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特派记者 雷坤 伍仞) 高庆福,国防科技大学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26岁,O型血。廖家友,湖北罗田县乡镇干部,40多岁,B型血。今年4月,两人同样因为肾功能衰竭,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等候合适的肾源进行肾移植。然而他们在各自的亲属中,都无法找到相匹配的肾源。高庆福的哥哥、B型血的高庆荣从病友处得知“交叉换肾”的先例。通过打听,他得知廖家友的妻子欧阳桂涛是O型血,有望与自己弟弟成功配型,而自己也可能与廖家友成功配型。
经过一个多月的沟通和考虑,两家人的意见终于在6月1日达成了一致:由欧阳桂涛捐肾给同为O型血的高庆福,高庆福的姐姐高梅英捐肾给同为B型血的廖家友。经过各项检查,两个肾源分别与受者匹配。15日下午,自愿书、风险告知书、手术同意书、两个家庭所在地公安机关开具的亲情证明等相关资料以及肾移植中心的《交叉换肾肾移植审核申请》被送到武汉总医院器官移植与伦理委员会,经审核后,该委员会批准了这台交叉换肾手术。6月18日,4台手术同时进行,顺利完成。而此时,已经是《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实施后的一个半月,是该条例实施以来湖北省的首例交叉换肾手术。
记者在近日前往武汉总医院找到了手术主刀医生、泌尿外科副主任谢森。他有一本硬皮抄,上面记着100多名今年以来曾经或者正在等候肾源的患者和他们的联系方式。翻开其中的一页,正是高庆福和他的哥哥、姐姐的电话号码。在蓝黑色的钢笔字迹上,写了几个鲜红的字:“拟交叉换肾”。说起这例外间看来十分传奇的交叉换肾,谢森没有显得过于兴奋:“这次交叉换肾挽救了两个家庭,但这是在亲属间无法找到匹配肾源后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两个陌生家庭交叉换肾能成功的几率非常低,而且具体操作起来非常复杂。作为医生,我最大的感受有两个,一是迫不得已,二是慎之又慎。”
换肾过程:医院煞费苦心设“四道关”
这两家人从开始商量到最后交叉换肾,中间经历了两个月的漫长时间。谢森表示,一般的亲属移植只需过配型关、协商关和伦理委员会审核关。但是交叉换肾的话,医院要对这两个家庭额外“摸底”:两家人人品如何、心理状态怎么样等等。在配型合适度、健康状况的考虑上,会更加严格。
第一关:健康配型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向武汉总医院提出交叉换肾的家庭中,只有3对家庭互相成功配型,而最终成功实行手术的,只有高庆福和廖家友这一对家庭。谢森说:“交叉换肾成功配型的几率本来就十分低,由于交叉换肾只是在亲属活体换肾之外的不得已的选择,加上同时涉及4台手术,其中任何一个人、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两个家庭,风险比较大,因此医生在处时绝对是慎之又慎。”
第二关:协商关
谢森透露,交叉换肾在最终实施之前,除了要过“配型关”,两个家庭之前的互相衡量也占了很大比重。“有的家庭会考虑:‘我们捐了男性的肾,换来了却是个女性的肾’。也有些会觉得:‘我家供肾的人个头大,肾脏质量应该要比对方的好’。实际上肾功能的好坏和性别、体重没有直接关系。”
在高、廖两家交叉换肾中,原来预定供肾的高家大哥高庆荣,被验出携带乙肝病毒,虽然乙肝DNA检测达标、病毒无传染性,但高家大姐高梅英认为:“人家给咱弟弟一个完全健康的肾,凭什么人家就得接受咱一个有问题的肾?”最后她说服了高庆荣和弟弟高庆福。各项配型检查合格后,高家供肾人从高庆荣改为高庆福的姐姐高梅英。
第三关:医生摸底
除了这些医学因素以外,医生更要学会“察言观色”。“在决定做交叉换肾手术之前,我们有许多情况需要摸清。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他们的亲属关系是不是真实的。之前在做亲体移植时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出现,比如有的病人找来自己的堂哥,要求做亲体移植,但调查后发现后者只是病人同宗族内的亲戚,而不是《器官移植条例》规定的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还有的病人和要求捐肾的‘亲属’配型成功了,所有术前检查都通过,可是我们从两人之间的交流中看出了‘问题’,知道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亲属关系。”
另外,患者和供肾者的心理状况、家里人是否支持等等也是医生们详细“考察”的项目。“交叉换肾牵涉到两个家庭,万一哪位供肾者做完手术后,家里人又反悔就不好办了。”
据了解,高庆福和廖家友两家的交叉换肾之所以能成功,除了因为配型成功以外,双方都有强烈的换肾愿望,“两家人性格都还不错”,也是最终得以成事的主要原因。
第四关:委员会审核关
谢森表示,由于之前一直有把高、廖两家交叉换肾的事情向医院器官移植临床与伦理委员会报告,因此在今年6月15日,所有材料准备好送到该委员会之后,委员会用了3天时间的审核,就批准了肾移植中心为两个家庭进行交叉换肾手术。“所准备的材料和一般的亲体移植大同小异。但这个程序之前,我们的把关需要更长的时间。”
交叉换肾为何难
矛盾:独生子女可选肾源少
谢森表示:“过去在我国,亲属供肾占肾源的比例不到10%,但是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50%以上。亲体肾移植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亲体肾移植相对来说,供肾质量好,术后的排异反应发生率低,手术成功几率大,移植肾存活时间长,费用也便宜些。但谢森担心,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我国亲属间肾移植的肾源将会越来越难找。
慎重:交叉换肾易引发纠纷
在这种情况下,交叉换肾是不是大势所趋?对此,谢森认为,“交叉换肾”并不宜推广。为什么呢?第一,“交叉换肾”能实施的概率很低,“万一有一方向对方捐了肾,但换回的肾源却不成功,肯定会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第二,“真正能实施交叉换肾的都是特例,怎么说呢,这次是因为碰到这样凑巧而又合适的两个家庭才会做这个手术,医院只不过是水到渠成。但‘交叉换肾’可能引起纠纷的因素太多,只能像这样碰到条件很成熟的,方可偶然为之。”
困惑:条例含糊“摸着石头过河”
今年5月1日起,《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实施。其中第二章第十条,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但这例移植到底能靠上哪个条件?
谢森坦言,高、廖两家并不符合前两个条件,但是不是最后一个呢,也不能说是特别清楚。他说,《器官移植条例》中规定的第三个捐赠条件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卫生部还没有给过一个官方的解释。“我只知道,在为这两家进行交叉换肾手术之后,上级卫生部门并没有对此事提出任何质疑和干预。此外,两家人现在经常联系,毕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确实已经形成亲情关系了。我的理解是这个条例对活体移植的规定至少包含了两个原则:“自愿、无偿。”谢森坦言对于交叉换肾,管理部门还没能放开手脚。“交叉换肾,似乎条例没有说允许,也没有说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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