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突围

　　来源：廉政瞭望

　　政改突围

　　从古到今，改革者大多命运多舛。改革既是对传统意识形态和思维禁区的突破，更是对现有的权力结构和既定的利益格局打破和重组，必然伴随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治风险。因此，改革者留给人们的，往往是一个茕茕孑立的孤傲身影，他们的改革也同他们的个人命运一样风雨飘摇。

　　◎本刊记者 周丽萍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模式的发展。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民主政治试点不断风起云涌。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推行“公众全程监督政务”，浙江温岭市通过民主恳谈形式实行“协商民主”，还有近期四川巴中市推行的“县区一把手公开民主测评”，这些民主政治试点，都是对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生动有益的探索。

　　然而，对于当前自下而上、自行开展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试点已经不易，推广更是难事。如何让试点的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这是一个超越改革者个人能力的命题。

　　新时期的改革底气

　　从古到今，改革者大多命运多舛。改革既是对传统意识形态和思维禁区的突破，更是对现有的权力结构和既定的利益格局打破和重组，必然伴随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治风险。因此，改革者留给人们的，往往是一个茕茕孑立的孤傲身影，他们的改革也同他们的个人命运一样风雨飘摇。吕日周的人走政息，魏胜多的戟折沉沙，董阳、李昌平的政坛出走，便再现了历史上政治精英淘汰机制的残酷。

　　然而，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当初，发现思想上未被主流意识形态接受，行动上缺乏制度支撑，政治大环境也缺乏足够的开明，是这些改革孤立无援半途夭折的根本原因。在那个时候，改革者跑得太前，冲得太猛，改革成为一个人的战斗，其光彩也如流星般转瞬即逝。

　　在那个时期，改革者和他的改革只有靠侥幸和低调才能生存。侥幸是处在一个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上级领导比较开明的地方，低调就是只做不说。一些引起轩然大波改革者，如组织第一次直选镇长的张锦明，幸运地历经职务迁升到雅安，依然坚定地进行着自己的政改实践，这与四川的大环境比较开明不无关系。

　　时移世易，当“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成为全党共识，当“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出现在中央权威文件中，政治体制改革已然大势所趋。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定推进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自发的政改试点契合了推进党内民主的时代潮流，改革者成为了时代的领跑者而不再是孤独的行路人。像仇和、李仲彬、张锦明这样的“改革明星”，不仅其个人职位得到升迁，其改革的做法和经验还被吸收进了中央文件。

　　如仇和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就在全县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后来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李仲彬推行的党务公开、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和张锦明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试点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了肯定和认可。

　　在现今日益开明的政治环境下，像魏胜多那样因改革获咎的遭遇，或许不复再现。2006年，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首次以法律形式为改革者提供“护身符”。改革者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支持，比之从前更有了底气，也更加从容自信。2007年底，仇和迁任云南省昆明市委书记。甫一到任，他就特别对新闻单位提出“要负面的报道，看看我们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让人感受到一个改革者直面挑战与敢于负责的政治勇气，让人对他接下来的施政充满期待。

　　我们有理由乐观，在十七大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时代中，在政治的天空中，“政改明星”将会越来越繁星闪烁。

　　制度化是最大难题

　　能否制度化，是当前政改试点面临的最大难题。

　　较之个人的仕途，改革者更关注其推行的改革事业的命运，能否摆脱“人走政息”的怪圈？能否被广泛推开并上升到制度层面？李仲彬就非常强调“一件事情有没有推广性、有没有复制性、最后能不能成为制度性，这是很重要的”。

　　早在十五大报告中，就强调“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这次十七大报告中，又重申“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但俯视全国的政改地图，除了在四川、湖北、江苏等少数省份的少数试点能够自下而上推广整体联动外，更多的还是单兵突进，形成一座座“改革孤岛”。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对记者说，2005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在新都召开全省推进党内基层民主深化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建设座谈会，积极推行新都做法，但是现在其他地方的改革都仍然停滞不前。

　　大多数地方官员对政改缺乏热情。2006年底中共中央党校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8%左右的领导干部关注政治改革。北京分析人士认为，多数领导干部对与政治体制改革缺乏热情并不奇怪，因为政改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他们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是“革自己的命”；何况，“上面也没有硬性要求”。

　　当前中国政改走的是试点先行、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渐进式路子。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蔡霞指出，这种渐进式改革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有选择地避开一时无法解决的矛盾，选择执政党和政府能够承受的路径进行；但最大的不足，又恰恰是因为对一些尖锐矛盾有所回避，使得改革在局部停滞不前。

　　四川某地组织部一干部毫不讳言地表示，制度建设历来是“自上而下”的，虽然四川政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引入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但他们不得不慎重，“踩线踩得不准或者过了头”，都会牵系到官员的政绩和官帽。因此，“自下而上”的改革很难铺开。

　　如何将地方性经验进一步上升到整个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层面，与现有法律法规和党章党规结合起来，从系统整体上保障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将是决定政改生命力的关键。

　　如何用发展算政治账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市场经济推动着民主政治，但现阶段的政改试点并不都是发生在经济水平最发达的地区。

　　比如被称为“中国基层民主试验田”的四川，就并非经济发达省份；而大力推行试点的巴中、雅安、遂宁等地，也并非该省的经济发达地区。这就如同当年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如马恩断言那样，首先发生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而是出现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一样。

　　这说明，相当数量的政改不是出自经济的“倒逼效应”，而是更多基于改革者个人的意志和当地的改革氛围。如四川历来就是基层改革气息最为浓厚的地方之一——当年国内第一个摘招牌的人民公社就是四川广汉市的向阳公社。

　　刘益飞认为，在现实政治资源缺乏的条件下，靠领导者个人的威权和性格推动的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国情使然。但以人治推动的改革，往往难脱人治之惯性，急风骤雨始，润物无声终。记者了解到，一些政改试点地方呈现“弹簧效应”，当改革者离开后，情况很快又弹回到从前。

　　记者发现，缺乏制度的刚性支撑，固然是政改试点难以持久推广的关键原因；而能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标杆效应，则直接影响着试点的生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欠发达地区在政改上先行一步，是在经济发展上遭遇瓶颈的局面下在政治上寻找新的突围，寻求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良性促进作用。

　　但是，在一些实行政改试点的地方，其短期发展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优越性。比如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县之一的四川省荥经县，在实行试点后，经济水平反而一度呈下滑趋势。“有理由怀疑，一些民主改革对于试点区域的现实意义有多大”。

　　这种论调显然容易被批为短视，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增长。从长期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必然随着经济发展深化，政改通过改善气候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其效力的发挥也不在一时。

　　不过，在现行的政绩考核压力下，对地方官员来说，政治账必须要用经济来算。这便对改革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改革，如何在现实中领先制动、促进社会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这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