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根状态”是我对中国文学当下境遇的一个判断：没有可靠的价值基础，没有稳定的评价尺度，没有远大的文化理想。作家普遍丧失了对现实的判断能力，对未来的想象能力，对历史的反思能力。每年有成百上千部长篇小说出版，但那种能够帮助读者认识现实、了解历史、把握未来的作品却寥寥无几。
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学不仅不能给读者带来诗意的美感和生活的激情，而且，还作为一种消极的力量，给读者的内心世界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考察2007年的长篇小说，其指向和目的固然在于对当代文学的拔根状况的认识和揭示，但更在于寻求重新扎根的途径和策略。无论批评家还是作家，他们的共同的使命，本来就是透过层层的遮蔽，洞察生活的真相，本来就是与种种巨大的干扰力量进行积极的对抗，——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通过对异化力量的抗衡与超越，来显示自己精神上的勇敢、成熟和强大的。
一活着，并且记住 在中国，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并不多见。在2007年的长篇小说中，有勇气面对历史和苦难，能给人们提供真实信息的小说，也同样是寥寥无几的。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1月），无疑是这不多的作品中比较“像样”、值得关注的一部。
杨显惠的这部小说叙述的是，在1958年“大跃进”导致的三年严重饥饿中，无数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所遭受的可怕灾难，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和牺牲。作者在《后记》中说：“我想告诉那些不了解历史或者忘掉了这段历史的读者：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我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温饱生活，为了这温饱生活，我们的前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数人的生命和眼泪。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这是一个作家的良心话。我们的确不应该忘记那些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人们。
同他写作《夹边沟纪事》一样，杨显惠每年都要花去几个月的时间，到大西北去寻访那些“大饥饿”的经历者和幸存者，其中所感受的辛苦和艰难，恐非常人所能忍受。在当下，这无疑是一种已经很少见的写作方式了。“深入生活”早已被当做一种过时的理念，早已被视为一种失败的经验，早已被这个时代的许多作家弃之如敝屣。对那些把自我的“身体”和“欲望”当做人生全部的作家来讲，“想象”和“叙述”意味着一切。对他们来讲，叙述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是否真实，远没有如何叙述来得重要。
杨显惠选择的是一种完全写实的策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作品成为真正的小说。从形式上看，耐心地写细节，耐心地写情节的发展过程，耐心地写人物的精微感受，这些，就是好小说最明显的特征，而杨显惠的作品显然是具有这些特征的。杨显惠对丰富的采访材料，进行了巧妙的小说化的艺术加工。他在事实中加进了自己的想象，注入了自己的情感。他的许多描写，简洁、准确、有力，不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情感。还有诗意，是的，我说的就是文学性，在这部小说中并不少，你只要读读《顶针》和《父亲》结尾部分的景物描写，就能感受得到。
饥饿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甚至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真正的主人公。正是饥饿把几乎所有的定西农民赶出了家门，让他们流离失所，让他们沿街乞讨，让他们暴尸荒野。在可怕的饥饿面前，我们看见了眼泪和哀求，看见了人性的脆弱和丑恶（如《父亲》中的父亲），但也看见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看见了被爱所激发出来的牺牲精神（如《姐姐》中的姐姐和《黑石头》中的娘）。
“活着，并且记住”，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一部小说的名字。其实它应该成为所有小说家的文学信念，成为我们面对苦难的一种坚定不移的叙事态度和写作立场。
二在“成功”中失败的一代作家 如果从代际角度来看，“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即使不是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人数最多的作家群落，至少也是影响最大的。王朔的《我的千岁寒》（作家出版社，2007年3月），印数至少应该在6位数以上；池莉的《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2月），印数20万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印数两万册；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印数20万册。贾平凹的《高兴》也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印数至少也应该在6位数以上。
这些作家的作品刚一出版，就成了热闹的新闻话题，就成了成功的市场现象。这些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文学的路途上，大体上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轨迹：在文学一片荒芜的“新时期”，他们因缘际会，登上了文坛，以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为内容，凭着初恋般的认真和严肃，写出了一些很不错的作品，并因此获得了批评界宽容的认同和慷慨的鼓励，从而很轻松地积累了巨大的声望资源。接下来，进入90年代，他们便将自己取得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转化成了市场资源和媒体资源。他们成了市场经济时代和娱乐主义时代最受关注的群体，也是获得各种利益最大的一群人。但是，由于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教育，缺乏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所以，他们在写作上的“内囊”也很快就“尽上来了”。然而，就像一台持续空转的机器一样，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接受了来自市场的“社会订货”，以一种“熟极而流”和高产出的方式，进行自我复制的重复性写作。
“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却是既早熟又早衰的。他们把封闭的“写作”当做文学的全部内容。写，写，写，不停地写。他们写多少，就发表多少，——甚至发表的比写的还多，因为，他们常常重复发表自己的作品。不仅如此，有些作家在成名之后，甚至把他们积压下来的退稿，也都全部拿出来发表了。
读“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以追求“纯文学”或“美文”为鹄的“自我型”的“私有形态写作者”，而不是“社会型”的介入生活、批判现实的作家。他们与自己时代的现实是隔膜的，而在叙述态度上，他们不仅缺乏温暖别人的爱意，而且还常常是冷漠、油滑甚至凶暴的。虽然他们大多已经成了中国文坛的“主角”和“担纲者”，但是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了“问题作家”，已经在创作上陷入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之中。他们在虚幻的“成功”中不断炮制失败的作品。他们是“成功的失败者”。
三可怕的冷漠与严重的隔膜 冷漠从来就是文学之敌。爱是文学的根本。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把对人和生活的爱，当做一种稳定的心情态度和世界观；他们不仅自己心疼自己笔下的人物，而且能让读者也喜爱甚至心疼他们。
然而，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同他的《一腔废话》和《手机》一样缺乏新意、热情和庄严感。虽然作者有兴趣叙述一群进入城市的农村人的生活，但他基本上是通过随意的想象来编造故事的，通过强化娱乐要素来吸引读者的。刘震云看到的几乎全是生活中的阴暗面。
在刘震云笔下，一切都是滑稽的可笑的，都不值得被同情和赞赏：“这小伙子读过高中，喜欢拽文。傍一野鸡，自比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与野鸡傍着，却被鸡管着。苏顺卿可以与别的男人睡觉，"柳永"却只能与她傍着。傍"鸡"也不是好傍的，比傍一个良家妇女还要花钱。”（第94页）如此这般琐碎、无聊、粗俗的调侃，在这部小说中所在多有，随处可见。《我叫刘跃进》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由这些男盗女娼、偷鸡摸狗的事象构成的。
在刘震云的这部作品中，我们看见了冷漠的讽刺和嘲笑，但却看不到严肃而令人感动的幽默。作者在修辞姿态上所显示出来的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他的小说在情节叙述和细节描写方面的虚假，竟然成了一个无足轻重、无须多谈的问题。
同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相似，贾平凹的《高兴》所叙述的是一个到城里来捡破烂的农民的生活。贾平凹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生活，显然是不熟悉的，是缺乏深入观察的。于是，他不仅靠随意的想象和编造来展开叙事，而且还用一种冷漠的丑化的方式来描写人物。
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对都市的敌意（《高兴》，《当代》2007年第5期，第45页），仍然可以看见对神秘事象的装神弄鬼、煞有介事的渲染（同前，第119页），仍然可以发现描写“恋污癖”的情节事象，例如：“五富收到的破烂比我还少，大多是一些手纸，上面沾着粪便和女人的经血，似乎他一直跑的是公共厕所。好的是手纸被苍蝇追逐着，这些苍蝇也就留给了瘦猴。”（同前，第16页）该书第18页、89页、107页、132页等多处都有这种秽亵的描写。
像刘震云一样，贾平凹也对人物进行丑化描写，例如：“我停下来，她一跛一跛过来，我只说她要退还五十元钱或者给我说什么，她却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梆！"知道她会来亲我，慌乱中我避过了头，她亲得响声很大，口红蹭在了我的衣领上。……孟夷纯是妓女，只有妓女才这么大胆地当街亲我。”（同前，第74页）
从这样的描写中，我们更是看到作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冷漠和傲慢。对照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马斯洛娃的描写，对照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芳汀的描写，对照托斯陀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索非娅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类作品在伦理境界上的天壤之别：伟大的作家最终把妓女写成圣女，我们的作家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
但最严重的问题是不可救药的虚假，是真实性的严重缺乏。在《高兴》里，孟夷纯的前男友杀死了她的哥哥，为了让家乡的公安机关缉拿逃犯，这个姓孟的女孩从陕南来到西安做妓女，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全部寄给没有钱就办不了案的米阳县公安局。但公安局总是抓不住杀人犯，于是，孟夷纯就得一直做妓女。这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主干情节。不管这里有多少特殊意义上的真实性，但是，就普遍性来看，这无疑是不真实的。
王朔的《我的千岁寒》是一部拼盘式的大杂烩。里面既有小说模样的《我的千岁寒》，也有电影剧本《妄想照进现实》和类似电影剧本的《宫里的日子》；既有哲学模样的《唯物论史纲》、随笔模样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有侃大山的《与孙甘露对话》。
读完全书，王朔留给读者最深印象的：第一个是游戏，第二个是游戏，第三个，还是游戏。借着嘻嘻哈哈的调侃和自以为是的胡闹，一个人也许可以给大家带来许多的快乐，也许可以制造出巨大的新闻话题，但是他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作品。
四 被误用的“启蒙”和无因由的“所以” 在启蒙话语已经花果凋零的冷冬，忽然看到一部名为《启蒙时代》的小说，这多少有些让人惊讶和好奇。然而，唯一称得上是启蒙的，大概就是“狱友”一节中王校长对阿明的影响了。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没有真正有思想的启蒙者出现的。
王安忆试图说服人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启蒙”是可以不受“时代”影响的，因为，“这城市还自有一种定律”，这种定律足以对抗“时代”的侵扰，完成对那些幸运者的启蒙：“在这一时刻里，他们忘记了时代的暧昧，前途的暧昧，他们甚至不知道何去何从，可是心里充满光明。”（《启蒙时代》，第262页）。唉！这是一种多么虚妄又多么而令人不安的“光明”啊！
王安忆把“启蒙”降低到“市民生活”的水准。小说里的人物陈卓然表达的，显然就是王安忆自己的理念，就是她自己的“启蒙”思想。陈卓然为“小市民”辩护，认为“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他们有权利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利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为之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于人间社会的理想。”（同前，第282~283页）这样的缺乏人文理想和现实感的思想就是启蒙吗？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启蒙”固有的紧张和冲突，就这样被抹平了吗？如果“启蒙”就如同“数米”一样，那么，就不要它也罢。
也许是由于对那个特殊时期的“时代”生活的隔膜，也许是为了便于表达“启蒙”的思想，《启蒙时代》用笼统而抽象的概括性叙述，代替了具体而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形象刻画。如何摆脱小说写作上的反小说性，这恐怕是王安忆近几年小说创作上存在的一个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艺术问题。
如果说，王安忆的《启蒙时代》给人一种负重爬山的阅读体验，那么，池莉的《所以》读来就顺溜得多。这多半是由于池莉叙写的是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小说中的“我”，一个叫叶紫的女性，“从现在起，从今天起，我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这一次，一定要成功！首先要把户口转回武汉！同时找到调动单位！看来禹宏宽姐弟俩是有这个能耐的，要抓住他们！紧紧依靠他们！沉着冷静，事先深思熟虑。这次绝对不能搞砸！让关于"个子太矮"的遗憾见鬼去把！不丢下小资产阶级的悲悲戚戚，怎么能够办成大事？”（《所以》，第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2月）
在池莉的这部新作里，除了鸡毛蒜皮的小事，除了那种自我中心的怨怒，我们似乎很难发现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没有美好的人物，没有高尚的行为，没有诗意的情调。
从《所以》的书名看，作者是因为有种种的缘故，才来写这部小说的，但是，在我看来，无论理由有多么充分，都不能把写作降低为怨恨，都不能把无节制地发泄怨气当做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不能随便就用一个靠不住的“所以”来概括人生，也不能随便就用一个“所以”做理由，对生活进行简单化的、情绪化的叙述。没有伦理高度和人性深度的“所以”，只能让作家歪曲地理解世界，并最终让他们写出缺乏普遍人性内容的失败之作。
总之，由拔根而再扎根，对当代作家尤其是“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来讲，已经成为一件迫切的工作和严峻的挑战。他们只有完成这个工作，应对这个挑战，只有超越自我、克服自己身上的种种局限，才有可能在创作上根深叶茂，才能写出有分量、有价值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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