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2006年10月30日，警务人员在展示查获的假证件。新华社记者 杨俊江 摄
新华网贵阳1月3日电（范锐、周之江）电话试探，反试探；跟踪，反跟踪；侦察人员刚换下一拨，另一拨就紧紧跟上……这些如同侦探电影中的情节，在冬日的贵阳街头曾上演。这是贵阳市打击野广告及制贩假证专项行动中的一个案件侦破的真实情景。2007年12月13日，经过7个小时的“接力”跟踪，一个制售各类假证的老巢被执法人员摸到，6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擒获，查获各类假证400多个。
一段时间以来，贵阳从街头“送外卖”，到半成品加工，再到地下印刷厂，形成了一条猖獗的“销、贩、制”假证、假票据犯罪“产业链”。自2007年12月以来，贵阳市开展打击野广告及制贩假证专项行动，一批不法分子相继落入法网。
假证票仿真度很高，灯光下甚至能看到水印 “用制贩假证、假票据者的行话来说，他们的最低一级销售人员，也就是在街头寻找买主的人被称为"送外卖的"。”贵阳市南明区地税局副局长符燕说，“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网络体系，因此查处这类案件时，必须从"送外卖的"入手，然后才能一层层查到上家。”
然而，即使处于网络终端的“送外卖的”，在交易过程中也极为小心。
一般情况下，“送外卖的”在确认买主后，绝不会手递手交易，而是把假证或假票据放在花坛或石阶上，因为按照相关法律，如果不是双方交易时人赃俱获，仅搜出假证、假票据，是不能作为处罚证据的。
2007年11月底，贵阳警方在锁定几名“送外卖的”后，开始跟踪，试图找到其上级的窝点。
然而，这些所谓“送外卖的”不单是在交易现场极端警惕，甚至还有着相当专业的“反侦查”技巧。他们在完成交易后，一般会乘坐非法营运摩托车迅速离开。
“一旦进入小街小巷，很快就会失去踪影。”一位办案人员说。
在连续数日无功而返后，警方摸清了制贩假证、假票据窝点的范围，并布置大量人员监视，经过数小时的“接力跟踪”，终于将窝点锁定在贵阳火车站附近一栋居民楼内。11月23日，警方一举端掉这一窝点，并搜出涉及服务业、运输业、维修业等各类假专用发票3万余份，发票专用章90余枚，收缴大量发票电脑排版、印号工具及发票打印机等设备。
在鉴定这批收缴的假发票时，贵阳市地税局总经济师彭兵吃了一惊，“仿真度很高，拿到灯光下甚至能看到水印，纸张也很相似，一般人很难识别出来。即使专业人士，单凭手摸目测，也难以分辨真伪”。
犯罪链高度“专业化” 证件的制假同样猖獗。12月18日，贵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队长刘毅给记者展示了收缴的部分假证件，结婚证、离婚证、结扎证、军官证、警官证等，几乎无所不包。除种类齐全外，“专业化”更体现在整个制售体系的分工明晰、各司其责上。
符燕说：“我们端掉的这个窝点，严格说只是一个半成品加工点。从更上一级不法制假者批来的假发票，通常将联票号码处留空不印。半成品加工时，制假者会根据真发票推算出近期的号码段，然后再印上号码。以至于假发票到了消费者手中，即使上网验证号码，也很可能辨不出真伪。”
在彭兵看来，由于制售假证、假票据的各层“分销人员”都是单线联系，“稍有不慎走漏消息，线索很容易中断。据我们了解，制作假证、假票据的源头多在沿海，异地销售。事实上，打击制售假证、假票据的行动几乎无年不有，却往往只能打击下线，治标难治本”。
“近期我们捣毁了8个制贩假证、假票据的窝点，刑事拘留20余人，治安处罚40多人。初步掌握了一些线索，下一步的目标是顺藤摸瓜找到源头。”刘毅说。
既要查处制假售假，也应严厉制裁“买方” 假证、假票据“屡禁不止”的另一个原因，是“买方确有需求”。多管齐下才能“治标治本”。
彭兵说：“根据我们多年来打击制售假发票的经验，购买假发票的，多数是各类企业，假票假开或是真业务假开，以达到虚增成本、规避税收的目的。正因为有了"市场需求"，各种假发票也就层出不穷，甚至细到针对不同行业、地区、用途，分门别类进行造假。”
据了解，制售假证、假票据成本低廉、技术简单却能博取高额利润，也使得不法分子敢于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加之制售假证、假票据的团伙已形成严密的产业链条，也增加了打击行动的难度。
然而，也有相关人士指出，对购买假证、假票据者缺乏严厉的制裁措施，也是导致“买方市场”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不过，解决“买方市场”问题毕竟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社会评价体系、用人体系、社会观念、价值取向等多个方面。彭兵说，多数制售假证、假票据的案件涉及异地办案，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协查机制，不从源头上遏制生产，销售地的打击就不能真正落到实处。
此外，完善并简化正规证件、票据的检验体系，是筑建“治假”防线的必要手段。以学历文凭为例，贵阳医学院副院长罗俊说，本科生文凭基本已实现全国网络联网备案，随时可供查询，“实际上，很多证件都能通过网络或电话验证真伪，关键是要树立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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