中国男性性工作者最集中的城市。

　　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通常自称为“男公关”、“公关先生”或“仔”，所以本研究在谈及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的时候，使用“男公关”这一称谓。

　　顾客

　　富哥是我接触到的最早在深圳从事过性工作的男性，据他讲，在1990年代中期，深圳的男公关已经成为一个行业。1998年，他当时工作的一家夜总会有20多名男公关，而另一家据说当时非常火爆的夜总会，里面及站街的就有六七十人。

　　男公关与小姐的比例，深圳业内人士说法是，小姐通常是男公关的二至三倍。申哥对我讲，深圳略大一些的夜总会才会有男公关，小姐则每家夜总会都有。有男公关的夜总会，多少有一些“背景”，但是，并非所有的“背景”都扯上“黑社会”。“陷得深的”(申哥语)，毕竟是少数。

　　深圳男公关的女顾客主要来自香港，其次是台湾。申哥说，只有约20%的女顾客是内地人。但我在北京的信息提供者说，他们的女顾客中，内地女性占到一多半。两地女客人均以四五十岁的居多，三十岁以下的和六十岁以上的都很少。

　　每到周末，会有许多香港女人专程来深圳的夜总会消费，这些女客人较多是香港社会的中下层收入者，如公司职员、政府公务员、小企业主等等。申哥说，香港的有钱人不会来深圳消费，而是在香港消费，或者去泰国和马来西亚玩。深圳的消费和香港比起来非常便宜，所以来的人多是为了省钱的。而女客人中的内地人，有企业主、经理人、二奶，在内地属于有钱人了。

　　行规

　　我做社区考察的FH夜总会由“某某文化公司”管理，所以大家通常会说“到公司上班”。FH夜总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晚六点正式到公司上班，各部门经理点名，总结一下前一天的工作，强调些纪律，并给当天的工作加油打气。

　　信息提供者飞飞曾生动地解释说：“做营销是把客人弄进包房，而做男公关是把客人带出夜总会，弄上床。”但不同部门又是互通的，比如营销部的男女营销员也可能陪台甚至出街，而公关部的男公关和礼仪部的小姐也可以向客人推销客房。DJ均是女性，偶尔也会陪台或出街，但其他部门的人员则不会。

　　FH的礼仪部有二十多名小姐，而公关部只有八个男公关。男公关在FH夜总会来去自由，没有人控制他们。还有更自由的，不固定属于哪一个夜场，哪里需要了打个电话就叫来。申哥常叫这样的男公关来FH，我见到的便有四五个。但是，申哥说，在一些酒吧，也有被人身控制起来的男公关，怕他们跑了，家里人的姓名、地址都知道，想不干也不行。申哥称之为“专业店”，去那里的客人不会要求陪酒、聊天，往往是物色好男公关直接领出去上床。

　　男公关和小姐并非可以随意进客房揽客，通常是帮客人开房的那个人(主要是营销人员)决定。所以，男公关和小姐都有求于营销人员。如果哪个营销员订房好、订房多，男公关和小姐就会去讨好他们，请他们吃饭，送礼物和红包给他们。

　　在FH，小姐和男公关都不向公司交钱，公司也不给他们钱。小姐坐台最低200元，出台800到1000元，包夜1200至1500元，其中给开房的人约20%至30%。男公关坐台500元起，出街2000元起，但也不乏1500元便出街的。男公关的这些收入中，也会给开房的人百分之二三十。当然也会有人多给，一位信息提供者说：“谁会来事，谁就有客人。”

　　我的一些信息提供者聊天时曾说，深圳某某五星级酒店里面的男公关出街3000元起，包夜可以拿到7000元。

　　虽然九点前后就陆续有客人来了，但夜里十点High场的舞曲和表演才正式开始。没有被选进包房的男公关便要在场子里自己“沟女”；同时也有一些女客人是常泡在场子里“沟仔”的。跳舞的时候，来沟仔的女人会三五成群地在High场里面“四处蹦”，“哪里男孩子多就往哪里蹦”(申哥用语)。挑得差不多了，就会跳过来问那男孩子是做什么的，然后就聊起来，让男孩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喝酒。

　　我的观察是，在FH开包间的女人通常会三四个人一起来，每人叫一个男公关，两个女人一起来的时候都少。FH全场21间包房，每天晚上至少会有一间包房点男公关。

　　申哥这样总结：“来夜场的男人，十个里有九个是要找小姐的；单独来夜场的女人，十个里也有九个要找男公关；内地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来，通常不会找小姐也不找男公关；香港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来，男人会主动替女人找公关。”我在FH的时候，曾遇到一对自称夫妻的香港客人，小姐和男公关各叫一个，四个人在房间里玩。

　　毒品

　　一些媒体将男性性工作者描写成形容枯槁的形象，而我所接触的男公关每个人都非常阳光、青春。有些人只是比较瘦，但具有健康的肤色。他们都否认从事性产业会对他们身体有太大的影响，申哥也说：“鸭们都很会保养自己的。”

　　做社区考察期间，对我冲击最大的是夜场中吸食毒品的泛滥。我在FH时，摇头丸5元钱、K粉10元、冰毒20元就可以买到。据说K粉过时了，冰毒正走俏，因为更安全一些。摇头丸的质量很差，“很冲”(信息提供者阿绍语)，虽然药效目标与其他几种一样，但对身体损害程度也更大一些。通常，香港来的客人，都会让男公关吃药。有一次，吃药后，几个香港女人和几个男公关在包房里整整关了五天，玩了五天。

　　2005年底，深圳的夜总会High场里因为服用摇头丸后死了几个人，在当时非常轰动。2006年春节前，深圳市公安部门集中“打毒”，严格规定所有包房里的“低音炮”全部撤掉，大厅里才许有。申哥说，低音炮的音乐与毒品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没有了音乐，吸毒后就无法尽情发泄，而没有了毒品，喜欢吸毒的人听到低音炮音乐的刺激也无处发泄。

　　我在FH时，包房里的客人如果单独要吸管，是不能提供的，夜总会担心客人吸毒后要承担责任。客人如果想得到吸管，唯一的办法是要七喜，但一瓶七喜，只给一支吸管。虽然有这些规定，但吸毒现象仍然很普遍。

　　性产业从业人员流动性很大，我离开深圳不到一个月后，申哥便带着他的营销团队去了另一家夜总会；而到2006年年底，我得到的消息是，申哥已经改行退出性产业了。同我相处最友好的信息提供者阿京，也退出性产业回东北老家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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