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执政八年俄罗斯中兴在望 经济发展民主倒退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

　　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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