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广东需再次思想解放 警惕先锋变保守(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州起义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要发扬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

　　“先锋变保守者最需警惕”

　　本报约请专家梳理广东30年来思想解放历程,探究广东“叫板”之路

　　●1978“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把全省从极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

　　●1982“排污不排外”

　　解决改革骤然做大后引发的问题，平息在全国引发的巨大争议。

　　●1992姓“资”姓“社”要看“三个有利于”

　　克服国内外政局变化带来的畏缩情绪。

　　●2003科学发展观

　　经济飞速发展带来明显的负面效应，反思固有发展方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引发了各界强烈关注。在26日的分组会上，汪洋更是与广东的“大员”们重温了广东当年引领风气之先、“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他甚至原文读出陈开枝所著《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的片断，表示为广东老一辈领导的勇气和决心激动不已，并在现场发问：“那时的勇气，我们现在还有没有？”他还鼓励广州和深圳向韩国、新加坡看齐，“在国内叫板是没有出息的！”

　　当年的广东拥有的是怎样的胆识和气魄？今天的广东如何向“四小龙”叫板？本报昨日约请相关专家，回顾梳理广东30年思想解放历程，探究广东的“叫板”之路。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曾庆榴表示，广东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路程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任务和深度。

　　1978年：捡香港垃圾算不算走私？

　　第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当年4月，“冰封”16年后的习仲勋甫一复出，就南下主政广东。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广东的思想解放主要围绕肃清“四人帮”思想流毒，拨乱反正展开。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习仲勋是全国最早鲜明表达自己观点的“诸侯”之一。这时候，思想解放的难题主要是如何让全省从极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

　　除了要发展经济、搞好建设，还包括要处理广东特有的一些困难。比如，解决“偷渡外逃”问题。以往是把“偷渡外逃”作为犯罪看待的，习仲勋明确提出，大部分逃港现象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原因是“我们自己生活条件差”，逃港者也不能叫偷渡犯。提出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发展好自己的经济。

　　此外，思想解放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睁眼看世界，包括如何处理与香港的关系。据《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记载，习仲勋到宝安视察时特意到九龙边界察看，亲身感受到与香港的巨大差距。当时的县委书记方苞还特意问习仲勋，香港那边的废品“捡回来算不算走私”？习仲勋说不算。全面禁锢中的广东将要打开大门了。

　　1982年：深圳是不是租界？

　　曾庆榴说，广东思想解放的第二阶段大致从1981年11月任仲夷南下接替习仲勋主政开始。这段时间是广东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迅速发展期。短短几年时间里，深圳、珠海特区引起了世界瞩目，从边陲小镇变成了繁华城市，成绩有目共睹。思想解放的重点在于如何面对改革骤然做大后引发的问题及全国上下的巨大争议。

　　1982年，广东沿海的走私问题引起了中央的警觉。两次让任仲夷赴京说明情况并作检讨，成为广东改革史上赫赫有名的一段“二进宫”典故。同时，关于特区“变色”的议论甚嚣尘上。西北一位副省长到深圳后在宾馆里痛哭失声，说除了国旗外，一切都变成资本主义了。

　　当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秘书的邹旭东回忆说，深圳市委还收到了一份发至全国各省军级单位的文件，名字就叫《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让平时敢想敢干、敢冒风险的硬汉梁湘，也紧锁双眉、心情凝重。如何面对来自各界的压力，成为广东改革的最大难题。

　　曾庆榴表示，在这方面，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领导集体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向中央做完检讨回来传达中央精神时，任仲夷丝毫没有气馁，硬是把“杀气腾腾”的会场变成了“热气腾腾”，提出了著名的“排污不排外”，以及“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对下放权”的口号。这才使广东的改革开放不致半途而废。这背后的主导因素则在于思想的彻底解放和领导者无私的胸怀。当时，兼任深圳“一把手”的吴南生亦曾书陆游一联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祸，惟民是保”。

　　1992年：姓“资”还是姓“社”？

　　1992年，是广东思想解放的第三个阶段。这一年春天，邓小平再次来到广东，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为广东发展注入了强心剂。邓小平再次肯定了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拨开了姓“资”姓“社”的争议迷雾。此后，广东又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发展。

　　这一时期思想解放的重点在于，在苏联东欧剧变、国内发生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对中国再度封锁的情况下，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广东，如何克服畏缩情绪，继续走下去。

　　这次全程陪同邓小平视察的广州市政协前主席陈开枝感悟说：那些只知道片面理解和拘泥于“本本”的“理论权威”更应当重温一下革命导师列宁一段风趣盎然的语录：要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铁路+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的总和=社会主义。

　　2003年：比发展更硬的是经济规律

　　2003年后，广东思想解放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一年，在“非典”肆虐的春天，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广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曾庆榴说，这又是一次思想解放。广东作为全国的先发展地区，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最明显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包括对生态资源的巨大破坏、社会阶层的分化、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等等。

　　曾庆榴说，对于这些问题，不少老领导已经有所忧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仲夷就曾说过：“发展是硬道理，比发展更硬的是经济规律。”因此，本次思想解放其实是对固有发展方式的反思。如今，这场思想解放还在持续。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要在广东再掀起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对于这场大讨论的切入点，曾庆榴认为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包括每一个个体”，不论富豪还是民工、生活在珠三角还是山区，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品质都应该得到尊重。

　　2008年：要革的是自己的命？

　　对于接下来的思想解放，广东社科院院长梁桂全说：“汪洋书记的讲话谈了那么多问题，实际上就指向一个点：虽然广东过去29年改革开放的成绩很大，也曾长期处在全国的前列，但是一方面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新问题，另一方面广东却正在失去过去锐意进取的生机勃勃的改革者的精神。我们面对的环境虽然复杂，但是更要命的恰恰是我们自身，我们从一个改革者蜕化成保守者，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梁桂全认为，这次重提思想解放无疑意义深远。“我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在广东走过几拨，但总体上都是对过去计划经济、左的思想的革命，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广东站在了新的历史拐点上，我们的思想解放不再是对环境动刀动枪，我们要革的是自己的命，要革的是曾经让我们发展、却与未来不相适应的旧经验、旧思维模式的命。”

　　梁桂全表示：“为什么曾经的改革者会成为今天的保守者？我认为一是我们的干部坐在过去成功的喜悦上、胜利的经验上，小富即安；更重要的是既得利益束缚着我们继续前进。我们有的领导束缚太多，限于庸俗的政绩格局中，这不是我们过去的广东的革命者的形象。所以汪书记重提广东的思想解放，应该是抓到了最核心的部分。广东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就像汪书记讲的，如果思想能解放，则广东有大希望！”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海军 周炯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