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集：浪漫的春天

　　浪漫的春天

　　在上一期“生于1977”节目《真实的江湖》中，我们讲了TCL老总李东生，还有希望集团刘氏四兄弟改革初期在市场里闯荡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李东生不再满足于做“电话大王”，而刘家兄弟也因为当年“私营企业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陷入了经营困境。

他们究竟是怎么度过难关的呢？。《中国财经报道》2008年1月7日播出

　　·故事主角：

　　李东生：TCL集团董事长 1977年高考，考入华南理工大学

　　陈育新：希望集团总经理 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 1978年高考，考入四川农学院

　　·关键词：

　　邓小平南巡讲话 公司 下海 授权经营

　　一、春风

　　1989年，刘家四兄弟一举拿下了全国饲料市场的半壁江山，可就在此时，关于私营经济到底是不是剥削的争论又开始了,四兄弟心里觉得很不塌实。

　　就这样，又是两年。1992年，春天来了。

　　1992年1月，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当时，深圳特区报以通栏标题刊登了一个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面报道邓小平南巡，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就说要鼓励那个发展，经济发展是第一要素，要敢于闯，敢于干，那么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回答了那几年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这著名的“三个有利于”让刘家四兄弟感到异常振奋。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没有这个国家的这种好政策，绝对不可能有中国私营企业的今天，那么我们是，私营企业是行走在中国这种，国家改革开放和政策开放，踩着这个节拍，这个脉搏前进的一个群体。”

　　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要胆子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句话仿佛让兄弟四个拿到了尚方宝剑。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只用了不到三年，刘家兄弟的希望公司，就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饲料基地。为了能搞更大规模的经营，兄弟四个又一次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成立“企业集团”。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们向四川，成都市工商局打报告，成都市说没有这样的先例，没有这个政策，不行，那么我们，你找上级吧。”

　　私营企业成立集团，这在当时可是史无前例的。虽然从1992年到1995年，全国私营企业总数已经翻了一倍，增长到43万家，但想搞集团化经营，刘家兄弟还是全国头一个。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们（又）找到省工商局，省工商局说，他说这个是没听说过，他说这个事这样吧，他说你们写个材料，我们报到北京，报到国家工商总局去试一试，看一看行不行。”

　　小平同志都说胆子要大一些，那就不妨试试看。刘家兄弟千里迢迢赶到了北京。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到国家工商局，哎，国家工商局还挺好，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一个考虑，好吧，既然你们愿意，你们有相当的基础，有这样的规模，那么你们来做试点吧。我们就交了材料，我们就批准了，成为第一个中国的私营企业集团。”

　　希望集团成立后，大哥刘永言当了董事局主席、二哥刘永行当了董事长、刘永好和陈育新分别任总裁和总经理。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我们的发展实际上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历程的比较有力的，有说服力的见证。因为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跟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历程是密切相关的。”

　　对于刘永好来说，那段日子更是难忘的。因为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而且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私营企业有希望”的发言，刘永好一下子成了名人，而希望集团也的确给了很多人希望。有了“个体户也能做成大集团”的样板，1992年之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的热潮。那年，北京库存的公司执照8月份的时候就全发光了，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救急。而在深圳，当时全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也挤满了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与此同时，在距离深圳只有两个小时车程的惠州，李东生和他的TCL也迈开了脚步。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就是南巡讲话以及后来中国对改革开放再次推动，对我们企业，对我本人影响都很大的，因为TCL是在广东惠州，就很靠近香港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其实我们公司能发展的那么快，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大的环境，而我们公司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最早的地区。”

　　虽然早在3年前，TCL电话机的销量就已经是全国第一了，但李东生和他的团队并不满足。透过和那些港商、外商的接触，李东生几乎每天都在感受着内地与国外的差距。其实在他的心里，也有一个蓝图，那就是要把TCL做成国际化大企业。不过，与港商合作，用彩电来打开新的市场，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大胆了，当时的他也不大确定。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我觉得一个企业的灵魂在于品牌。”

　　备受鼓舞的李东生终于下了决心，开始带领TCL研制生产彩电。他们打出了“TCL王牌”的品牌，期待着能像做“电话大王”一样，成为“彩电大王”。而“TCL王牌”也不负重望，一炮走红。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那一年我才36岁，36岁，当时管着一个几千人的一个企业，有很多业务，当时开始做电视机，做音响，做电话机、磁带这些，干得还是挺来劲，挺来劲。”

　　刚刚起步的中国家电市场落后发达国家几十年，潜力巨大。而TCL王牌的成功，也引来了无数竞争对手。光是彩电生产商，全国就一下子冒出了一百多家，一场恶战似乎已经再所难免。然而李东生却不慌，难道他有什么“独家法宝”吗？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在9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我几乎每年都去两、三次日本的那个秋叶原，专门卖家庭电器的，很热闹的，有很多电器商店，到那儿一待就是一整天，看有什么好的产品。它那里的产品有很多是有那个，下面放的有那种图片的，我们就收集下来。”

　　要想在竞争中取胜，产品就要不断更新，可当时的TCL研发力量有限，新产品的开发就全靠了这招 ——“海外偷师学艺”。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回来的话，一帮同事在那里琢磨，人家那个东西，哪些是好的，咱们应该怎么去学，然后再开发出自己的产品。所以那几年我们停留在一个学习、模仿这样的一个阶段，通过这种快速的学习模仿，做得更加便宜，更加有性价比的竞争优势，这样的话，慢慢的积累企业的这个资本。”

　　只用了三年，TCL彩电就跻身全国彩电三强，TCL还一举兼并了香港陆氏公司彩电项目，开创了国企兼并港资企业，并使用国有品牌的先河。有了这次的成功，TCL开始向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领域全面渗透。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那几年也是公司成长最快的这个时期。从90年到2000年的这10年，公司的平均每年成长是达到40%。”

　　二、蜕变

　　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改革初期靠的是胆量，而随着改革深入，他们靠的则是独门绝技。

　　要说李东生“海外偷师”这招儿确实聪明，它在短时间里帮TCL实现了低成本的产品更新换代，但这个还称不上是“独门绝技”，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模仿只能是一时的。

　　而对于刘家四兄弟来说，过去企业规模小，大家可以发挥各自所长，靠打组合拳制胜，而成立了集团公司以后，大家都变成老总了，这“组合拳”就很容易变成“迷宗拳”。对于经营，四个人的思路并不总是一致的。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伴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公司热、下海热，企业家的命运也在商品大潮中经历着各种考验——金钱的诱惑、旧体制的困扰，在改革前行的道路上，他们走得也并不平坦。

　　1990年，就在TCL谋求向家电市场全面进军的同时，李东生个人也开始被外界所关注。一天一个香港商人找到了他，目的只有一个——挖人。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当时给我开价呢就是说三年呢300万，就一年一百万。”

　　如果去这位港商的公司做总经理，李东生就能拿到这笔可观的年薪，这笔钱当时至少可以在深圳买三套别墅。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90年啊，当时给一百万年薪，天文数字啊，我确实也心动过，是吧。

　　解说：那时的李东生，虽说身为TCL总经理，但每年的工资收入其实并不高。”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我们企业当时没有体制改革，当时百分之百就是地方政府，当然是我们在管理，我们在运作，但是我们并没有权利分享到公司的任何分红，就拿那份工资那时候一年，我记得就拿，可能加起来就是两万块钱左右吧，一个月就一千多块钱，到年底大概就是有一点奖金，收入也不高。”

　　一面是巨额薪金，一面是一手创建的企业，选择唾手可得的舒适生活，还是选择事业理想，李东生确实有点犹豫。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钱那边肯定是多了是吧，待遇会好了，但是这个自己亲手创立了这家企业，一帮跟我一起工作的这个团队，这帮同事是吧，我觉得实在是舍弃不了，而且呢，在自己创立的一个，参与创业的企业里面，把它做大做强更加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短暂的内心挣扎过后，最终他还是谢绝了那位港商。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也有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一种使命的承担是吧，这种满足呢，就不是说金钱能够换得了的，所以呢，当时我就很短暂地想了一下，就很快就给对方谢绝了。”

　　虽然留下来继续工作，但这件事却深深触动了李东生。他开始意识到，激励机制的缺失，很可能将成为TCL成长的一个巨大后患。当时，因为TCL每年所有的赢利都要上缴国家，所以对员工来说，每个月只能拿到几百块钱工资和一点奖金，而这几年大伙儿收入增长的幅度，也完全和企业的成长不成正比。

　　单纯凭借事业理想和冲劲儿，员工们还能跟着自己拼多久呢？李东生几乎不敢往下想了，他知道，TCL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关口。股份制改造，让员工分享到企业成果，这个想法也随之冒了出来。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当时企业做改制的很少，当时在我们之前，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联想做了改制，当时我还专门找了柳总，去向他了解这个企业改制的这个，他们的做法，然后我们提了一个方案。”

　　联想改制的重要依据是那一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现有全国性行业总公司要逐步改组为控股公司。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联想改制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公司35%的股份作为“红股”分给管理层，不过只能分红，不能归个人所有。

　　李东生不太想照搬联想的方案，因为就像柳传志自己说的那样，虽然绕过了产权问题，但如果不让管理者和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那么企业的发展成果就与他们无关”。可产权问题又怎么解决呢？李东生和当地政府反复进行了沟通。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加上当时订立这个企业的规则的时候也就是广东改革开放比较早，当地党委政府对这个，这种模式的经营方式也愿意去尝试、探索一下。”

　　李东生翻阅了大量政策法律文件，最后琢磨出了一个“授权经营”的方案。所谓授权，就是TCL与惠州市政府签订一个为期五年的协议，TCL把从成立到改制当年创造的整整三个亿的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而改制后，则要设定一个企业年增长目标，超出目标的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奖励给管理层或对公司有突出贡献的员工，用于购买公司增发的股份；但如果完不成目标，管理层则必须接受处罚。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这种改制方案，能够使得各方在企业成功的业务发展中，都是赢家，就是多赢，首先呢这个方案呢，它是满足了和当时所有的政策法规是相符。”

　　不过，赢利目标究竟定到多少呢？当地政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TCL必须承诺改制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低于10%。很多人都为李东生捏了一把汗，因为当年全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平均也只有3%左右，协议规定10%，这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企业能赚出这么多钱来吗？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这个改制呢，我作为责任人，我是要承担的。”

　　不过对于李东生个人，当地政府也提出了要求，他个人必须先交50万元的保证金。假如TCL改制后没有实现规定的赢利目标，李东生还要接受行政处罚甚至免职。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当时我是要给政府交那个50万的风险抵押金，保证金，当时我把家里的房子都抵押出去了，我自己的房子抵押出不够，后来我借了我爸爸那套房子，房产证也拿去抵押了，所以我爸爸说你这小子小心一点，他说老子革命了几十年，就剩这套房子了。因为我父亲是1989年就退休了，他是离休干部，对他来讲，他最大的资产就是他那套房子，当时已经房改了，他说你千万别把老子的房子都给弄没了。”

　　1996年， TCL完全按照国际通行模式，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并在当年就实现了改制协议承诺的回报目标。改制后的几年，TCL每年的赢利增速平均达到了38%，企业国有资产不仅从2.4亿元增值到 8亿多元，而且TCL的纳税额也从1个亿猛增到7个亿。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在97年到2002年，我们当时授权经营是五年嘛。企业的这个规模增长了差不多将近那个5倍，增长了差不多5倍。那个效益呢，增长了差不多10倍。”

　　随着国有资产快速增值，不断扩充股本，并用股份奖励员工，TCL管理层和职工工会所占股权比例也越来越大。到2000年，TCL员工持股已经拓展到了基层管理人员，持股比例高达42%。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当时发展那么快，后来这个资产增长那么快，这是我当时也是想不到的。一个机会比较好了，那个阶段正好是那个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也比较快。”

　　然而就在“五年之约”快要到期的时候，激励机制作用有限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TCL2001年的赢利增速比前一年骤减了一半。李东生当即提出，要想让企业保持活力，光靠资产增值扩股恐怕不够，TCL应当引入更多的战略投资者。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一直关注TCL改制的惠州市政府的支持，通过股份协议转让，TCL成功引入了国内外多家战略投资者，初步实现了产权多元化的公司治理结构。有了良好的治理机构，2004年TCL顺利上市，终于完成了股份制改造。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原来呢大股东是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的话，现在国家虽然是第一，第一大的股东，但是主要的股东还是社会的公众股东。”

　　TCL成功上市后，李东生个人资产市值高达11亿元，许多人为此惊叹，但他们并不知道，自从改制，整整六年李东生和TCL管理层都没有拿过一分钱的现金分红。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这种人生这种事业这种成功，对社会有价值，有贡献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意义，比你单纯追求这种物质更加有价值。”

　　在李东生心里，藏着一个更大的梦想，他要让TCL真正走出国门，成为国际化大企业。这个梦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就在李东生对TCL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同时，四川的刘家四兄弟却面临着家务事的烦恼，家族企业的弊端随着他们企业的发展壮大开始暴露出来。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又负责财务，又负责销售，又负责生产，又负责运输，又负责加工，反正就是我们四个人。”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我们4兄弟共同管理一个企业，当时我们自己引以为自豪，就是我们4兄弟都引以为自豪的，就我们4个人同时管一个企业，而且这么团结。就这么不计较，当时都没计较，10年啊，你想4个人同时指挥一个企业，能够这样做的好。但是随着我们企业的发展，随着企业对外扩张，扩张就出现一些问题了，这些问题就是有些发展思路的不一样。”

　　大哥想搞高科技，三哥则认为应该稳定巩固现有饲料业务。老二和老四则想寻求更大的市场空间。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当时我就认为，我们完全有这种可能，把我们的技术，把我们的品牌，把我们的这种管理复制到全国，然后永行呢，老二，永行他也是同样的观点，但是我们其他的兄弟有不同的看法。”

　　名衔上大家不是董事局主席、董事长，就是总裁或是总经理，四个“刘总”坐在一起，究竟该听谁的呢？看到谁也说服不了谁，四兄弟于是做了一个决定——分家。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当时我们就采取了我们所谓的分家，分家，当时在全国很多媒体，在新闻界，在很多社会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希望在闹矛盾，几兄弟在闹矛盾，希望分家了，有个新闻标题就是‘希望分家了’。”

　　本以为分家是家务事，可却惊动了当地的父母官。这么大的希望集团，全国私营企业的标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要走这一步呢。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当时我们的省委书记，利用一个星期天，专门把我们4兄弟招去，告诫我们，就是说你们一定，一定不要，一定要注意，现在希望（集团）有影响了，还是我们不支持，你是四川的骄傲怎么，星期天专门请我们吃顿饭。”

　　面对来调和的书记，四兄弟也很冷静。他们说，分家并不是因为闹矛盾，而是因为希望集团要往前走，就必须在管理上突破亲情这个障碍。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我们在初期家族企业发展是非常正确的，非常正确的可以低成本，可以低成本，少很多纠纷，但发展大了以后，你就按企业的制度去做，当然不是家族企业不好，家族企业有家族企业的优势，但是家族企业你发展过程中，你要借鉴现代企业一些做法去做。”

　　就这样，希望开始分家。除了集团在新津县的饲料基地作为大家共同的业务和资产保持不变之外，其余的资产则被平均分成四份，老大永言拿出自己那份进军高科技产业；老三则用自己的这份来维持原有市场和基地的运营；而老二永行和老四永好则拿出各自的一份准备共同拓展国内其他市场。

　　关系理顺了，兄弟四人开始在各自的领域上大展拳脚。老大在中央空调领域发展得不错，老三也把原来的家业经营得有条不紊。永好和永行两兄弟配合得也不错，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就把各地的分公司开到了27家。然而随着市场越做越大，永好和永行在发展思路上也偶尔出现了不同的想法。这让刘永好猛然意识到，这个家“分”得可能还不够彻底。

　　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到95年，我们企业规模已经比较大了，而这个时候我跟育新一块儿商量，以前呢，我们都没有非常明确我们的股份是多少，每个人都一样的，都一块儿去做，大家还叫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叫做产权的制度或者清晰，没有一个完整的一种办法和治理结构。”

　　1997年11月4号，《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一个不足300字的小公告，公告上这样写道：“根据希望集团董事会决议，希望下设大陆、东方、华西、南方4个二级实业公司，分别由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好负责。”媒体对这个公告的解读是——希望又分家了。

　　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我们内部进行了一次产权的这种清晰和调整，那么我们明确了我们的产权，同时呢，进行了调整，组建了我们属于各自的公司。”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实际上分家就是把家族企业的原来一些那种管理方式，管理模式，经营模式，那种组织架构，把理顺了，以后发展就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

　　第二次分家以后，老大刘永言开始主攻中央空调市场，老三陈育新也在负责新津县生产基地的同时开始在房地产领域试水。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则分别坐镇东北和西南市场。

　　希望集团不但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分崩离析，而且四兄弟讨论起生意反而更顺畅了。

　　三、重生

　　刘家四兄弟勇敢地两次分家，给希望集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而李东生创新性地提出“授权经营”，明晰了国有企业产权，也让TCL的股份制改造进行得十分成功。但接下来的关口，他们还能闯过去吗？稍后，我们接着来讲他们的故事。

　　一个关于鹰的故事 ：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

　　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40岁时必须做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

　　这时，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

　　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

　　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使得飞翔十分吃力。

　　此时的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150天漫长的蜕变。

　　这是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在他的文章《鹰的重生》里面写的一段话。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东生和他的TCL集团刚刚经历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挫折，曾为他赢得无限荣耀的一场国际并购，为什么会面临巨额亏损？在这篇文章里，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借着“鹰”，李东生也表达了他重振山河的信念。那么在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之后，李东生和TCL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

　　这是2007年TCL集团新生入职的现场，每年这个时候，李东生和他的高层团队都会悉数到场。李东生今年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和TCL正经历着从未遇到过的艰难。就在不久前，他还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差的老板之一。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评为最差的经理，没有人敢和我说这个事，但这个是这个在网络上面一出来的时候，我老婆就提醒我了，赶紧上去看一下。但是也就在四年前，我也被相同的有影响力的杂志，就是那个《财富》杂志，评为年度的亚洲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商业领袖。”

　　从最具国际想象力的中国冒险家，到全球最差的老板，这样戏剧性的称呼变化，出现在李东生身上，或许并不是偶然。

　　在历时8年的股份制改造成功后，李东生开始一步一步着手实现他的国际化企业梦想。而借助并购重组把企业做大，也成了他最情有独钟的法宝。7年完成6次大型并购，而且每次都能使企业再上一个台阶，在各种赞誉声中，李东生做了这样的总结：“大的不一定强，但不大的一定不强。”在他看来，并购是能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推动企业成长的最佳途径。

　　有人说，资本市场的历练是企业家的必修课，就在李东生风风火火忙着并购的时候，刘家四兄弟也开始为资本这个词所着迷。

　　虽然经过两次分家，各自立了门户，但刘永好、刘永行、陈育新三兄弟的主营业务实际上都还是饲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竞争者闯入，刘永好意识到，他们在饲料行业的垄断地位很难保住，一旦打起恶性价格战，即使胜出，低利润也会让企业难以维继。

　　俗话说未雨绸缪，像当年关掉养殖场改行做饲料一样，刘永好又开始寻找新行当了，而金融业逐渐开放的脚步让他眼前一亮。

　　希望集团总经理刘永好：“我们联合了一些民营企业，我们在一块儿商量，我们能否组建一个，由民营企业投资的银行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呢，我们能否为国家的民营体制改革做一些创新、变革和发展呢？为此我们想了很多。我们大概四、五十家民营企业家，联名向国家提出一个提案，我们组建一个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商业银行。在工商联的帮助、支持下，在统战部的帮助、支持下，那么最后呢，国家同意了我们的这个提案。”

　　1996年1月12号，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挂牌成立，作为大股东，刘永好担任了民生银行副董事长。跨进金融业的门槛，刘永好也推开了另一扇窗——金融、资本，这些从前陌生的词汇，此时变成了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

　　刘永好又冒出了一个新想法，他要把自己的公司上市，运用资本的力量，把公司改造成治理结构更合理的现代企业。

　　希望集团总经理刘永好：“不单单是通过证券市场，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资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引入了一种现代管理制度，和这种理念，和这种法人治理结构。”

　　刘永好从南方希望公司抽出10家公司，组建了新希望集团。1998年，随着一声上市锣声，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上市，这也是四川第一家上市的私营企业。

　　希望集团总经理刘永好：“这种两权分离，这种独立董事制度，这种叫做规范的财务运作的体系和治理结构，我觉得这对我们集团整体的成长，都有非常大的意义。”

　　希望集团总经理陈育新：“当时社会上融资两个多亿，实际他一投资现在发展大了，发展大了，对股东的回报，对你企业自身的发展，对你员工的成长空间都带来很多希望。”

　　这次与国际金融公司的成功合作，对刘永好和希望集团来讲意义重大，因为它打开了一条通向国际市场的融资通道。那一年，越南当时的总理潘文凯曾率团专门到成都参观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已经在越南投资建了两家工厂的刘永好想的，却是更大的布局。

　　希望集团总经理刘永好：“加入WTO以后呢，我们集团非常重视，按照WTO的规则，按照，在这个更大的市场上进行布局，那么我们开始在海外求发展，我们是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一批民营企业，现在我们在海外的企业已经有十家，在越南，在菲律宾，在印度尼西亚，在孟加拉等等国家，我们的企业已经在当地扎根，已经跟当地企业一块儿参与市场竞争，并且取得相当的回报。”

　　希望集团的版图越来越大，刘氏兄弟的财富也在快速增长，2005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上，刘永行以11.6亿美元排在第5位，刘永好也以11.24美元的身家排在第6位。

　　希望集团总经理刘永好：“那么我觉得呢，通过我们的投资行为，不但我们取得了效益，还锻炼了我们国际化的这种能力，还学会了我们怎么样跟国际的企业竞争，在更大的平台、舞台上，进行那个拼搏的这种能力。”

　　同样盯住国际市场的李东生，在并购了德国施耐德以后，开始加快了TCL在国际市场上的前进步伐。在李东生看来，走出去不仅仅是出口产品，企业还应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当时97年金融风暴之后，人民币就不贬值，相对于周围国家我们升值的幅度很大，人民币升值之后，就让那个我们的出口成本就大大地提高了，所以那些买家很快，很多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买产品，98年、99年连续两年，我们产品出口呢是下降的，下降的。所以当时给我们的影响就很大，也使得我们痛下决心就要开始国际化，国际化业务，不是说只是给别人加工产品，同时还要争取在国外的这种市场，直接地去销售，去经营我们的产品和业务，所以99年，我们就开始尝试在越南建立我们的工厂和分公司。”

　　从越南到整个东南亚，从东南亚再向欧洲迈进。李东生豪情万丈地勾勒着自己的出海路线图。收购了德国施耐德以后，2003年，TCL彩电的海外销量同比增加了差不多两倍。此时的李东生，又看上了法国彩电劲旅汤姆逊。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在2003年底，我们开过一个，当时我们决定推动并购汤姆逊彩电的项目，我们在内部开过一个动员会，当时在动员会的发言中，我记得我是引用了这个林则徐的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那一年，TCL集团推出了一个“龙虎计划”，目标是在三到五年里，让TCL的彩电和手机业务，都能成为全球前五强。之所以定下这样的目标，除了企业成长本身，李东生想到的更多的是国家。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当时我们下这个决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站在国家经济、民族经济未来发展的这种方向和趋势，和TCL作为一个民族工业的领先者，应该承担责任的这个角度来做出这样的决策。”

　　2003年11月，TCL集团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收购了法国汤姆逊旗下的彩电业务；2004年TCL又以类似的方式获得了法国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转眼之间，TCL集团成了全球第一大彩电生产商和第七大手机生产商。在迎来无限的赞誉和掌声的同时，李东生和TCL都没有想到，此时危机已经逼近。

　　TCL收购的汤姆逊和阿尔卡特虽然都是知名品牌，但其实两家企业一直都在走下坡路。另外，TCL兼并下来的几条彩电流水线生产的都是CRT显像管电视机，不过，兼并后仅仅半年，欧洲市场就开始流行平板电视,这让李东生很被动。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在三年前这个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这两个项目，这个是把国内的业务开始大幅向国外拓展的时候，遇到的挑战挫折就比较大。”

　　这个一度是中国制造企业叩开国际大门典范的并购案，只辉煌了18个月。汤姆逊和阿尔卡特两家企业的巨大的亏空，把李东生和TCL瞬间拖入了谷底。到2006年，TCL欧洲多媒体业务的亏损额已经接近26亿元人民币。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但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被这种压力压垮，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产业里，成功经营的企业，无一例外都是全球化的企业这说明这个产业内在的规律它的特点，是不可能依靠区域市场经营而成功的，所以国际化这个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TCL在欧洲严重“水土不服”，但李东生并没有放弃。他开始对TCL的国际业务动起了大手术。2007年上半年，TCL完成了对亏损的欧洲业务的清算工作。整体运营亏损同比大幅减少了69%。与此同时，TCL开始启动欧洲新业务，以订单生产的方式，减少库存和渠道成本。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演讲同期）：“我们必须要超越自我，超越过往的成功，以自我净化的心态，以重生的决心历练自己，赢得未来。能力的机会，中国有句古话，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所以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在市场经济这种大的环境下，考验一个企业的能力，考验一个人的能力，往往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2007年TCL发布的中期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4509.3万元，每股收益0.0174元。虽然每股只有1分多钱的赢利，但这毕竟是扭亏，巨大的转变让很多投资者都重新燃起了对TCL的希望。

　　一个关于鹰的故事 ：

　　鹰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巢，并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

　　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它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

　　鹰会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鲜血一滴滴洒落。

　　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

　　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

　　三十年的磨砺过后，李东生和刘家四兄弟都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但他们心中的梦想还是那样的清晰和强烈，为了梦想他们依然在前行。

　　而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他们，对于金钱的看法，对于人生价值的判断，以及对于荣誉和失败的理解，也是如此不同。我想，还是留给您慢慢回味。好，我们下期《生于1977》再见。

　　本期主编：李洋

　　编导：厉成功、付丹、周琰、李曼为

　　《中国财经报道》播出时间：

　　首播：周一22：08

　　重播：周二15：22

　　周日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