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格改革镜鉴中国模式 中央党校迎来改革同路人

1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加坡会见印度总理辛格。 新华社记者 樊如钧摄

　　辛格改革镜鉴中国模式

　　本报记者 胡佳恒

　　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东方古国，几乎都已遭遇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共性问题。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迎来辛格的同时，也等待来自亚洲另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心声

　　“印度改革之父”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本月13日成行的北京之旅，适逢中国改革开放演进至第30个年头。

　　曾任印度旁遮普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辛格老人已76岁，此次将走上中共中央党校讲坛。

此前，港英时代的港督彭定康，曾于2002年以欧盟对外关系委员身份，在此向中国地方官员传达了他对于欧盟历史与未来的看法。

　　邀请国外政经要人，在这座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7年成立于江西瑞金，至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改称中共中央党校)的“干部摇篮”发表演讲，被视为是中国的开放姿态。1977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正是从这里发起，为中国在一年后启动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彼时的辛格，正出任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行长，距离他此后领导印度改革开放还有17年之久。

　　同路人

　　这将会是印度总理辛格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54天内的第2次会面，亦是自2004年11月以来双方的第5次会面，上一任印度总理到访中国还是5年前。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中印关系一度成为盲区。

　　即使1991年开始的印度经济改革已经经历17年，但辛格仍感受到改革开放在印度的阻力：温总理去年11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的《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演讲，被辛格称为印度应“举国上下人人捧读的基础材料”；中国国内“左派”学者眼中所质疑的改革开放，在十七大报告中得到完全肯定。2007年底的中央党校，胡锦涛总书记亦发表了“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讲话。

　　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东方古国，几乎都已遭遇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共性问题。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迎来辛格的同时，也等待来自亚洲另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心声。

　　“我引述(温总理)这一演讲稿的目的是想说，政治家、商人、工会及其他所有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都肩负着一种责任。”辛格说，“我们作出的和未作出的决定将对国家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树立印度国家形象的软件业迅猛发展，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拉吉夫·甘地所推进的振兴计算机教育国策，但因当时短期内软件人才的“孔雀东南飞”，甘地险些被在野党轰下台。

　　不同的特区

　　2008年印度经济增速有望连续第三年达到9%左右。自2000年以来，印度人均收入已翻一番，这几乎是中国、韩国上世纪90年代的翻版；同时，效仿中国经验的印度从2006年开始设立经济特区——与深圳相比，印度的特区更多(300余个)，更小(平均面积4平方公里)。

　　基础设施缺乏一直被认为是印度企业的悲哀，它限制了企业在出口市场进行海外竞争。但在本土建立世界级工业设施耗时耗力，所以用经济特区形式建立小型基础设施便成为第二方案。印度政府同样鼓励私人投资建立特区，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但尽管有免税10年的优惠政策，特区的成功运转也并非易事。反对来自印度国内，《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报道称，在西孟加拉邦，兰迪格兰地区(Nandigram)数千名村民和农民试图进入并占领经济特区的政府预留地时，与警方发生冲突。

　　这次暴动之后，西孟加拉邦的政府被迫停止了土地征收。随后印度中央政府宣布，“任何邦政府都无权靠《土地获得法》强行从农夫手中征收土地”，用于建造经济特区的土地收购，各方都必须通过协商达成。2007年4月，印度中央政府又宣布经济特区面积上限为50平方公里。

　　2007年6月中旬所批准的经济特区所需土地总面积约为1845平方公里，不到印度面积的0.1%。由于特区的过于细碎，很多经济特区面积还赶不上中国的一所大学，以至于经济特区的主要优势只是财政上的优惠政策。

　　资本的力量

　　政府官员的投诉、对征收农村用地的抗议减缓了特区的推进进程。不过印度正在加强外资引入，这亦是中国的经济特区经验——中国的特区吸引了外资与技术。从2004年开始，印度政府出台大规模招商引资政策，加快市场开放步伐，发电、输电、配电以及公路、机场、港口、民用航空等领域允许100%外资控股。

　　印度《金融快报》报道称，印度本财年前6个月(2007年4-9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4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22亿美元增加一倍。其中孟买吸引外资8.675亿美元，增长高达190.62%。印度政府本月7日的最新预测显示，印度2008年吸引的外资可能比2007年增长一倍，达到300亿美元，这将是印度连续第二年吸引外资翻倍。

　　此前的印度改革开放一直有赖于本国资本发展，这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实际上由于落后的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印度丧失了成为制造业基地的时机，同时其大力发展的服务业，尤其是IT产业并不属于劳动密集型，这让印度的大量人口在奔赴经济盛宴的途中与财富失之交臂。

　　印度商工部(The 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2008财年前8个月(4-11月)，印度对外贸易总额达2495.76亿美元，同比增长25%。中国以135.22亿美元的总额略领先美国，继续保持印度进入本财年来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印度政府已计划增加对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以努力争取在未来10年内印度经济增长达到10%，这将与目前中国的GDP增长相当。在改革开放已推进至2006年时，一辆货运卡车由加尔各答至孟买间2150公里的距离仍费时8天，沿途经过许多的收费站及检查站。

　　很多邦政府也已放开劳动法以吸引投资——此前，雇员100人以上的公司要解雇员工须先得到邦政府的批准。这一规定被认为是经济上的慢性自杀，印度很少有政府敢于关闭效率低下的企业，因为这样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而从2008年起，中国开始施行严格的劳动法。两个国家在完善改革的路上，正以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迎合开放的主题。

　　言之尚早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印度与中国在进行一场龟兔赛跑，事实上，它正在紧步追赶。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建设将很危险。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到80%左右。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有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陈志武说，最近一两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得多。

　　事实上，人们正在惊讶地发现，在凯捷公司最近对全球340家制造业公司的调查中，受访企业谈到今后三四年的计划时几乎一致地表示，向印度转移制造业业务远要比将办公支持类服务外包更让人心动。

　　“我最好的老师尼古拉斯·卡尔多勋爵50年前在访问中国后得出的结论是：从学术上讲，不能说哪一种制度一定比另一种制度好。好与不好取决于国家主要决策者的心态，也就是取决于政治家、企业家和媒体巨头的心态。”辛格最近为《印度快报》撰文写道，“我们要树立一种新的心态。”

　　链接

　　中印建交58年：龙象共舞

　　1950年，中印建交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

　　1979年2月，邓小平接见印度外长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解决”。

　　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印，两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协议，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此后，印度总统、议长和国防部长等要人相继访华，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1996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访印，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访问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是中印在建立相互信任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

　　2000年到2004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从35.9亿美元增至136.04亿美元。

　　200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增加到187.03亿美元，2006年增加到248亿美元，2007年，双边贸易额大幅增加到370亿美元，这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印时提出的：希望到2010年使双边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仅一步之遥。　　来源：财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