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老兵杨金远—— 一部小说吹响“集结号” 徐纲要 王进平 陈吉
冯小刚与杨金远在一起。
杨金远入伍时的照片
“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由冯小刚导演的贺岁大片《集结号》一经公演,立即获得观众如潮好评。电影原著《官司》的作者——退伍水兵、福建莆田市《侨乡时报》总编杨金远,也因此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高中毕业后,杨金远走入军营,在东海舰队上海基地某护卫舰大队当上了一名水兵。回首自己的从军路,杨金远常常感叹说:“是6年的水兵生涯,给了我军旅生活的沉淀,成就了我有关军事题材的创作。我和《官司》、《集结号》的缘分,也来自于骨子里的那分军旅情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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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远说,《官司》这部小说的写作很偶然,更多的是源于自己对一个事件的敏感。那是6年前的一天,杨金远正与家人看电视,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百姓故事》引起了他的注意。片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兵的战友在解放战争的一场战役中全部阵亡,只有他负伤活了下来。长久以来,这位老兵一直在四处寻找战友的遗骸,以此证明他们不是失踪人员而是烈士。为了缅怀战友,这位老人把家搬到了军营附近,每当集合的军号吹响,他总是出现在军营门口。“虽然电视节目讲述这个故事只用了两分钟时间,但军号、老兵,这两个意象顿时就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当时就想,可以就此写一篇小说,就写战争和承诺、信用!”杨金远深深地为炮火硝烟中结下的战友情而感动,创作灵感奔涌而出。
于是,杨金远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成了小说《官司》。为掩护大部队转移,性格执着的“一根筋”连长老谷奉命打一场阻击战,并和团长约好,以午夜时分的集结号作为撤退的号令,但是,老谷和全连兄弟从白天杀到午夜,又从午夜杀到天亮,在生命的厮杀中苦苦等待,直到全连人员陆续阵亡只剩下老谷一人负伤幸存,也没听见集结号吹响。到底是团长忘了让司号员吹号了,还是部队把全连丢下不管了?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老谷。与所属部队失散之后,老谷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寻找团长,要“讨个说法”,却得知团长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小说首先刊登在2002年4月号的《福建文学》上,后又被6月号的《小说月报》转载。再后来,著名演员张国立慧眼发现了《官司》,推荐给了著名导演冯小刚,电影《集结号》有了故事模版。
从小,杨金远就常常听到家里人给他讲“革命片段”。“经过一个地方,父母就会告诉我,几十年前他们就是在这里冒险穿过封锁线,才活下来的。打仗那会儿,或大或小的危险时常会到来。在敌我之间的明枪暗战中,生死常常就在一刹那。”福建是革命老区,在战争年代,“失踪”的士兵并不鲜见。兵荒马乱之中,部队常常会减员,也常常会临时增员,带领部队的人往往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昨天部队里有多少人,今天又有多少人,事后就更难弄清一些人是怎么少了的。因此,在战后统计里,“无名烈士”的数量远远超过有名有姓的烈士。据解放之初民政部的抚恤统计,革命战争中有名可考的烈士超过100万人,而无名烈士至少是这个数字的数倍。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一些事情往往会被忽略甚至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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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事,杨金远渐渐地产生了“将其反映出来”的责任感。1991年,已经从部队回到莆田工作的杨金远开始接手一项拍摄革命题材专题片的任务。那段时间,他走遍了莆田的革命老区,天天身处于过往细节的包围之中。“人们很难完整地回忆一些事情,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专题片想要的东西,过去的历史虽然宏大,但是当局之人体会到的都是一些细节,他告诉你的,都是一些个人的感受”,杨金远说,“后来,我想可能用小说的形式书写这段历史更合适。”仔细品味杨金远的战争小说,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是其创作的“中心思想”,战争反而变得模糊起来,成为人物命运的背景,因为在他看来,小说关注的是人和人的思想灵魂。
对于自己的小说《官司》能够被冯小刚看中,拍成如此反响强烈的大片,杨金远有着自己的理解:“以往的军事题材影视片,如《英雄儿女》、《南征北战》等等,都是突出军人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如今的这类片子开始向描写人物内心的方向转变,比如《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而《官司》自始至终都是在讲小人物的命运,我探讨的是人的本性问题,从人的本性来回眸战争。可能是这点吸引了冯导吧。”
此次与冯小刚的合作,并不是杨金远的第一次“触电”。在《官司》以前,他还写过《命里带刀的女人》、《不是处女别嫁我》、《大杂院》、《义务兵》等多部作品,其中,《大杂院》、《义务兵》都曾被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如今,《集结号》的号音未落,杨金远的另外一部军事题材小说《突围》也横空出世,著名导演黄健中亲自为该书出版作序,并正着手准备将其拍摄成30集电视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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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业干部王艾甫—— 十余年义举成就“谷子地” 杨广雨 刘志强 本报特约通讯员 郭冬旭
王艾甫与他收藏的84份阵亡通知书
2007年12月19日,《集结号》在上海隆重举行首映式,该片主要演员亲临现场与观众一起互动话“寻亲”。活动过程中,导演冯小刚向大家介绍了一位特邀嘉宾,他就是影片主角谷子地的生活原型——转业军人、山西省检察院退休检察官王艾甫老人。
12年来,就是这位老人为了让烈士魂归故里,不倦地奔走,将几十份烈士阵亡通知书送达烈士家,吹响了不同寻常的“集结号”。冯小刚对谷子地的扮演者张涵予说:“你见到的王艾甫先生就是"谷子地"的生活原型啊!”张涵予与王艾甫紧紧拥抱,感慨自己终于和真实的“谷子地”相逢了。其实,对于很多上海观众来说,王艾甫老人并不陌生,他曾当选上海2006年度“真情人物”,还是央视2006“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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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6月,《集结号》的前期拍摄已经结束,主创人员决定给电影配一部纪录片。灵感来自于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这部战争片就配有两部纪录片,一部叫《和平的代价》,另一部叫《直击战争》。前者讲述二战背景和老兵回忆;后者通过一个战地摄影师,从第三者的视角走进战场。这些纪录片很好地为影片中的虚构故事找到了现实的参照,为主人公找到了真实的生活原型。
为《集结号》拍摄纪录片的任务,落在了央视著名的纪录片导演祁少华身上。祁少华找了一些从淮海战场上幸存的老兵,可却始终没有发现像老谷那样“认真了一辈子”的人。直到他遇到王艾甫。祁少华认为,电影里谷子地等待集结的号音,与现实中王艾甫投递阵亡通知书一样,都是他们一辈子认真做的一件事,是他们一生难以放弃的责任。就这样,王艾甫成了《集结号》的纪录片《牺牲》的主角。
王艾甫不知道有《集结号》这部电影,更不知道斯皮尔伯格镜头下的《拯救大兵瑞恩》,他眼里就是那些阵亡通知书、那些英雄和那场战争。1981年,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山西的王艾甫,去祁县看望在援越抗美战场上牺牲战友的家人。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当地民政部门,竟然找不到关于这位二等功臣的登记资料。在自己眼皮底下牺牲的战友,却一直是“无名英雄”,这件事对王艾甫触动很大。此后的20多年里,王艾甫从收藏有关历史纪念馆、纪念碑和烈士陵园的照片开始,一件一件收集能记录战争岁月的文献和实物。1996年春天,王艾甫像往常一样来到太原市南宫旧货市场转悠,看见一个旧货贩子从麻袋中倒出了很大一堆旧书和纸片。王艾甫上前一翻,4本《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赫然出现在眼前,另外还有一些散页,仔细一看,里面还有一叠“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从装订的方式、纸张的质地和文字的用法,王艾甫感觉这些通知书可能是真的。他找朋友凑了3000元,把这一麻袋纸张全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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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一研究,王艾甫发现,这4本登记册记载了解放太原战役中866名阵亡将士的基本情况,而阵亡通知书有84份,籍贯主要分布在四川、湖北、湖南、山西等省,最远的一个是香港,另外还有26人籍贯不详,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年龄在20岁左右。为了辨别这些登记册的真伪,王艾甫找到有关专家求证。山西省军区党史研究室主任高荣贵仔细对照有关史料后确认:登记册上记录的确实是当年解放太原战役时一些阵亡将士名单,可能因为部队经常转移,不慎流落民间。曾参加过太原战役的原14军副军长王立岗说,这本册子上的名单与当时19兵团和20兵团的情况是一致的,印章也确是当时的印章。
从此,王艾甫走上了他历时12年、行走30万公里的为烈士“寻亲”之路。他先是走访了太原市的5个烈士陵园,查找了4000多名在解放太原战役中阵亡的将士的资料,整理了10万字的有关84名烈士的名字、部队、籍贯、职务、墓地等资料。接着,他变卖了自己多年的藏品,抵押了自己的房屋,先后跑了山西、河北、四川、湖北等10几个省、市、自治区,并按“阵亡通知书”上的地址给每位烈士亲属写信,给当地民政、公安部门打电话,都没有回音。就在王艾甫无望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2005年7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他在太原举办了“日本侵晋罪行实录图片展”,借着媒体采访,他介绍了自己收藏的84份“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并表达了寻找这些烈士家属的强烈愿望。一位来自武汉的记者将11个湖北籍烈士的阵亡通知书抄了下来,带回湖北。消息发出后,在当地掀起了为烈士寻亲的热潮,172名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利用寒假找到5位烈士的亲人。听到这一消息后,王艾甫带着“通知书”到湖北和烈士的家人核实。在媒体的帮助下,内蒙古、河北、贵州等地也传来烈士亲人的线索,29位烈士的亲属先后被找到。如今,70岁的王艾甫老人仍不知疲倦地在寻亲的路上奔波着。他总说:“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会全力以赴去寻找。能够为84个烈士全部找到"家",是我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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