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跃芳参加全国第一个敬老日的合照(左起为刘华 李跃芳 周祖惠) |
有这么一家人，祖孙三代，干的是同一个职业——居委会主任，而且是同一个居委会。他们笑称与居委会有缘。三人的居委会主任任期加在一起，竟有68年！
三代人当居委会主任的感受各不相同。他们的心路历程，见证了半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昨天早上，江北区渝北社区居委会新任主任刘华刚到办公室，就见外面候着很多居民，等着领低保。随刘华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办公室墙上，挂着民政部颁发的“全国模范居民委员会”的牌子。
“周主任早，刘主任早！”刘华1月初才担任居委会主任，居民们口中的“周主任”周祖惠已退下。但连日来，居民们已习惯看到两人一起办公。
“他是我侄儿，我要带他一段时间。当初，我当居委会主任时，我的妈妈也带了我好久。”说起自家和这个居委会之间的情结，周祖惠很自豪：“一家三代人都相继担任同一社区的居委会主任，我们三代人在这个居委会的任期加在一起有68年！你说传奇不？”
上世纪50年代
每天忙于“解放妇女”
李跃芳，今年81岁，上个世纪50年代，她担任江北区巷国寺（现江北区华新街北滨路一带）“妇代会”主任。她说：“当时没有居委会的概念，妇代会其实就是现在居委会的前身。”
李跃芳本是文盲，重庆解放后，她积极参加“扫盲班”和各种社会活动：“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热心去做。”1953年，江北区巷国寺举行妇代会主任选举，李跃芳作为积极分子被推荐为7名候选人之一。
说起那次选举，李跃芳孩子般笑了：“我是胡豆选出来的主任。”
李跃芳自述：那时，我才20多岁。选举在巷国寺街道处的院坝里进行，参加选举的7个候选人每人身后放一个碗，百余名参加选举的居民认同谁，就在谁碗里放一颗胡豆，最后要选出5人当妇代会工作人员。我哪见过这么大的场面，紧张得双手不停在上衣角“拧麻花”。没想到最后我碗里的胡豆最多，装了满满一碗。就这样，我当上了妇代会主任。当时，我觉得好光荣啊，觉得是祖辈给我积了德。我们辖区内有800多人，我开始了每天忙碌的日子。“妇代会”没办公场所，没钱，所有事务都在我家里进行。在那特定时期，妇代会的工作很单纯，就是要提倡男女平等，解放被封建思想压迫了几千年的劳动妇女，动员她们到扫盲班学文化，走出家门工作。再有就是动员大家参加打扫卫生、帮助孤寡老人等义务劳动。
周祖惠是李跃芳的四女儿，回忆起母亲搞妇代会工作时的情形，她就一个字形容——“忙”。“当时妇女在家里没地位，家庭暴力严重，妈妈另一项工作就是替妇女维权，这家跑了跑那家，我感觉她精力好。”周祖惠说，她从小受母亲感染，对居委会工作有特殊感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创收成了居委会工作重心
妇女工作干了10多年后，李跃芳先后在当地化工厂、织布厂、衬衫厂任厂长，直到1977年回到妇代会。10多年厂长经历，让她有了市场和经济意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跃芳所在的妇代会改名为观音桥五段居委会，管辖的范围由华新街转为渝北二村，即现在观音桥步行街新世界百货附近，辖区内人数增至数千人，但仍没办公场所，上面也无经费投入。当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发展经济，允许经营早晚摊，自主创收。李跃芳开始考虑如何发展第三产业，说白了，就是想办法让居民挣钱。
“当时待业青年多，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滋生很多麻烦。”李跃芳开始自己摸索学做豆腐脑。
李跃芳自述：那时，创收和发展经济成了居委会的工作重心。因为没场地，我就在自己家里加工豆腐脑。每天凌晨2点起来磨豆子，5点半就可以和社区的待业青年一道，将做好的豆腐脑挑出门，就在原来观音桥转盘附近政府允许摆摊的地方卖，上午9点才收工。有些待业青年不好意思当街叫卖，我就带头吆喝：“吃豆腐脑哟！味道好，有营养，一角钱一大碗哟！”豆腐脑很受欢迎，一开始每天卖一缸，后来要卖八九缸。这样持续了近10年。
尝到甜头的李跃芳随即扩大了自主创业覆盖面，办起了托儿所、餐馆、茶馆和理发店。最昌盛时，居委会的自主企业达到20多家，这让辖区内待业青年都有事可做。老人说，到上世纪90年代，这些企业一年向国家上税就有一万多元。所有收入都入了公家的账。
说到自己一个文盲居然干出这么多成绩，李跃芳有些得意：“我是文盲，我女儿是高中文化，现在，我外孙刘华也成了居委会主任，他却是大学生。他们一定比我更能干。”
上世纪90年代
居委会开始与国际接轨
51岁的周祖惠1998年通过考低保员开始她的居委会工作。当时，城镇居民刚开始落实低保政策。“妈妈鼓励我去考试，她还拿出很多香港街坊会（即社区居委会）的照片资料，目的是让我知道，我们内地的居委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发展空间很大。她想让我也和她一样，成为一名居委会工作人员。那时，她仍是渝北二村居委会主任，思想很开放，很多事情都想到了前面。”
李跃芳说：“香港的社区工作一直走在国际前沿。1997年香港回归后，我和同事自费去了趟香港，考察那边的情况。回来后，大家都很沉闷，觉得差得太多。我在心里暗暗发誓，要把我们的居委会搞成香港那样，与国际接轨。”
1998年，周祖惠成为渝北三村居委会低保员，仍没有办公场地。“只能每天背上装着文件、印章的挎包坐在居委会开的茶馆里坐班，更多时间是挎个包包挨家办事。即便刮风下雨，也必须坚持。”周祖惠记得，有一天，天气很热，为到一低保户家里办理低保手续，差点晕倒。
当年12月，进入居委会工作才8个月的周祖惠，通过居民代表大会当选为渝北三村居委会主任。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办公场地。“我自掏腰包两万元，再在母亲所在渝北二村社区居委会借了两万，才把居委会的"窝"盖起来，一共4间屋，就是现在的渝北社区居委会办公室。”2000年，渝北二村和渝北三村合成一个居委会，周祖惠也正式接替母亲成为渝北社区居委会主任，辖区居民人口也由母亲当主任时的800多人，增加到1万多人，居委会编制内工作人员也增加至6人。
和国际接轨仍是周祖惠此时期工作的方向，同年，她踏着当年母亲的足迹，到香港、澳门等地的街坊会取经。“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这是周祖惠香港之行后最大的感受。
今天
重在做好再就业
当了10年的居委会主任，在周祖惠眼里，她母亲那一代的居委会真正实现了“三自”，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随着社会发展，各种问题不断出现，使得居委会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多。几乎每个政府职能部门，在居委会都有对口工作人员。有些职能部门没解决的事，群众最终也会找到我们。”去年，因一化粪池未清掏，数十群众找了四个相关部门，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最后找到居委会。周祖惠出面将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聚集在一起，最终达成四个部门轮流清掏的协议。对她来说，能为群众做点实事，是当这个“官”最大的欣慰。
2000年，李跃芳31岁的外孙刘华也成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他说他是从小受外婆和四姨的影响：“我是通过考试进入社区工作的，可不是像外婆那样丢胡豆。”他打趣说。今年年初，他又通过选举成为渝北社区居委会主任，接过了当年外婆和四姨的接力棒。
把居委会看成是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为群众服务，这是刘华对居委会的认识。“做大做强第三产业。”刘华的想法回归到了外婆当年的工作重心上：“失业人员多，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实现再就业。这是我的愿望，也是四姨和外婆未完成的心愿。”
现在，每天华灯初上时，周祖惠会和侄儿一道，到居民楼下喊话。
周祖惠自述：当年母亲喊话的内容无外乎“关好门窗，防火防盗”。后来有了天然气，喊话内容又增加了一句“关好燃气”。上个世纪90年代，低保标准是每月160元，现在物价上涨，这个标准也涨到210元，辖区内享受低保的人数由1998年的8户增加到现在的100多户。那时，居委会的优扶对象是残疾人等特殊人群，随着下岗人群的增多，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成了现在工作重点之一。
“我们祖孙三代人当居委会主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社会在变迁，我们的工作重点也不断变化，但宗旨是一个——为群众服好务。这也是外婆和四姨教会我的。”刘华说。
记者汪云剑 首席记者周立报道摄影
(责任编辑：赵健)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