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细菌和平共处

　　2400年前，古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曾说过，“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生物会引起疾病”。然而，这个朴素的论断，在之后2000多年的西方世界里，被人们斥为“异想天开”，一次次地遭到嘲笑。

　　人们常莫名其妙地臆造出一些“罪魁祸首”：在中世纪，人们把黑死病的蔓延归咎于星辰的运行。穷人认为，霍乱是富人投毒引起的，这些富人想以此消灭“不安分的农夫”和“贪得无厌的工人”；而富裕阶层的人则认为，穷人没有职业，肮脏、酗酒，是他们把霍乱带进了社会；甚至有人认为，是医生在传播毒素，以便得到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

　　到了18世纪，欧洲人普遍认为，疾病是由有机物质腐烂后所生成的有害气体所引起的。甚至连流行病学的创始人，英国人威廉·法尔也“提醒”过人们，伦敦发生的霍乱，是因为“致命的瘴气”从化粪池和下水道中飘出来，像“一条疯狗四处游荡”。这些带着恶臭的“邪气”，把流行病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

　　然而，伦敦一位名叫约翰·斯诺的医生，绘制了伦敦暴发霍乱地区的示意图。他讶异地发现，霍乱的流行和特定的水源似乎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他拆掉了一个遭到霍乱袭击的街坊里的水井把手，禁止居民从这里汲水，使得这个街坊的霍乱死亡率不断降低。

　　尽管斯诺的实验证明，引起霍乱的并不是瘴气，而是水中的某种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微小生物”。但限于时代，他并没能观察到霍乱的病原体，直到1880年，路易·巴斯德终于用新发明的光学显微镜证明了他的细菌理论：疾病是由细菌传播所致，特定的微生物会引起特定的疾病。这才使人们真正认识到细菌的存在。

　　时至今日，细菌有时仍会被人类描绘成“可恶的臭虫般的生物”，它们长着许多条腿，凸出的眼睛里射出邪恶的目光，“随时准备用它们的毒牙咬噬我们”。

　　于是，简单的细菌，和聪明的人类，两者的对抗，铸成生命史上最为经典、惨烈、持久的战役。

　　但人类认识细菌的历史实在太短暂了。细菌学仅有短短100年历史，抗生素的出现也才不过60年。在经过漫长生命历程之后，细菌对于环境的调整能力，要比人类强得多。在这场人与细菌的大战中，细菌无论在经验、能力、耐性和应变力等方面，都占尽上风。

　　虽然人类很快研制出像抗生素这样的“重型武器”，但细菌很快就找到了制敌之策。比如一种被称为布氏疏螺旋体的细菌，它潜藏在脑细胞和被称作巨噬细胞的白血球中，药物和抗体极难到达；有时，它还会将自己“易容”，变成微小的、没有正常细胞外壁的L形，即便与抗体擦身而过，抗体也认不出来。甚至，它还会偶尔使一招“反间计”，让人体的防御系统莫明其妙地攻击自身。

　　所以，在美国科学家阿诺·卡伦眼中，除了对抗之外，人类应该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处理与细菌的关系，“与细菌和平共处，不仅不丢面子，反而有利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

　　现代实验室中的仪器证明，人类永远穿行在一个“肉眼看不到的、但充满喧嚣的世界”中。在那里，细菌们总是在互相吸引、排斥、侵扰、吞噬。在基因和分子的水平面上，它们与各自的宿主有着大量的信息交流。它们正不断地改变着自己，以适应人类的活动。这其中，只有极少部分细菌会让人类生病，绝大部分都是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庇佑者。

　　而人类则把细菌带到世界各地，让它们移居到新的生物群落中，从而强化了这种过程。它们参与保护大气，为植物提供营养，帮助奶牛消化青草，使海洋生物发出荧光，通过分解作用消灭有机物残骸。

　　在《细菌的传记》一书中，美国科学家阿诺·卡伦以生动平实的语言，告诉他的同类：虽然细菌的个体生命十分短暂，但在自然界，没有一个群体能活得比细菌更长久。它们对人类并无恶意，只是为了生存，有时候必须“损害”其他生物的利益。所以，“请学着用细菌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

　　《细菌的传记——一个叫Bb的小小病菌的前世今生》（美）阿诺·卡伦著曹卫国译哈尔滨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