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猪令背后，东莞污染之困

在长州，猪场老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猪棚被巨大的机器拆除。 本版摄影 梁清

无处容身 的猪被赶到村边。

　　禁猪令背后，东莞污染之困

　　2008是最后一年，从2009年1月1日起，东莞最后的一批猪场就要被彻底扫地出门。偌大东莞为何竟容不下一头猪？东莞市政府称，禁猪的首要原因是东莞环境容量日趋窘迫，不堪承受养猪业的污染之重。然而不难理解，“禁猪令”的深层次原因还有GDP的追求。东莞不是畜牧业的东莞，它早已是制造业的东莞。这里绵延不绝的工业厂房，一点点地蚕食农田、鱼塘、猪场，源源不断地把“Made in China”的产品以令人惊叹的廉价运往整个世界，在创造着每年几千亿元的GDP的同时，也扔下不计其数未经处理的污染物。

面对国家和广东省下达的“十一五”环保硬指标，东莞将治污的手术刀指向了日薄西山的养猪业。在这篇报道里，本报记者试图理解在GDP和治污之间，一个城市的取舍之术。

　　见习记者 华璐 东莞报道

　　东莞禁猪令

　　2007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32次东莞市党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东莞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仍进行生猪养殖活动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直至猪场彻底消失。

　　这是近年来第三次，也是最坚决的一次“禁猪令”。在此之前，东莞曾进行过两次养猪场大转移行动。

　　2002年，吹响“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号角的东莞，个体猪场大规模外迁，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从未有过。2005年，开始第二次大转移——多数国营或股份制的养猪场也和2002年的个体猪农一样外迁。猪场外迁的目的地主要是惠州、博罗、韶关、河源等地。到2006年，东莞养猪场外迁占到90%左右。

　　“只剩90天！”2008年的元旦，东莞猪农常大安掰着指头算着最后的日子。90天之后的3月30日，是政府为猪场清拆定下的“死”期限。这个没有名字的猪场，他陪伴着它快有10年了。

　　常大安的猪场坐落在一块被唤作“长洲”的椭圆形腹地上。此处阡陌交通，家猪、鸡鸭、波尔多羊和平共处，黄狗是忠实的看护。田里种着菜心、空心菜，偶有几株甘蔗，走近一点甚至能闻到水芹的湿气。猪农们说，这里曾经是东莞最大的家猪养殖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长洲”所代表的地域范围以惊人的速度一圈圈缩小。而每失去一圈土地，就意味着更多猪农放弃了猪场和鱼塘，即便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不情愿的。

　　一辆接一辆泥头车从田间小道勉强通过，开往长洲外延的建筑工地。扬起的尘土遮挡了前方两米的视线，几乎让人窒息。东江、道窖河将平原包围，里面滞留的是黑臭的淤泥。河岸边，两架鲜黄色的巨型挖土机在龇牙咧嘴地工作。燃烧塑胶产生的黑烟直冲天际，烟雾中，是四周变了形的厂房、别墅和影影绰绰的南阁大桥。

　　在经历2007年底的强制清拆后，道滘镇南丫村长洲仅余的12家猪场在城市的包围下苟延残喘，等待着被东莞扫地出门的命运。

　　禁猪令

　　“举例来说，买只80斤的猪婆(母猪)，加上运费花了我1350元。买回来之后要养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再花接近一个月时间配种，怀孕是114天。生下猪崽要养到220斤至270斤之间才能拿去买，这又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

　　常大安52岁，是南丫村的老养猪户，黑实，说话中气十足。凭着近10年的养猪经验，一头猪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他闭着眼睛也能流利地背出来。

　　但现在，夕阳将这位身高1.8米的男子黑红的方脸染成蜜糖色，却掩不住他苦涩的表情。他手里紧紧地攒着一张通告，标题是“清拆通知”。

　　“3月30日要全部清掉，怎么清？要来就来，弄个机器挖个洞把500头猪活埋算了。”他赌气似地说。

　　2007年12月4日，东莞市清理畜禽养殖业污染工作会议上发出了“禁猪令”——东莞将分四步停止养猪业发展：从现在起到12月15日，对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核查，实行统一管理；今年年底前对所有非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彻底清理；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停止所有生猪养殖活动。

　　这并不是东莞第一道“禁猪令”。2005年，随着东莞“五年见新城”的城市化进程向纵深推进，东莞整治包括养殖业在内的“四清理”开始了。历时一年的“四清理”，共清理养猪场14673个、生猪199.2万头。

　　东莞市环保局局长袁绍东对媒体表示，本次禁猪是2005年“四清理”的延续。区别在于，2005年暂缓保留了部分养猪场，而此次是彻底的“清理干净”。

　　常大安对2005年的“四清理”记忆犹新。“当时镇上大约有三十多家(养猪户)，但只清掉了两家，因为他们靠近高速公路，影响形象。”当时在摩托车上看着推土机将别人的猪场夷为平地，常大安此时只觉得新奇，没想到同样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紧急会议

　　常大安几乎是对着电话吼：“吴仔，还不过来？就差你了。”2007年12月10日，在常大安猪场的池塘前，坐着三户猪农：陈可伟、表兄弟林良和林诚。他们都以绰号来区别彼此的猪场，比如高佬安猪场(常大安)。

　　虽然他们的猪场都在长洲，但这样的聚会极为难得。“养猪的很忌讳互相串门，因为有可能把自己猪场的病毒带到别人那里。”常大安说。

　　这次的聚会为禁猪令而举行。2007年12月8日下午，村里召开了大会，管理区书记传达了市里禁猪的通知。“又是一次‘四清理’？”虽然2005年的“四清理”没有波及到南丫村的养猪户，但那年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由于大量猪场的关闭，被迫低价出售的猪肉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价格。“那年鲜肉批发价只有3.4元-3.5元/斤，简直是血本无归。好不容易这两年猪肉价格涨起来了，又要赶我们走。”常大安说。

　　“说是会按05年的标准给我们赔偿，可谁知道会不会像上次一样拿不出钱而不了了之。”林氏兄弟听说，前年没清他们的猪场是因为村里拿不出那么大笔的赔偿金。

　　绰号“吴仔”的吴家财42岁，说话直来直往。“不清我们今年也做不下去啦，工仔月初听到要禁猪都跑光了。猪肉的价格现在也在降，很多家都在清猪。以前最少一头猪要养到220斤才拿出来卖，现在我180斤都卖了。”

　　“不让养猪了，还能转行做什么？老啦。”满头白发的陈可伟有2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他说，现在的本地养猪户年龄大多在40岁到55岁之间，猪场是家里经济的唯一来源。

　　下午三点，猪农们带着没有解决问题的无奈各自散去，准备为猪洗一天里的第二次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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