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生”于1977》第三集：真实的江湖

　　“生于1977”第三集《真实的江湖》

　　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见证者和亲历者。77、78级大学生实际上是和国家一起在大风大浪中共同成长。而在那一代人当中，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市场”这个词的中国式解读。

　　有西方媒体，把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代大学生，称为“可怕的两届半”，说他们可怕，是因为他们有着惊人的能量——他们对新中国走过的道路有着深刻的感受和反思，他们身上既保留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又有着除旧布新的渴望。所以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走向市场，成为企业家的时候，中国经济也像他们一样，迸发出了源源不断的力量与活力。

　　故事主角：

　　陈育新：希望集团总经理 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 1978年高考，考入四川农学院

　　李东生：TCL集团董事长 1977年高考，考入华南理工大学

　　关键词：

　　国有民营企业 私营经济

　　《生于1977》系列节目，已经播出两期了。节目中那些77、78级大学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感动了很多年轻人。

　　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见证者和亲历者。77、78级大学生实际上是和国家一起在大风大浪中共同成长。而在那一代人当中，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市场”这个词的中国式解读。

　　有西方媒体，把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代大学生，称为“可怕的两届半”，说他们可怕，是因为他们有着惊人的能量——他们对新中国走过的道路有着深刻的感受和反思，他们身上既保留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又有着除旧布新的渴望。所以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走向市场，成为企业家的时候，中国经济也像他们一样，迸发出了源源不断的力量与活力。

　　一、转折

　　如今已经是希望集团总经理的陈育新三十多年前还只是四川新津县谷家村一名普通的农民，虽然当时高考中断了，但是上大学的梦想在陈育新的心里却没有中断，对于陈育新来说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一部名叫《决裂》的电影，这部电影和陈育新的大学梦紧紧连在了一起。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决裂》就是演的那个当时的大学，要有什么资格，当时说有一个人他手上的老茧，他说这就是资格。当时在他看他老茧的时候，我把我那手摊开，我摸了一下我那老茧比他还多，所以说当时很想（上大学），但是没有条件，没有机会。”

　　看完电影，陈育新就匆匆赶回家睡觉了，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必须下地干活。为了养家糊口，陈育新隔三岔五还得进城给生产队挑粪，顺便回亲生父母家里看看。在新津县，这已经是一个人人尽知的故事了，陈育新本来姓刘，因为家里太穷，养不起那么多孩子，两岁那年父亲就将老三刘永美过继给了乡下的陈家。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家四个兄弟，叫刘永言，行、美、好，我叫刘永好。我们年龄都差别不是特别大，差一岁多一点。”

　　每次回亲生父母家，陈育新都要把二哥组装的电视机摸来看去。兄弟几个虽然不在一起，但爱好却一模一样。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你看我二哥受我大哥的影响，就装了台电子管电视机，我受他们的影响，我装了一个收音机，来复式的收音机。”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们几个呢，有个共同的爱好，都喜欢电子，都喜欢机械，都喜欢动手。”

　　1963年，陈育新曾考上县里的初中，骨子里一直想上学学点技术的他，本以为可以留在城里了，但没想到毕业那年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刚满15岁的陈育新和弟弟刘永好就这样离开了校园。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刘永好是下乡，我是回乡。因为刘永好他是城里，而城里的学生到农村是下乡，我家在农村，我叫回乡。所以说当时说那上山下乡，说很多知青都很同情他们，就我非常羡慕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待遇比我们高，因为我在农村回乡的就没有什么待遇，你就是农民，回乡你就是农民。”

　　自打陈育新回古家村养父母家，就没再想过上学的事儿，只打算踏踏实实做一辈子农民。直到他看到电影《决裂》的那个晚上，上学的渴望才再一次在他心里涌动。

　　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年轻人都有着相似的命运。在广东州惠阳附近的马安农场里，当时也有一个来下乡的知识青年。不过和陈育新不太一样，他从来没想要在农场待一辈子，这个年轻人叫李东生。

　　李东生 TCL集团总裁：“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不能够在农场待一辈子，我要尽快要出去，我希望能够对社会有更大的作为，这一个愿望是比较清楚的。”

　　时间一晃就是三年，虽然每天干活都很累，但李东生一直坚持读书。每天收工以后别人都去玩扑克，只有他留在宿舍里读书，为此也得了个“书呆子”的雅号。

　　李东生 TCL集团总裁：“我觉得在书里，通过读书能够给我很多快乐的东西，快乐的东西，也能够让自己的这种精神思想，更加健康，更加充实。”

　　虽然并不清楚假如今后走出农场会去做什么，但李东生知道，书里的那些知识肯定有用。

　　李东生 TCL集团总裁：“毕竟还很年轻嘛，一腔热血，所以看到这个唐诗中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样的诗句呢，也会以这样的精神来自勉，人嘛总是要有所作为，有点追求，在那个时候，下乡几年的这种生活呢，应该在我人生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给我很大的影响。”

　　漫长的农村生活，让李东生磨出了耐性。同去的知青有些被推荐上了大学，李东生也不敢奢望，因为他出身不好。

　　李东生 TCL集团总裁：“就没有想过，会有考大学的机会的，没有想过，因为当时看不到，当时上大学的话，只能是推荐了。”

　　对刘家四兄弟来说，命运也是如此不同。当老三陈育新还在田里辛苦劳作的时候，老大刘永言却意外地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1973年，在国营906厂当工人的刘永言，因为专业技术特别出众，被推荐上了电子科技大学。而下乡的四弟刘永好也因为表现出色，在同一年读上了中专。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当时属于叫工农兵学员吧，当时是个中专，是个重点中专，学了三年，实际上是三年零九个月，在学校里面我们觉得挺高兴的，挺愉快的。首先是工农兵学员，那么心里面觉得，工人、农民、解放军，有这样的一些群众组成的学员，特别兴奋，特别感到有革命的气派在里面。”

　　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刘永好第一次感觉到，读书是如此快乐。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因为我们是工科学校，有很多时间在工厂里面实习，所以说这段时间我学会了那个很多，包括机械的基础知识啊，画图啊，设计啊，同时呢，也进行了很多的机械的实践。”

　　看着老大和老四读上了书，陈育新和二哥刘永行羡慕极了，可对他俩来说，上学还是那样遥不可及。

　　就这样，又过了四年。1977年的一天，老二刘永行正在街上的铺子里修收音机，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陈育新还记得二哥当时就放下了手中的钳子，说要开始准备高考。可他自己却犹豫了。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当时我还不敢想，为什么不敢想，因为我是初中生，让我二哥去准备吧，我不敢准备。”

　　恢复高考的消息，同样传到了李东生下乡的广东惠阳马安农场。那天发生的事情，李东生说他毕生难忘。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我在农场，忽然有人说，哎，李东生有人找你，就把我叫回来了，我在外边，叫回来了，我一看，哎呀，我说温老师你怎么来了。他说哎呀我专门来告诉你，要高考了，你赶紧地准备。”

　　温老师是李东生下乡前的高中老师，虽然那时候“读书无用论”盛行，但是温老师却总是对学生说，趁年轻要多学点知识，总有一天会用得上。高中的时候，李东生是班上最刻苦的学生之一，而温老师对他也抱着很大的期望。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老师骑着有15公里的车，骑自行车到我们农场去，专门告诉我这个事，让我很感动。所以我赶紧就回来，这个找那个，那个中学的那些数理化的书了，我觉得语文应该没问题，就不用再准备了，因为这几年我自己看了那么多书，我语文一直比较好。”

　　和所有那年参加高考的人一样，在人生的春天到来之前，他们经历了一个严酷的寒冬。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那一年冬天非常冷，77年的冬天非常冷，那个外面是在刮大风，在工地里住着是一个茅棚，茅棚里面就刮小风，茅棚没有电，就是点一个煤油灯，在那里看书，为了让煤油灯亮一点，我们用纸卷一个筒，罩在煤油灯的玻璃着上面，那个火苗可以大一些，亮一些，这样看书，很艰苦，很艰苦。”

　　几个月的备战没有白费，李东生考了全县第一名，整个农场50多个知识青年，他是惟一一个走进大学校门的人。第二年春天，李东生如愿上了华南理工学院。

　　放榜的时候，远在四川新津县的刘家老二刘永行也收到了好消息，他是当地的理科状元，考上了师范专科学校。看着二哥走进考场，又拿到录取通知书，陈育新暗下决心，一定也要上大学。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就是他们在参加考试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考生从考场出来的时候，对我刺激很大，于是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一定要考。”

　　可考大学又谈何容易。当时陈育新已经28岁了，结了婚有了两个小孩，加上养父养母，全家六口人都要靠他挣工分养活。

　　为了在干活的时候有时间复习，他选择了做最苦，但相对单一的活——挑粪，田埂上、工地里、家里伙房和厕所的墙壁上，到处都留下了他用碳条写下的文字和公式。村里开始有人议论，说他疯了。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挑粪的时候你可以思考。然后每天出工的时候，我就准备很多需要记忆的，当天晚上就准备需要记忆的，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以公式定理，就写在纸条上，等到上工就拿出来，反正上工也挑粪，挑粪有很多时间，比如到粪田舀粪时候，田间没有用完的时候，有很多时间就拿出来看。”

　　1978年7月，陈育新走进了考场。高考那几天因为怕迟到，他住在城里的生父家，每天提前将近一个小时出发，穿过邮电局步行去考场。复习时经常在墙上写字的习惯，也让他对墙上的文字特别敏感。考政治的那天，邮电局墙上新刷的一组经济数据引起了他的注意。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当时走那我看一下，我说这4个数字我万一是，这是时事政治，万一是要填空，填空，如果填空有这几个指标，其他问题我都记了，这几个指标，但你这4个数字你刻意记，还是记得住的。所以我看了，万一是，结果打开考卷的时候，我先看一遍，我先看一遍我再开始做，做题，看就是有填空。就这4个数字，而且每个数字是1分，刚刚4分。”

　　这宝贵的四分，帮了陈育新大忙，成绩下来，他的分数刚好比本科录取线高出三分。同考场的30个人里，他是唯一考上大学的。想起当年，陈育新说那绝对是人生的转折点，因为1979年高考开始限制年龄，按他的岁数，就没资格考大学了。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很多人说陈育新你是成功人士，你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我说我最值得骄傲的是高考，而不是现在企业的地位。因为高考我觉得我发挥到一个极致，发挥到一个极致。”

　　陈育新报的是四川农学院，当时的想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想学点东西，回农村发挥所长。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我想我上大学，我的真实想法不是说上大学从农村要跳出，跳出农村到城市去，好成为国家公务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我上大学目的就是想做事，做事。所以说我的优势在农村，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然后初中毕业又在农村当了12年农民。”

　　二、辞职

　　离开农村去上大学，让刘家兄弟和李东生，开始接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也正是从上大学开始，他们想创办自己事业的愿望，也慢慢地开始萌动。

　　大学毕业那年，无论是陈育新还是李东生，都做出了一个让当时很多人都感到吃惊，而且难以理解的决定。

　　77、78级大学生上大学的那几年，正是中国改革刚起步的时候，几乎每天人们身边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读书，为这些大学生打开了一片视野，而现实中的改革则为他们打开了另一片视野。当这两片视野交错在一起，他们兴奋地发现，人生原来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1978年的春天，这些如今已经生出白发的中年人，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新生，走进了广州华南工学院的大门。“50177”是77级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的代号，2个班80名学生，当时也是这样济济一堂，不同的是，当时他们是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那时候，他们中间年龄小的只有17、8岁，年龄大的早已经拖家带口。谁都不会想到，日后，这个班会成为中国著名的“老板班”。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我们那一届同学，当总经理、厂长的确实是比较多，你像深圳中集的那个麦伯良，他是我们同一届的同学，他是机械系的，以及同一届的，陈伟荣是物理系的，那个原来康佳的总经理。”

　　虽然上大学的时候，没人料到班上很多人以后都能当上老板，但上学时就思维活跃，目光敏锐的他们，早已开始留意到身边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1979年，国家把深圳设为经济特区，吸引了不少香港商人前来投资建厂。李东生的家乡广东惠州，距离深圳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这里自然也成了开放的前沿。李东生上大三的时候，全国第一次批了12家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一家叫TTK的合资公司就建在惠州。当时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正在全国流行，TTK厂里做的磁带自然也就卖得很好。一个只有42名员工，仅凭5000块钱和几间旧仓库起家的企业，就能有如此大的活力，这让李东生感到很震撼。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少的资本滚动起来的。租了一个厂房，就拿这个厂房作为我们（惠州）的出资，然后对方就投资了设备，这样就开始运作赚的第一桶金。

　　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可以说是炙手可热，然而当稳定体面的工作摆在李东生面前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 ：“主要还是受改革开放这种大环境的影响，我大学毕业回到惠州，原来是分我去这个政府机关的，当一个普通的干部了，当时还没有公务员这个概念。我去看了之后，分我去惠阳地区科委，那是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干活会把我憋死，我就不愿意。”

　　不想坐办公室，那想干什么？难道回去当工人吗？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我就想到工厂去，当时人事局的人很奇怪，他说哎，人家都要到政府来，那时是1982年，你要到工厂去，他说你自己去吧，看哪个厂愿意要你都没问题，我们支持。”

　　李东生想去的，正是TTK。有大学生愿意下工厂，人家当然欢迎，很快李东生就成了TTK第43名员工，一名普通技术工人，负责设备维修。因为踏实勤奋，李东生很快被提拔为车间主任。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投入，很投入。上班呢，一天八小时这是至少了，加班是很常有的事，要是不加班的话我家离工厂不是太远我每天晚上都到工厂去看书，这是一个习惯了，每天晚上我到工厂去看书，我也不去哪里。”

　　1985年，逐渐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百姓家里开始流行安电话。TTK决定和香港长城电子公司合资，再成立一家企业，专门生产程控设备和电话机。刚刚毕业三年，只有28岁的李东生被任命为这家叫TCL通讯设备公司的总经理。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在八十年代，一直到1996年之前，都是属于地方国营企业，我们是一个体制内的这种企业，但是我们企业的形势，在发展的过程呢，其实像民营企业一样。”

　　“国有民营企业”，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一个特殊词汇。当时，虽然个体户已经遍及全国，但因为政策限制，真正意义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出现。当时，为了鼓励企业自主自营，一些走在改革前沿的城市，开始允许一些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挂国有的牌子，但不再指派计划，而这些企业也不再享受国企待遇。和TCL同一时代诞生的联想、万科、海尔、健力宝，也都是这种性质的企业。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挂这个国有的这个牌子，但是他并没有直接给投资，也没有国家计划，那我们就向银行借钱，然后再慢慢滚动发展起来。”

　　从搞技术到搞管理，李东生感到压力很大。无论是设备、技术，还是人才、资本，他们都没办法和那些老牌国有企业相比。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因为你不是国家计划的产物，你没有资金，没有原料工艺能保证，没有人给你包销产品，所以你所有东西都要你到市场上去找，做了产品就要自己找出路卖掉。”

　　唯一的优势似乎只有一点，那就是经营自主，而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优势，后来却焕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初出茅庐的李东生，就这样和他的TCL一起，被直接推到了市场第一线。

　　比李东生晚半年上学的陈育新，从四川农学院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新津县农业局当干部。而刘家其他几兄弟毕业后也都捧起了铁饭碗——老大刘永言成了工程师，老二刘永行和小弟刘永好在当地做了老师。那时候，能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国营工厂找到工作，不仅收入稳定，而且福利也多，除了公费医疗、分配住房，退休了还能领退休金。于是，刘家四兄弟也因此成了街坊邻居羡慕的对象。

　　然而，看似一辈子已经安稳下来的四兄弟，却干了一件“不安分”的事儿，他们要砸掉自己的“铁饭碗”。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我们4兄弟我们商量了以后，由我一个人先出来，先出来就风险小一点，因为这风险说不清楚，有政策的风险，不只是你努不努力，我们考虑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策风险，因为政策风险可能很大了，所以说我们一起商量，我一个人先出来。”

　　四兄弟的计划，是办一个自己的养殖场。他们有这个想法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陈育新清楚得记得，还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特卖座的电影，说有一位“冒富大叔”因为想多赚点钱，搞多种经营，结果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可仅仅才过了一年，1982年，在北京著名的大栅栏街道上，一位叫尹盛喜的街道主任带领待业青年摆摊卖起了大碗茶，这位尹主任却成了全国致富的榜样。

　　这一年，中央明确提出个人可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下海”、“倒爷”这些以前闻所未闻的新鲜词，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也正是这一年，陈育新毕业了，家乡四川搞起了包产到户，政府鼓励农民在搞好粮食种植的同时发展多种养殖。刘家兄弟的心活分了，他们开始盘算着自己创业，办个养殖厂。学农业的老三陈育新，被认为是全家打前阵的最佳人选。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毕竟我们这个大集体，我们4家，还有3家还有工作，还有3兄弟还有工作。所以这样我先出来，然后再一个一个出来。”

　　因为在当地没有先例，陈育新没敢直接办辞职，可即使是办停薪留职，他也是第一个。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现在不可理解的。现在一个本科生，甚至一个博士生要想走了就行了，打个报告就行了。当时我打停薪留职报告的时候，打到有县人事局不敢批，报到地区。当时是温江地区人事局，温江地区人事局不敢批又跑到省人事局，省人事局也不敢批，就请示了当时分管的省委分管的一个书记，最后也没结果，地区人事局一个负责人，在上面签了字，给下面批复，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请示了省人事局，省人事局请示了分管领导以后，就说至今没有回复，就是说你们看着办，就这样，于是我这就批下来了。”

　　刘家四兄弟创业唯一的资本，就是他们上过学，有知识、有技术，至于资金，兄弟四个卖了手表、卖了自行车，最后几乎搭上了全部家当，才凑了1000块钱。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一千元钱能买什么呢，买套机器，孵化机一万多、两万块，大大不够。租房子也不够，什么都不够，没办法，我们白手起家。”

　　手头并不宽裕的刘家兄弟其实曾经向当地信用社申请过1000元贷款，可当时对于民营经济国家没有任何政策，相关部门“等一等，看一看”，贷款最后还是没批。

　　政策到底会怎么走，也是刘家兄弟最担心的问题。1979年的时候，落地式收音机非常时髦，那时候已经毕业的老大刘永行就和兄弟几个合计过，建一个收音机生产厂，兄弟四人为此还专门做过一台样机。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第一台新津在街上摆，很多人围观，我们又拿到成都当时人民商场门口，那放了一下，放了一下，我们从我们的音质，我们的整个品质比他那卖的那些产品还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们就拿到这个产品，找到我们下乡所在的一个乡长，我们说，哎，我们到这儿来创业吧，我说我们有技术，我们找到我们生产队，叫做国家村，生产队，生产队呢搭草绳有一些钱，大概有一万块钱吧，把草绳卖了，有一万块钱，我说你们出一万块钱，我们出技术，我们来组织生产，我们来负责市场的营销，我们搞一个合作的一个公司好不好，那个生产队特别高兴，说好，刚好我们可以做这个事。”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我们几兄弟商量，就准备搞一个电子工厂，电子工厂名字叫“新意”，新旧的新，意向的意，叫“新意”电子工厂，名字都起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想法一块儿向我们乡长做汇报，乡长一听说反了，那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绝不可能，就这样，我们死了这个念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绝不可能，我们死了这个念头，因为太早了，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可能刚刚开始。

　　第一次创业被打了当头一棒，让兄弟几个后来一直心有余悸。这一次搞养殖场是不是还会碰一鼻子灰，兄弟几个心里也没底，他们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找到了当时的新津县委书记钟光临。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说我们几个兄弟，都是大学生，那么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要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带到农村来，要为农村做贡献，同时我们也想能够证明我们自己的能力，也想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现在既然允许做专业户了，我们来做专业户行不行，钟光林书记一听，好啊，现在提倡科技兴农了，提倡专业户了，但是你们不能够只顾自己致富，希望你们自己发展的同时，你们要带动周边的农民致富。”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当时提出要求，他说陈总，他说陈育新，他说我肯定支持你这样去做，但是我给你提个要求，你在一年之内带动10户，8、9、10专业户起来，他说我就支持你更有力度了。”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有了钟书记这段话，我们特别高兴，因为他是党的书记啊，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县委书记是好大的官啊，而且他代表党，代表了政府，代表了对我们的认同。上次我们的乡长对我们的否定，跟这次县委书记对我们的肯定，成为鲜明的对照。”

　　有了政府的支持，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刘家四兄弟办起了第一家养殖场，起名“育新良种厂”。虽然叫厂，但他们其实还只能算是个体户。这一年是1983年，全国城乡的个体户总数增加到了将近136万，比1978年翻了9倍。

　　三、试水

　　无论是李东生的“国有民营企业”，还是刘家四兄弟的“个体养殖场”，这都是改革以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对于他们来说，砸掉铁饭碗，去学习做生意，真的在行吗？

　　当他们站在市场的最前沿，站在改革的风口浪尖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刚刚当上TCL总经理的李东生，对电话机市场其实并不熟悉。因为在那以前，中国大部分地方用的，还是老式的摇把子电话。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在当时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公司用的电话机都是来摇的，那个磁式电话机（音）来摇的，摇把，现在老的电影你可以看到，来摇的。”

　　然而一次偶然事件，李东生却被这种摇把子电话深深刺痛了。一次有个日本考察团来惠阳考察，临走的时候，日本人想要当地政府办公室桌上的一台摇把子电话留念。原来这部电话是半个多世纪前日本生产的，被日本人当作了古董。中国电子通讯业的落后，让李东生汗颜，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生产出中国人自己的先进电话机。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当时国内从普通的电话机，改为程控电话机。”

　　TCL就这样开始研制后来畅销全国的868按键电话。不过这时候李东生也发现，作为总经理，他的经营理念，和企业创始人不太一致。是因为自己对这个行业不够熟悉，还是因为缺乏企业管理经验？李东生决定，再去学习一下。才当了9个月总经理的李东生毅然选择了离职，调到刚组建不久的惠州工业发展总公司，专门负责外资引进工作。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见一些欧洲、美国的客户，他们是通过香港的公司来和我们买产品，但是他们会来看工厂，会来检验他们的货物，所以就和他们有一些接触。”

　　随着和国外企业的接触、谈判增多，李东生渐渐学到了不少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对电子产业也有了更近一步的了解。三年后，李东生回到TCL，那一年，TCL实现了电话机产销量全国第一的目标，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电话机大王”。可李东生并不满足，他觉得光靠模仿，或者来料加工出口电话机，不是TCL的长久之计。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那几年我们停留在一个学习、模仿这样的一个阶段，通过这种快速的学习模仿，做得更加便宜，更加有性价比的竞争优势。那个呢就是再后期企业做得比较大，那不能说就是表面上学一点东西。”

　　在李东生的心里，TCL应该也像曾经接触过的那些国外公司一样，成为国际化企业。可到底该怎么突破呢？李东生把眼光投向了距离最近的香港。一直有合作关系的一位港商，当时已经改做大屏幕彩电和音响，TCL能不能把彩电当作新产品来开发呢？李东生思索着，他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试一试。

　　就在李东生离开TCL又回到TCL的这段时间里，刘家四兄弟的养殖场也办了起来。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都记得，有那么几年全国流行吃鹌鹑蛋，刘家兄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靠养鹌鹑起的家。他们创业的路同样走得不那么顺。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收了两百多个蛋，满载而归了，我也很高兴。刚刚收好蛋，骑上自行车，突然一只狗跑过来要咬我，我不怕狗的，我没管它，我继续骑自行车，他咬了我的脚后跟一口我一疼就摔下来了，摔下来了，我气得不得了，一下就摔到，我本来在田坎上骑，就摔到叫做水田里面，摔到水田里面，全身打湿了。”

　　筐里的鸡蛋只剩下一只没摔坏，刘永好一下子就急了。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哭了，我哭不是说我摔疼了，我哭是我这一天的辛勤。那么我哭的是我这些收蛋的钱，是向我们的朋友、亲属借的，我哭是我们的一些鸡已经订出去了，我不能够给农民朋友一个交代。”

　　为了减少成本和损失，各有所长的刘家四兄弟开始搞科研，很快他们便摸索出一套用计算机配料选种的方法。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我们4兄弟我们知识面加起来，我们知识面比较宽，有时候做农业有时就要有工业的思维，用其他思维去做所以我们优势一下就迸发出了，一下就是你全国都很难找，不只四川。”

　　刘家兄弟还发明了一个用鹌鹑粪养猪，用猪粪养鱼，用鱼粪养鹌鹑的生态循环饲养法，一下子把鹌鹑蛋的成本降到了和鸡蛋差不多。他们的养殖厂也开始远近闻名。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共同做，所以说我们的优势体现出来，也是我们抓住了机会，抓住的机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很多人不敢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非常优秀的人他们不敢走出这一步。”

　　苦心经营让四兄弟很快实现了万元户的梦想，不过他们担心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要想扩大规模，养殖厂光靠他们四个不行，还得雇人，但当时的政策还收得很紧。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很快我们生意就做大了，做大了我们开始要招人了，结果呢说不行，有规定，只能够，工商部门就说了，他说农村专业户只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不能够聘请人，我们就自己做吧。过了一段时间又说可以聘请了，但是不能超过8个人。”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因为马克思讲过，超出8个雇工以上就是资本家，因为中国不能允许出现资本家。”

　　实际上在这以前，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雇人干活的问题，就曾在全国掀起过轩然大波，后来又出过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久雇佣无业青年等一系列事件。关于雇工算不算剥削的问题，1981年的人民日报还专门组织过三个月的大讨论。但结果，对于雇工，当时中央还是提出了“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刘家四兄弟只能揣摩着政策，摸着石头往前走。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说加上我们4个8个吗，还是除了我们4个8个，结果说法是含糊的，没有人给我们说得清楚，我想可能除了我们4个，另外再找8个人吧，所以说我们打了个擦边球，我们就请了8个人，加上我们4个就是12个人，就这样一步步做过来的。”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所以我们只能快半步，快多了，寸步难行，不行，你不快，要失去机会，失去机遇。我们的员工比较努力，由于工资待遇就比其他要高一些，高一些又出现问题了，国家税务总局有个规定，私人企业工资发放最好的地区，最高不能超出200，当时我们已经是300了，已经300了，又犯规了，犯规了。”

　　不犯规，企业发展不了，犯规，又怕触了政策红线。无奈之下，他们又去找县委钟书记要说法。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钟书记比较好，他能够在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他能够允许试验，允许。他说你管他那么多干啥，你做你的吧，反正没有人管你，管他干什么？他就这么讲。”

　　1984年10月，邓小平明确指出雇工问题“可以放两年再看”。两年到了，邓小平还是说:“再看看。”“看”的这几年，刘家四兄弟的养殖厂，年产鹌鹑达到了15万只，不仅卖到全国还卖到了海外。

　　1987年，中央5号文件中，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1988年，“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的根本大法当中；与此同时，国务院发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经济终于得到正式承认。一年后全国第一次工商登记，中国的私营企业从此前的6户猛增到9万户。

　　而此时的刘家四兄弟，也已经是当地有名的鹌鹑大王。那一年，当时的科技部部长宋健为刘氏兄弟题词“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从此“希望”成为了刘氏兄弟的品牌。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我是学农的，农业上就要讲气侯，又要大气侯，又有小气侯，我们企业发展的环境来看，大气侯是我们国家，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这个大气侯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小气侯，小气侯就地方政府营造的这小气侯，如果小气侯不好，也寸步难行。

　　企业发展的路刚刚走顺，刘家四兄弟又遇到了新问题。当时在他们的带动下，县里养鹌鹑的农户越来越多，市场饱和，鹌鹑蛋的价格也直线下降。鹌鹑还能不能继续养？兄弟四个此时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四、市场历练

　　鹌鹑蛋卖不上价了，这让刘家四兄弟意识，这鹌鹑可能真的不能再养了。但不养鹌鹑还能干什么呢？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有一次我到深圳去，在南投这个地方，就发现这个地方好多汽车在排队，我很奇怪，排什么队，其中还有我们四川来的车，那么那个开车的那个司机说，他说我们来这儿买饲料的，买什么饲料，买猪饲料。我说猪饲料，你从深圳拉回四川，他说是的，我说什么饲料，他说颗粒状的，很香的饲料，我说有什么特点，他说吃了小猪长得快，我说怎么快，他说吃一斤要长一斤，我说哪有那么神的，我说我去看看。”

　　生产这种饲料的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正大公司，电视里当时最火节目正大综艺就是他们赞助的。刘永好一听，赶紧去了正大的饲料工厂。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一看吓了我一跳，确实他们是按照现代的工业化的方式生产这种饲料，他们把这个原料粉碎，然后把它按照科学配方，把它配制成一种科学的，适合的标准，然后呢，通过制粒机把它制成颗粒，并且熟化，这样的话呢，猪就不用拉稀了，并且消化率极高，效果特别好，而这种颗粒式的在中国还是首创，以前还没有。”

　　回到家，和兄弟们一商量，四川是养猪大省，对饲料需求量非常大。如果生产这种颗粒式猪饲料，肯定有市场。刘家兄弟果断地将十万只鹌鹑宰掉，开始筹备饲料厂。四个人又一次各自发挥强项，打起了组合拳。这一次他们大张旗鼓地打出了“希望”的品牌。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那么我们就想出一个广告，叫“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因为我是搞营销的，我是负责对外的，我就把这个广告用语，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然后呢就在农村呢这个墙头，土砖墙，在墙头上给他刷上去，农民很高兴，原来都是土砖嘛，土砖是黄黄的，黑黑的比较脏，那么我们给他贴上红色的这个广告，刷一刷白色的涂料，他觉得挺洋气的，挺好的。”

　　四弟负责广告营销，老三陈育新和大哥刘永言主抓科技研发，而二哥刘永行则负责内部管理。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那么一段时间，在四川的农村，见到的几乎都是我们“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我们希望的广告。又过了一段时间，广告可以了，我们又找到电视台，电视台说可以啊，他说我们四川是养猪大省，他说我们为农民朋友服务，做这个的广告我们愿意。”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刘家兄弟研发的“希望牌”饲料，在四川的销量就直追“正大”。质量不差，但价格每吨却整整便宜了60块钱，“正大”有点着急了，开始降价，可没想到他们降20，希望也降20，他们降100，希望干脆降120。刘家兄弟的组合拳，打得“正大”毫无还手之力，不得不退出了成都市场。

　　之后，四兄弟一鼓作气，又在全国建起30几家饲料厂，希望集团成了全国有名的私营企业集团。然而就在此时，乌云也正向他们压来。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人就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行的，一定要取消，一定要取缔。所以说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社会上有很多的说法，媒体有广大的报道。”

　　1989年，安徽《芜湖报》在头版刊出了一条消息：前几年靠“傻子瓜子”闻名的个体户年广久，因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被逮捕。另一条消息是：山东私营企业主王廷江将自己价值600万元的工厂献给集体，获得了入党资格。私营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一时间，全国议论纷纷。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而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感觉到压力特别大，以前很多的县里面，市里面，省里面领导到我们这儿来参观，给我们肯定、表扬，一段时间以来没了，一个都没了，我们就感觉到很奇怪，怎么回事。”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当时是有很多人给我们建议，很多好心人，包括亲戚，朋友，包括在政府有些人，他们是好心，建议我们挂靠，而不是交，挂靠到国有企业，挂靠到集体企业。”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后边我们发现，报纸上有很多的关于这个讨论，究竟是姓社姓资，发现有不少的人在收摊了，不干了，我们压力就更大了。当然呢，银行也不给我们贷款，银行也不给我们贷款，我们总觉得不对。”

　　1989年，全国个体工商从业人员锐减360万人，私营经济发展几乎完全停滞。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又去找到我们的县委书记，书记，我跟我三哥，育新一块儿找的书记，我说书记，你看现在对这个私营企业很多说法，是不是该做，能不能做，是不是我们做错了。”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当时赌气，我说我这企业干脆交给县长算了，交给政府算了。”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干脆我们交给国家算了，变成一个国有企业，我们继续管行不行，我们也领工资，免得走资本主义道路。”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钟书记说，他说你交给政府不行，交给政府几天就垮了。”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他说有什么事我们给你顶着，你们做就行了，我没想过要收你的，确实我觉得我们县委书记这些话，我们很受鼓舞，很感动，很受鼓励。那么我们还是回去悄悄地继续在做。”

　　对于刘家四兄弟来说，回去悄悄继续做，就不会有人质疑了吗？

　　而对于李东生来讲，虽然TCL不存在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但做彩电、做音响、步子迈得这么大，又会不会出问题呢？

　　当年这两家企业，是怎么跨过这道坎的呢？下期节目，咱们接着来看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