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决策杂志
2007决策陷阱
-本刊记者 杨 敏
领导者在做决定时,会对得到的第一个信息给予特别的重视,第一印象或数据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我们的思维固定在了某一处。
谈到决策失误,人们往往习惯从决策的方式去考察失误的发生机制,其实,对于地方领导者来说,决策最大的敌人不是方式,而是决策者本身。
陷阱一:官员“勤政”。有一个著名的管理学故事叫做“蚁王筑路”,说的就是勤政带来的决策失误。为方便国民出行,蚁王决定在大家经常活动的地方修路,并请工程师设计路线,一个月后就建成了几条主干道。可是,蚁王发现蚂蚁们并不领情,还是不愿走“干道”。这是为什么呢?调查发现,走那些路线远比走“干道”便捷。这时,一只聪明的蚂蚁提出了一个建议:工匠们干脆沿蚂蚁自己走出来的路线修路,这样一来效果很好。
“吃力不讨好”,是日常管理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原因在于有着善意决策意图并不代表必然产生好的决策效果。“蚁王筑路”的故事与邯郸下辖几个县给农民发放秸秆“放倒证”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焚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确困扰地方政府,成安等县为了化解难题,发文规范农民收割玉米的行为,意在“禁烧”的基础上引导“秸秆还田”,为此还成立了一个指挥部。如果农民遵守这样的规范,那么势必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由此甚至与管理人员发生了冲突。这是一个典型的“勤政陷阱”,决策者从良好的政策意图出发,却因重规范管理轻便民服务,导致决策失误。其实,勤政陷阱就是一种越位,如果政府去管那些不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大多无法避免掉进这一陷阱。
陷阱二:沉锚效应。领导者在做一项决策时,会对得到的第一信息给予特别的重视,第一印象或数据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我们的思维固定在了某一处。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沉锚效应类似于“首因效应”,也就是对事物的第一印象往往会影响我们做出判断。在2007年众多地方公共决策案例中,“沉锚效应”集中表现在温州鹿城区劝离“有前科者”这一案例中。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一位领导曾经撰文指出,鹿城区常住人口65万,登记在册外来人口77万,在违法犯罪成员中,外来人口所占比例高达80%,在押在拘人员60%有前科劣迹,“这说明外来人口是公安机关管控的重点,有前科劣迹人员是公安机关管控的重中之重。”于是,鹿城区从维护社会治安工作出发,制定了“有前科暂住者”名单,并发起了一场驱赶劝离工作。法律上尚且有“无罪推定”,但是,鹿城社会管理领域却遵循“有罪推定”,使得这项决策带有明显的违反正义和公平等普世价值的硬伤。
作为决策者,当你受到一句话、一个数字,一件小事的启发,并继而因此左右决策的时候,就要警惕是否已经掉进了“沉锚效应”陷阱。
陷阱三:棘轮效应。2007年,有关公务消费的决策案例多次引起舆论关注,从山西“粮神殿”,到湖北洪湖的“百官倡烟”;从信阳王铁铁腕禁酒,到汝南偷拍取证公款吃喝。如今,公务消费已经误入“棘轮效应”陷阱,我们不妨先从一根象牙筷子说起。
纣王要用象牙筷子,群臣皆不以为然,唯独箕子忧心忡忡。箕子说:“纣王用象牙做筷子,必定再不会用土制的瓦罐,肯定要改用犀牛角杯和美玉碗,如此一来,难道还会用它来吃粗茶淡饭吗?大王吃的是美酒佳肴,穿的自然要绫罗绸缎,住的更要求富丽堂皇。”箕子的担忧如果用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果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就是“棘轮效应”,也就是说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具有不可逆性。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发现公务消费决策的巨大惯性,也能够体会王铁禁酒之艰难,以及仍然在土坯房里办公的河南卢氏官员们为何赢得舆论尊重。
陷阱四:以问题为中心。对于地方公共决策来说,从问题出发没有危险,但是以问题为中心绝对是一个需要防范的决策陷阱。以问题为中心最大的产物就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使得决策者缺乏系统思维。以广州“双禁”为例,因为飞车抢劫,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禁摩”似乎理由充分,但是就有公众质疑,如果有“飞车党”就禁摩,那么是不是有“背包党”就禁包呢?如果飞车抢劫手段升级,改用汽车,是不是就要干脆禁止汽车出行?这些质问逼近决策失误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如果仅仅以问题为中心,孤立地解决某个问题作为政策取向,那么势必缺乏系统观点。禁摩、禁电之后,百姓高达10亿的沉没成本谁来买单?公交线路优化没有跟进的情况下,市民出行难如何解决?“双禁”过后,刺激市民更多地购买私人汽车,道路、停车场、加油站等基础设施能否提供良好的供给———
一言以蔽之,优质决策不仅仅以方式取胜,更要求决策者从思维上能够避免一些常见的决策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