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 年龄：67岁 当时身份：小岗生产队队长 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
小岗村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
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严俊昌家再往前一公里，就是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每一周，严俊昌都要到那里坐一坐，今年67岁的他是纪念馆的名誉馆长，常常要向前来参观的各路人马介绍当年按血手印分田到户的经历。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关闭了一扇门，又开启了一扇门。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还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字样，而这18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偷偷摸摸想走得更远。严俊昌是当时小岗生产队的队长，他出于求生本能做下的决断，震惊高层，并终获认可，“中国改革第一村”由此诞生。“不但没有枪毙我，还表扬我。”严俊昌也感到一个新时代来临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尝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甜头之后，才进一步“农村包围城市”，放权让利到全国。小岗村的“大包干”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在接下来的时段，这个明星村落不断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照，但它也无可逃避地像其他村落一样，经历阵痛：乱收费、盲目发展村办企业、干群冲突……甚至于这些当年冒着杀头危险共患难的老人，也开始纷争不已。“大包干开始时村里没有一个反对的，后来日子过好了，争权夺利，18户人家闹了那么多矛盾。”严俊昌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无论如何，日子的确更好过了。但严俊昌也感受到小岗村发展的瓶颈，和村里的其他带头人一样，他开始重新考量集体化农庄的可能性(并非是对“大包干”的一种简单反动)，并对强人政治迷恋不已。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取得共识的观点。不过，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改革开放在它的而立之年，未能“不惑”，在新的路径选择面前，或许我们唯一可能的共识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人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据199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在史诗中裂变的小岗村》，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记者注)。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开始几年没有乱收费，村民才富一点，但不久后就开始乱收费了。
一个部队的师长来小岗参观，他到我家，我问“我们这样(单干)能干多少年”？他说“现在老邓在政，政策不会变，我就怕地方的腐败政府看你们有了，虽然锅里还没多少，他们就你一勺我一勺把锅里给挖空了”。
当时我还不信，后来他的话就变成现实了。
单干后，我家有四五十亩地，那个时候干的只够缴费，全罚掉了。名义上说是为群众服务的代收款，比如用于集体抽水的费用，但是那几年根本没抽多少水，剩下的钱也不还给农民，代收到他们自己的口袋去了。再比如“基本建设费”，每个人收二三十元。收上去了什么也没建设。要收费了，我们几个大队干部就得打个报告，今年想要为农民干点什么，变相收费。
1980年代中期，乱罚款到什么程度了？不交罚款就把你们家门给扒了，罚你多少钱就从你家粮仓扒多少粮食。村民要是抗拒打架，就被抓到派出所。当时我是村长，一年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是上缴款的回扣钱。
我认为那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村长也带人去扒粮食。不扒不行，任务完不成，没有办法。我心里也挺矛盾的，共产党的路哪能这样走呢，我们当干部一天到晚扒群众粮食怎么行？
我就写了一封信让人带给王郁昭，王郁昭带给了万里。
温家宝点名请我，我告了乱罚款乱收费的状 温家宝可能就是因为我那封信来的小岗。至少我的信转交给他看了。
那时上面只要来了人，我讲了实话，上面的人就会找县里面。县里面就认为我老严尽说实话，他们就不高兴。后来县委书记找到我说：老严你一天到晚给群众打官司，群众的收成我们扒去的还不到两圈。我就说，你两圈他两圈，总共有几圈呢？
温家宝没来之前，县委人大一把手就对我说，老严，你这次不能再说实话了，你这个实话说了弄得我们集体政府都不好看。我当时说，我不讲空话。他就说，不管你说不说空话，我们不安排你说话。
温家宝来的时候，县里不让他来小岗村，怕我们讲了真话啊！就借口说抽水把土路给拦了，实际上根本没有放水。后来温家宝一定要见我们，说“把严队长接来”，就用车子把我们接到了小溪河镇上去。
但是后来没安排我讲话，安排严宏昌(大包干时任生产队副队长)讲话。他开会谈到人均收入5000元，温家宝也没吱声。
要散会的时候，温家宝说，不行，有几个老同志点名说一定要找到严俊昌，请他讲话。
我在会上说，我如果不讲，对不起党，也对不起群众。我们就要说实话，我们政府只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有希望，不能净搞弄虚作假。有人说农民种地那么富，人均收入那么多钱，其实没有。实际上只能解决温饱。哪有那许多钱？我们每年人均只能收到七八百、上千块的样子。
我又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可我们现在这样单干后生活都过好了，为什么党和群众的距离又拉大了呢？群众瞧不起我们干部呢？现在净搞什么乱摊派乱罚款，见你种烟、种棉花、种油料，都要收钱，连养猪还要收二十块的猪头税。那些费用多的一户有两三千，我家有一两千。这种乱收费乱罚款农民怎么看得过去？我们赚的还不够政府要的，这不是个问题吗？
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当时温家宝就问，严俊昌提的可是事实？县委书记不敢回答，就说，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温家宝说，严俊昌提的如果是事实，立即纠正，老农民这么朴实，怎么种田种得这么辛苦呢？
当年我们一个公社就没有交这些罚款。第二年，其他的乱收费也都不敢收了。有的人就说大家要买花炮到严俊昌门口放，他这一告状我们每年要省多少钱。
1993年再回小岗，我想办点集体经济产业
小岗原是严岗村的一个小队。我原来分田包干是在小岗队开始的。大包干批准后我就在严岗村当村长。1993年，因为我给万里写信，县里面怕中央再来人，就想把严岗村分成两个村，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分出来合并成小岗村。安徽省人大亲自抓小岗，1993年把我调回小岗村当村支书。
我当时不同意，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上面说村子人口少，上面好支持，这样可以让小岗早点富起来，上面下来视察比较好看。因为我不同意，县委开群众会说，如果同意两个生产队并成一个小岗村的话，上面农业税什么的啥也不收。这样群众就都同意了，1993年，小岗村就取消了农业税。
现在小岗村有400来人，100多户。当时我反对两个小队并成一个村，我认为不见得人少就能干好事。村里人多，才能选出能人来。
上面来人的时候我一直不说假话。后来又把我调到小溪河镇里当镇农委副主任，“你属于国家干部了，调出去不能在家住了，小岗也不与你相干了”。
1993年，上面打小岗的旗号，注册小岗商标，在小岗村之外，搞农业实业总公司，引进瓶盖厂、面粉厂什么的。这些厂和小岗没有任何关系，小岗一分钱也摊不到，村民什么好处也没得到，都是假的。
我回小岗村来做村支书，也是想着能办点集体经济产业。县里也想要扶持小岗，我就准备培养严宏昌，参与筹建农工商总公司，还让他参加上海的政策研讨会……后来干得一塌糊涂。小岗村企业工程什么的特别多，邻村没有这么多，小岗村牌子响才搞得这么多。
有一年，日本还赞助了小岗1000万日元(约人民币70万)养鸭子。后来县政府拿钱盖了一栋房子，钱根本就没有用来养鸭子。
从90年代开始土地又荒了不少，地种完了也懒得管了，因为种地收入不高。大家主要靠打工赚钱。1997年，严德友任村支部书记时，引进了江苏连云港市长江村的支持。小岗的变化和长江村分不开。长江村为小岗铺了友谊大道、绿化，帮助发展小岗的葡萄业和其他农副业，给村民送彩电，让小岗人重获信心。
小岗的葡萄特别有名。这几年都种葡萄，年景好的时候一户每年一两万块钱没有问题。葡萄苗加杆子一年就要花一两千块钱，都是长江村赞助我们的。其他队想干哪有这个机遇呢？种葡萄以前呢，小岗经济和其他村差不多。现在小岗经济比其他村要好点，因为在长江村能人的带领下，小岗村开始逐渐发展副业了。人们思想开始转变了，过去主要就是种稻、麦子等粮食作物，现在哪个经济效益高，就搞什么。
前两年，生产队干部说要出去看看，解放解放思想，村干部一堆人去南街村、大寨、红旗渠这些地方考察。没去之前，我就想，好地方必须要有好带头人。学南街，要有南街一样的带头人才行，像华西的吴仁宝，像长江村的郁全和。郁全和从二十多岁干到现在，只有长期的干部才有长期的稳定，才有长期的发展。
我所说的集体经济与大包干前的集体经济是两回事，现在的集体经济必须要有村办企业，没有企业光靠种田只能解决温饱。学南街村，小岗必须要有集体企业才能学。有了集体经济，农民有了收入，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就把土地让出来了，这样村干部就该加大投入，整平土地。以前100个人干的土地，机械化后只需10个人。农村的生产必须要机械化，但怎么走这条路？要看准了才敢走。要是没有企业，农民没有收入，把土地收上去不出一年，又得要饭。这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必须要有能人带。
大包干让小岗成了明星村，这对小岗应该是好事，毕竟上面有拨款什么的。党对小岗这么重视，但是小岗人没创造好。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过去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就是看车头是不是有本事带，这是关键。（记者韩福东实习生 雷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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